【施政報告．博評】穩中求變已見底　 特權在前行人止步

很多香港人均記得，梁振英當年曾高調講最低工資、探劏房居民，責唐英年扶貧不力，借此獲取高民望，絕地反擊。
但四年半過去，梁振英社會改革的模式已「見底」，所謂「穩中求變」，就是在不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前提下，動用政府庫房做一些小修小補。
「改善民生」不是要履行什麼公義社會的願景，只是為了增加管治認受性的政治手段。若然政策的改變超越了財團可接受的範圍，就是破壞「社會和諧」，必須「行人止步」。

在施政報告中，打工仔最關切的標準工時，只是寥寥數筆，輕輕帶過。梁振英的用詞已改用「工時政策」，因為合約工時也可算是工時政策，但他的政綱明明是說「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按常理，如果不同意立法，又怎會去推動立法工作呢？梁振英不論如何花言巧語，也難逃「走數」的公論。

花言巧語　難逃「走數」公論

標準工時委員會尚未成立之前，七大商會已高調聯合反對標準工時立法，梁振英很明顯是屈服於商界壓力，因此一直拒絕為委員會訂立明確的立法方針，任由勞資雙方在委員會內鬥過你死我活。

其實，自2011年最低工資立法以後，曾蔭權已承諾開始研究標準工時，並委託勞工處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去做研究，結果在他離任前出版了厚厚的一份報告；梁振英上場後一切又推倒重來，設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又再諮詢再研究，原本任期三年，到頭來已延至接近四年，兜兜轉轉，在梁振英離任前，連一句「同意立法標準工時」也沒有交低。

取消強積金對沖「劫貧濟富」

施政報告較為具體的措施，便是政府終於拋出了強積金取消對沖的方案。但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同樣令人感覺「買商界怕」，不惜向本已弱勢的勞工開刀，藉此撫平商界不滿。香港的勞工法例已經十分落後，在不少國家視作基本的權利，例如不公平解僱法及集體談判權等，在香港通通欠奉；現在還要拿少得可憐的勞工補償來開刀，試問公義何在？

更何況，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是僱員面對裁員和無理解僱的唯一補償，我認識很多儲蓄不多的基層工人，就是靠這筆錢渡過失業及轉業的人生低谷，一家大細才不致手停口停。政府作出此建議時，明顯沒有考慮工人的經濟需要，卻反而願意豪花每年逾90億元設立基金，在10年過渡期內補貼老板用公帑解僱員工，這不是赤裸裸的「劫貧濟富」嗎？

商界時常提出一種講法，當年通過強積金條例，因為附帶對沖條款，他們才肯接受；現在政府出爾反爾，所以商家便成了受害者。強積金條例草案是在1995年7月於立法局通過的，翻查當年的投票紀錄，投贊成票的議員全部是功能組別及工商界議員，而直選議員幾乎清一色投了反對票但不敵不民主政制。過去16年來商界已經「攞盡」對沖機制的著數，沖走了僱員合計超過300億元，現在竟然反過來指自己被「賣豬仔」，完全反映了商界把「政治免費午餐」視作理想當然的自私心態。

當政府不願解決核心的社會矛盾，當權者便自然想將意識型態右傾化，以圖合理化政府的不作為。在這個理解下，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一開首引用美國右翼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及「卡托研究所」（後者更主張廢除最低工資）的數據，誇誇其談香港的經濟自由第一，絕非偶然。

梁振英在離任前不足半年，銳意將觸動工商界神經的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及取消對沖蓋棺定論，無非是向商界大派定心丸，釋除他們支持其欽點繼任人林鄭做特首的疑慮，亦為林鄭掃除上場後市民繼續「追數」的社會障礙。因此，民間社會應該作好準備，如今施政報告向商界傾斜的政策，隨時延續至下任政府，未來我們還要與官商勾結長遠作戰。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