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對談.下|落地生根 我也是「香港人」

撰文: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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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邀請「香港新方向」創始人及執委劉暢、會計及金融服務業召集人溫凡、教育專業召集人燕妮進行對談,討論如何實現從香港社會的「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身份轉變。
劉暢談到,初來香港時也曾因身處異鄉而嘗盡漂泊無依之感,在與港人的相處中找到溫暖,從而對港有了家的感覺。燕妮回憶起學生時代老師同學的善意,沖淡了她初來乍到的不適與彷徨。溫凡則說:「我來到這裡,就是這裡的人。」
此為「漂在香港」系列報道四之四

承接上文:港漂對談.上|初來乍到 也曾是不安的「旁觀者」

香港01:你們都提到在適應過程中體會到的艱難。具體到生活層面,面臨了哪些問題呢?

燕妮:在讀書的時候,我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規劃,因此畢業後很迷惘,甚至不知道大學裏學的東西有什麼用。學金融、讀商科的同學因為專業性較強,很清晰自己未來的職業路向,畢業後就比較容易找到工作。

但對文科生來講,我們學習的主要是一些思考層面的東西,這在職業層面能夠起到什麼作用?我們心裏都不清楚。因此,怎麼在香港發展,成為我面對的非常具體的問題。

溫凡:香港就是這樣的經濟結構,大部份工作崗位都集中在四大行業—金融服務業、旅遊業、貿易及物流業與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但這是否代表只有學這些專業的人才能進來?我認為門檻沒有那麼高,因為行業對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香港就是這樣的經濟結構,大部份工作崗位都集中在四大行業—金融服務業、旅遊業、貿易及物流業與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燕妮:我同意溫先生的觀點—專業會否限制畢業生選擇職業的方向呢?其實我後來的職業發展也是從自身的經歷而來。我認為,學校教育對於學生的就業和職業規劃方面是不足夠的。有鑑於我自身的經驗,職業培訓顯得非常重要,因此,我從事了職業培訓行業。

劉暢:找工作其實不僅是「港漂」面對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社會在面臨的難題—這背後反映了香港產業單一,這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一部份。目前很多創業公司—包括我自己,都在思考怎麼把產業的蛋糕做大。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及整個行業去配合、去思考出路,絕非「港漂」或者香港的年輕人自己能夠解決的。

現在香港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儘管就業率本身很高,但年齡層愈低,失業率愈高,也就是愈是年輕愈難在社會上找到工作,許多年輕人面臨失業和貧窮問題。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卻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給年輕血液。

劉暢直言,有了小朋友,更關注香港的醫療、教育問題,要規劃孩子去那裏讀書、為什麼去這間學校,要花多少錢、給多少學費。(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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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所以我們看到,「港漂」和香港本地青年其實都在面臨香港深層次矛盾引發的種種問題。

劉暢:沒錯,不僅是青年就業方面。有了小朋友,更關注香港的醫療、教育問題,要規劃孩子去那裏讀書、為什麼去這間學校,要花多少錢、給多少學費。人生軌迹發生變化就會接觸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也會面臨社會存在的問題。比如我會發現,香港很少全日制的託兒機構,一個地區只有一百多個全日制託兒的名額。其次是幼稚園,理論上幼稚園是為了「解放」父母,因此應該是全日制,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但香港的全日制幼稚園數量嚴重不足。

接下來從小學教育開始,有私立、公立之分。如果你要去公立學校,還存在一個所謂的「細緻的問題」。比如學校這學期有100個名額給小一學生抽籤,如果孩子有親朋好友在這間學校讀書、工作、甚至是董事,那麼他可以直接去讀書。假如100個名額裏有60多個孩子靠世襲入讀,實際抽籤的只有30個。這是不是不公平的地方?

這就很矛盾:香港政府一直鼓勵生育,但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父母都要上班,那怎麼辦?只能去請傭人—這對家庭來說也是經濟壓力,那麼生育的慾望自然會下降。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會遇到不同問題,遇到問題才會去關注各種議題,才會意識到這個社會有時候無法提供應有的幫助。大到子女的教育、稅務、醫療等問題,小到我們家後山有猴子跑下來偷吃垃圾等,我們都會去想辦法解決。這其實就是我們關心社會、和社會互動的一個過程。

換句話說,你要落地的生活,才能意識到有什麼樣的問題,才會希望它變得更好。有了這種願望,你就會成為這裏的一份子。

改變肯定有,首先是少了很多「黃」的朋友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社會運動)這件事 為我們提供了政治上覺醒的機會 我們對國家、香港的政治出路等 問題的關注度會提高
溫凡

香港01: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很多「港漂」來說,是人生選擇上的一個轉折點。對大家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溫凡:改變肯定有,首先是少了很多「黃」的朋友。但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件事為我們提供了政治上覺醒的機會。以前可能大家不太會思考這些問題,但在這件事之後,我們對國家、香港的政治出路等問題的關注度會提高。

當時中環有一個人去買外賣的時候被打,這個人是我的朋友。發生這樣的事,我就會思考為什麼?香港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嗎?為什麼這些矛盾會積累到現在的地步?我們該怎麼做?所以我會更想了解社會為什麼變成這樣?有沒有辦法解決?了解得愈多,就愈想做點什麼,因此產生了對這個地方的責任感。

燕妮: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無論香港還是內地,彼此之間的誤解非常深,才造成這麼大的衝突,當時覺得很心痛。所以我會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兩邊了解對方真實的一面?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比如闡述更多中立的意見、彌合雙方的矛盾等。最初只是一些思考,後來漸漸落實到行動。

對於我們來說,可能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是認識到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責任。2019年對「港漂」來說,部份人會感受到撕裂帶來的衝擊,感受到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許他們會選擇回去,但留下來的人會意識到,這可能是我們需要作出改變的時候。

2019年6月16日,超過200萬人參加反修例黑衣遊行,促請政府停止修例。(資料圖片)

劉暢:就好像《香港01》的口號「是時候改變了」。不管你的政治立場如何,任何人都會有一種強烈的無力感:這個社會發生的事情已經超出了你的理解,使你感到不安、迷惘。然後,你就會坐下來思考:為什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已經到了這麼激烈的程度?對此,我能做些什麼?

我們心中的香港還是那個多元、包容、尊重法治的社會,這是我們喜歡香港的原因。只不過現在這裏出現了問題,那麼我們就應該思考如何去解決。我認為,無論是什麼陣營,都應該在解決問題時達成共識,比如教育、醫療、房屋、養老、青年,這些問題是不分陣營的。大家應該撇開對立的焦點,坐下來討論香港未來到底要怎麼做、這些問題怎麼解決。

其實這也是「香港新方向」成立的初衷,我們想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讓大家看到有人願意腳踏實地做事,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

溫凡:如果人總是讓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去生活,就無法對這個地方產生家的感覺。我認為要轉換一下心態,只要你來了香港,你就是香港人,就是這個社會的持份者。作為持份者,你有表達的權利,有發聲的權利—當然,表達需建立在理性認識和討論的基礎上,在大的社會議題或小的民生建設上闡述你的觀點。

燕妮認為,對於「港漂」而言,住房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也是全香港市民都在承受的。(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香港01:作為「港漂」,其實各位最了解「港漂」的需要。在你們看來,哪些事是政府力所能及、能夠留住「港漂」人才的事呢?

劉暢:其一,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制定一套人才政策—不僅僅是對「港漂」,而是面向全球的人才。對人才到底採取怎樣的態度,政府應該有清晰的指引。比如,要把握高新技術人才,政府就應該促進這方面的產業發展、提供支援。其二,政府對產業政策也應該有清晰的論述。也即是說,發展產業並非僅僅為了留住某些人才,而是對香港經濟體未來的發展有一個整全的規劃,這樣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專才。

燕妮:我們看到內地許多城市的人才政策都會考慮到居住問題,提供青年公寓、廉租房之類的居所。對於「港漂」而言,住房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也是全香港市民都在承受的。如果能在住房問題上提供一些幫助,我認為對於「港漂」來說,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存狀態上,都能緩解很大的壓力。

溫凡:香港的政策制定者在考慮香港的公共政策的時候,需要把「港漂」的需求考慮進去—比如我們寫文章提到的探親簽證等問題。「港漂」群體已經達到幾十萬人,只有把這些人的需求放到政府制定政策的框架中去,才能讓他們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

系列文章:

港漂.一|說走就走的港漂 留不下的香港

港漂.二|缺長遠規劃 香港淪為「人才」中轉站

上文刊登於第26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15日)《與港漂對話:我也是香港人》。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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