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在光明與黑暗之間踽踽前行的記者
「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發布的世界新聞自由度報告中，日本比去年的排名再度下降一位，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第67位。究其原因，報告指出在民族主義右翼思潮影響下，日本民眾對記者的信任度不高，批判政府的記者經常在社交媒體遭受無端攻擊，媒體也常自我審查；這些情況在新首相上任後也未能有效改善——「在社會習俗與經濟利益的阻撓下，記者無法充分承擔作為權力監督機構的職責」。
不過，相比起荷里活近年的《焦點追擊》（Spotlight）、《戰雲密報》（The Post）、《追擊黑水真相》（Dark Waters）、《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等作品，日本影視中關於媒體如何監督強權、批判政府的故事較為少見，更多是圍繞媒體的倫理問題大做文章。
2019上映的電影《新聞記者》算是一個例外。這部作品改編自中日新聞社著名記者望月衣塑子的小說，情節涉及多宗新聞事件都是望月的親身經歷，影射了日本政壇諸多醜聞。在影片開頭的一起性侵案中，網絡輿論一擁而上對受害人百般羞辱，為受害人發聲的女記者吉岡也遭受攻擊——這個情節反映的正是伊藤詩織控告山口敬之的「黑箱」性侵案。
隨着故事的進展，我們得知這些網絡輿論實際上受到政府內閣情報調研室的操控。故事主線則是吉岡追蹤調查政府推動設立的一所新大學，這顯然影射2017年安倍內閣的森友學園與加計學園弊案，當時望月本人也曾在政府的虛與委蛇之下窮追猛打，推進重啟調查。影片尖銳的政治批判令人警醒，其中政府對媒體的打壓與利用也在現實中有迹可循。
記者這個職業並不會自動帶來光環。早在黑澤明1950年的作品《醜聞》中，就有製造虛假新聞的狗仔記者形象。2016年上映的《型人狗仔隊》，福山雅治扮演的主角是一個渾噩度日、以偷拍明星私生活為主業的狗仔，只是在故事中陰差陽錯地喚醒新聞理想，最後為揭露犯罪者而捨身取義。其實這齣電影談不上批判性，也並未深入討論媒體的社會職責。
白石和彌在2013年執導的《兇惡》，山田孝之扮演的記者藤井修一獨力調查並揭露了連環殺人案背後的主謀。影片最後卻對英雄般的主角展開拷問：為何記者會對殺人案的調查如此着迷？這究竟是正義感，還是對自己生活困境的逃避與否定？
更能體現新聞媒體複雜性的，則是2015年改編自橫山秀夫小說的《昭和六十四年》：主角三上義信是警方的「廣報官」，也就是天天與記者打交道的新聞發言人；從他的角度出發，觀眾當然會覺得打探保密信息的記者太沒底線，為了獨家新聞不顧人命。
「特定秘密保護法」注釋：
日本為保護與國家外交及安全保障有關的機密情報，2013年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官方表示在日益嚴峻的國際形勢下，須防止有關日本安保的情報，特別是秘密情報的洩露，以確保國家和國民的安全。
然而，若從記者的角度出發，當警方不肯公布嫌疑人真實身份，可能是因為該嫌疑人是達官顯貴；為了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不斷追問這些不受歡迎的問題恰恰是媒體職責所在。究竟誰才有權力判斷什麼是秘密、什麼該報道？這個矛盾也點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對新聞自由的傷害。
日本的新聞自由不斷倒退之時，「無國界記者」也警告全世界，許多國家政府正將新冠疫情當成打壓新聞自由的藉口。遊走在光明與黑暗之間的記者，未必是永遠的正義使者，但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和一個好故事裏，都不應該失去他們的身影……（節錄）
上文刊登於第27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8日）《在光明與黑暗之間踽踽前行的記者》。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