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港通關的關鍵：善用「一國」之利打破「兩制」分野
香港已經連續一個多月本地個案「清零」，但無論是港澳還是陸港方面的通關，似乎仍然無期。香港市民普遍期望，當香港「清零」一定日數，就可先與早就和內地暢通無阻的澳門通關，再以此為試點，實現與內地的雙向免隔離入境安排；然而，正當特首林鄭月娥仍然等待中央給予正面指引，澳門當局日前突然「轉口風」，表明國家衛健委暫時不允許當地放鬆通關措施，顯然令港澳乃至陸港通關出現變數。港府實在不得不全面檢視，到底妨礙陸港通關的根本問題在哪裏——是否向來只看到「兩制」的分野，而不懂得利用「一國」的便利？
疫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更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考卷。但向來自以為比澳門更加優秀的香港，卻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疫情和2019年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這兩場考試當中，都考得比澳門差得多。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同樣都是處於邊境的「特別行政區」，澳門早就恢復粵澳通關，容許當地居民和內地遊客持有7天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出入兩地時免除隔離，但香港與澳門及內地的通關安排卻從去年「封關」以來都是「只聞樓梯響」。
有人會說，儘管都是「特別行政區」，但在城市體量、對外貿易和遊客往來等方面來看，香港遠比澳門複雜、發達和龐大得多，所以疫情自然難以管控。這些固然都是不能忽略的客觀因素，但「通關」與否除了視乎城市的防疫程度，另一關鍵就是當地政府有否與內地有關當局的有效對接和溝通，因為從就學、工作、商貿、旅遊到生活，兩地交往本就相當頻密，而「通關」所涉及的口岸管制、人流管理和檢疫措施，必須得到雙方的理解和認同，才能產生雙邊保障——觀乎香港與澳門的「通關」歷程，不難看到澳門正是懂得善用「一國」之利打破「兩制」分野，成功與內地當局緊密聯繫、互相配合，所以早日得已恢復人員來往。
澳門早與珠海緊密通聯
時間倒流至去年1月22日，香港和澳門分別確診首宗新冠肺炎個案。其實早在病例出現之前，澳門特首賀一誠已經邀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高級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於當天到訪澳門給予防控指導意見；鍾南山當時建議，由於澳門人口高度集中，博彩企業酒店眾多，新春期間或有不少旅客訪澳，所以必須加強與廣東省協作，嚴防輸入超級傳播者，共同防控疫情擴散。事後，賀一誠持續與鍾南山保持聯絡，隨時因應疫情調整措施；翌日，賀一誠亦旋即與珠海召開聯防會議，雙方決定加強防疫措施，共同禁止發燒人士出入境。
反觀香港，疫情出現苗頭之時，特首林鄭月娥正好身處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連統籌政府各部門的防疫會議都未能召開，遑論要像澳門那樣，邀請國家級專家組親臨指導，甚至與廣東省政府緊密協作。結果，擁有13個出入境口岸、其中8個只連接內地、另有4個連接內地和澳門的香港，根本未有像澳門那樣，及時啟動具有針對性的口岸及人流管理機制。
直到1月25日林鄭月娥回港後，也只是宣布暫停來往武漢的航班和高鐵，另將原有的「內地入境人士健康申報」機制由國際機場擴大至其他口岸，僅此而已。但在那時（1月26日），澳門已經再度將防疫「升級」，要求由翌日開始，來自湖北省和入澳前14天曾經到訪該省的非澳門居民，必須出示由合法醫療機構所提供的「無感染新冠病毒」醫生證明，否則將會被拒入境；至於由2019年12月1日至當天入境並且仍然身處澳門的1113名湖北省旅客，則須由澳門當局進行集中統一管理，在隔離中心隔離至簽注有效期滿或計劃行程到期送離澳門。
香港欠缺跨境管理溝通
到2月4日，為了進一步減少遊客到澳、防範社區傳播風險，澳門決定關閉所有賭場和娛樂場所至少15天。而彼時的香港，由於「反修例風波」帶來的政治躁動仍有餘溫，所以「反中」情緒和「區隔」思維在新興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的政治炒作之下仍有市場，導致「全面封鎖內地關口」呼聲甚高，但由於當局仍然欠缺口岸人流管理部署，遲遲未能在「怎樣封關」的問題上令港人清楚明白——「全面封鎖內地關口」將會導致香港全面停擺的嚴重後果，所以只能採取「局部封關」的科學做法；直到所謂「醫護罷工」期間（2月5日），當局才相當被動地要求所有內地入境人士強制檢疫14天，即以「增加出入成本」方式壓縮人流。
至3月17日，當歐美等地開始大規模爆發新冠疫情，澳門更是開始「對外封關」，禁止除內地、香港、台灣等地居民及「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持有者以外的所有非本地居民入境，而可入境的旅客、外傭及澳門居民，則須在指定地點接受14天醫學觀察。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澳門只是累計確診13宗個案。但後知後覺的香港，似乎卻仍沉醉在第一波疫情稍微放緩的「勝利」當中，完全無視海外危機；直到海外輸入個案激增、確診人數在短短6天之內由164人增加至3月23日的351人，當局才宣布禁止海外地區的非香港居民入境香港。
觀乎香港和澳門的口岸管理表現，可以說，需要與內地溝通的，港府並沒及時溝通；需要對外地嚴防的，港府也沒即時嚴防，導致往後的四波疫情，都是由海外輸入並且大爆發——也難怪總有說法傳出，內地之所以不願免除港人入境的強制檢疫，就是信不過這個對外窗口。
沙士已暴露問題但沒改善
事實上，2003年沙士疫情爆發期間，香港已經未能有效利用「一國」之利打破「兩制」分野；直到沙士過後，無論是立法會的調查報告，抑或是特區政府成立的專家委員會報告，都沒有談及應對重大事件的口岸人流管理機制。
例如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雖然指出時任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在制訂傳染病監控政策時「未有充分考慮到粵港兩地往來頻繁的跨境人流」，又提及「傳染病可透過國際旅運及中港兩地的跨境旅運傳播」，但未有提出具體建議。
至於由政府委任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所撰寫的《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也只是從醫療體制聯通的角度出發，提倡建立定期匯報數據的制度、在疾病監察上緊密協作、促進兩地醫療專業人士交流、與具疾控經驗和能力的機構和人士建立聯繫以制訂應變計劃等等，而沒有觸及口岸管理和人流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粵港澳三地的衛生部門和防疫專家事後的確每年定期召開一次「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就傳染病監測、防治和通報機制等範疇進行討論，但同樣只是從提升醫療應對機制的角度出發，並不涉及跨境人流的管控。
香港與深圳彷彿互不相連
反觀澳門，在沙士期間，無論是負責口岸管理和官員還是防疫專業的醫療人員，已經懂得利用「一國」之下地區之間緊密聯繫的優勢，以消除「兩制」之下的繁文縟節，令兩地的衛生官員和醫生直接交換最新疫情資料，及早籌謀對策。
例如已故立法會前醫學界議員勞永樂曾於沙士後撰寫《港澳抗疫的雙城故事》，提到當年廣東省衛生廳在1月23日發出專家報告後已經很快傳至澳門，並獲當局高度重視，比起3月12日才爆發疫情的香港「先知先覺」個多月，至5月10日才有首宗由珠海傳入的病例。勞永樂批評，香港「死守兩制分野，事事報請中央，結果製造許多不必要的地區屏障」，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時至今日的新冠疫情，澳門同樣反應靈敏，第一時間與毗鄰的珠海建立機動的「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在每天上午10時、下午3時和5時相互通報確診個案，以調整口岸對接安排和疫情防控措施，可謂聯手織成了一張的「橫到頭，縱到底」的溝通聯絡網，橫向上貫通了口岸人流管制和醫療轉診，縱向上建立了兩地領導層級密切聯絡。
而香港，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彷彿是兩個互不相連的世界，直到去年5月初，當第二波疫情稍微放緩而需要處理跨境學童復課問題的時候，港府才在深圳的邀請下同意研究「深港聯防聯控措施」，及後延伸至核酸檢測的認證、跨境司機和其他出入境人流的對接——實在顯得太過被動，而且畫地為牢，凡事只懂等待中央「發落」，彷彿將自己當成一座「孤島」。對於一海之隔的澳門，香港同樣如是，例如曾於疫情初發時單方面宣布關閉港澳碼頭口岸，結果引發澳門方面不滿，連賀一誠也說自己是「睇電視先知」——可見事前顯然沒有進行協商。
孤城戰略，通關何望？
在往後的抗疫戰中，港府也是將「包圍自我，全無溝通」的孤城戰略堅持到底，幾乎不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最經典的「笑話」是，特區政府一方面表示希望能夠儘快通關，但另一方面又不積極尋求在疫情管控、病例追蹤、風險標準、健康認證等等方面與內地機關的對接，結果鬧出5月中旬的「回港易」突然叫停6小時後又瞬間恢復的烏龍事件。
事緣廣州荔灣區於5月21日確診一宗源頭不明的本土病例，國家衛健委便將當地爆發疫情的龍津街錦龍匯匯鑫閣調整為「全國疫情中風險地區」，翌日香港衛生署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會將整個廣東省納入「回港易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當即煞停廣東省的「回港易」；有關決定旋即引起社會譁然，但6小時後，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代表港府再發聲明，指廣東省並未被列為「全國疫情中風險地區」，所以該省的「回港易」政策不變。
這場小風波完全暴露港府和內地的風險機制標準不一。特區政府原本的做法，是以「省份」作為風險評估的基礎，一旦省內出現確診個案，為了方便口岸人員識別，就會將整個省列入「不適用名單」；然而，由於內地的疫情管控和病例追蹤都比香港嚴格，所以國家衛健委的風險劃分標準也比香港精緻得多，可以細分至小區內的樓數、期數。事件發生後，港府不得不調整「回港易」的「熔斷機制」，不再以「省份」為最小單位，而是細分至「小區」。
談及病例追蹤，對比包括澳門在內的全國其他地區，香港也算是「鶴立雞群」，因為至今仍然未有推行要求全民應用而且能夠與內地各省市互通的「香港健康碼」，而是以一個鼓勵市民自願掃碼紀錄行蹤的「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在有需要時透過程式內的通信系統通知曾經出入高危場所的市民自行進行核酸檢測，但如果市民對此不予理會也可繼續掃碼進入其他場所。
不難預見，在本港疫苗接種比率並不算高的情況下，如果港府仍然只看到「兩制」的屏障而不積極尋求「一國」的對接，「通關」可能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