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周浩鼎——「再工業化」為何仍未行出第一步?

撰文:楊瀅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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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裝智能生產線,一間本地傳統餅家的食品廠『直程』搬廠。因為廠房所需土地雖少了,但仍需合適的基礎配套,例如排污。」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介紹,「就連他們找地方都有難度,期待政府能提供支援。」

這是一個典型,亦是一種現象。「再工業化」早於2016年首次被納入《施政報告》,五年過去,周浩鼎在走訪香港本地廠家、持份者和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時,「政府支援不足」的抱怨聲依然「不絕於耳」。

據政府統計處最新統計,本地製造業GDP佔比僅為1.1%(2019年數字),服務業佔比「穩定」九成以上。面對停滯不前的「再工業化」,周浩鼎廣泛收集意見,撰寫了《香港工業4.0-啟動再工業化建議書》(下稱《建議書》),力求打破香港固化的產業結構。

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近期發佈《香港工業4.0-啟動再工業化建議書》。(鄭子峰 /攝)

「行一步先」

《建議書》的首條政策建議,是圍繞本港製造業的生產總值(GDP)佔比設立指標。周浩鼎解釋,有指標「才能量度到官員的績效」,現時製造業佔比約1%,他並不期待製造業如其他發達經濟體般佔至兩成,「就算短期能升到3-4%,都已經『好叻』。」

事實上,這不是周浩鼎第一次公開提出相關建議,他回憶,最早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時,政府的「傳統回答」是「小心考慮」,因為「從未試過幫一個產業制定指標」。「這意思是,如果今日為製造業做指標,以後是不是要為金融業等其他行業定指標?」周面露苦笑,但他並沒放棄質詢,「最新一次,(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在立法會的回答是『保持開放態度』,已經有進步。」

周浩鼎曾多次在立法會上就「再工業化」提出質詢。(資料圖片)

圍繞「指標」,周浩鼎又提出了更為深層的觀察:「香港確實是服務業佔主導的,但好多服務業工種都與製造業有關。例如產品測試、設計、行銷等,可以被定義為『生產性服務業』。」周認為,這類服務製造業的行業,應另設GDP統計條目,「這樣能體現出製造業的GDP貢獻。」

「如果你肯改,我都好靈活。」周指出,他所建議的製造業GDP指標,若是通過改變統計方法而實現「都可以接受」,「起碼令大眾覺得你『行了一步』先」。

「Pick the Winner」

「行一步先」、「成效」、「短期」等等,是周浩鼎在訪問中反復提到的詞語。不難看出,香港「再工業化」久久不見起色,業界和市民的信心都有所下降,周浩鼎「迫切」地想回應對於「工業」的質疑。「再工業化」一般有兩條路徑——傳統工業轉型升級智能生產線和圍繞高新科技產品打造新生產線,《建議書》中針對前者落墨較多,「要短期看到成效,那一定是傳統工業升級比較簡單。」

周浩鼎以食品加工業為例解釋:「每年(GDP)有五百幾億,一半都是銷往內地,這擺明有出路的,人家對香港的食品安全有信心。」他建議,政府在新界西北覓地建立產業園,配套排污、物流等相關設備,食品加工業方能升級智能生產線,打造「香港品牌」。

周浩鼎認為,香港的食品加工業有出路,可以打造「香港品牌」,圖為本地啤酒廠家的生產線。(資料圖片)

「政府必須主動打破『心魔』。」周浩鼎口中的「心魔」,是指特區政府的「市場主導」思維。「跟政府接觸得多就知,他們整日講『we don’t pick the winner』(我們不揀贏家)。」他批評,「但是,凡是工業做得好的地方,政府的角色都不小。你看看,以色列、奧地利和新加坡,政府好主動,甚至是『夾硬來』……靠市場推動不是不可以,但問題是,你的對手都不靠市場推動,而是靠政府『落水』去『谷』。」例如新加坡的半導體產業發達,「就是因為『pick了winner』」。

破舊立新

「市場至上」有時更像是公務員「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藉口。當記者問及,政府是否缺乏「自我革新」意識,周浩鼎立即表示贊同。以他提及的「統計指標」問題為例,一直以來,工業發展和相關的經濟統計都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工業貿易署管,然而,「再工業化」則是創新及科技局領頭。「兩個部門各有各做,真是『唔掂』。」周表示,今非昔比,政府要「架構重組」去適應發展,「如果你要推動『再工業化』,甚至『用新的統計方式』。那是否應該把統計部門或者工貿署撥歸創科局?」他緊接著感歎,「商經局現時只是做些『貿易拓展』,這也重要。但創科局去領頭時,商經局是否要更積極配合?」

需要破舊立新的,不止政府內部,還有很多存在已久的陳規陋習,周浩鼎稱之為「固有框框」。「再工業化」的另一條路,便是圍繞著高新產品建立生產線,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然而,香港近年所研發的不少優質科研成果,最終都選擇在內地鄰近城市落地。

「再工業化」的另一條路,便是圍繞著高新產品建立生產線,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然而,香港近年所研發的不少優質科研成果,最終都選擇在內地鄰近城市落地。(王海圖攝)

周浩鼎道出崮中關鍵:「特區政府在資助大學時,只是要求教授做研發和『寫paper』。如果教授自己想做多些,將成果商品化都『唔得』!」他解釋,「管理層會認為,研發才是教授的本業,出去做生意是不是『搵秘撈』?」相較之下,美國大學更多鼓勵教授「下海」,若科研人員研發出新產品,可以擁有該產品的知識產權,尋覓投資,「所以才出了Elon Musk(特斯拉創始人)!」

雖然香港政府及大學管理層並不鼓勵教授做「商品化」,但深圳等內地城市卻是對這些高新科技「無任歡迎」。「深圳一方面大力吸引人才,提供獎金津貼。另一方面,又提供『一條龍』服務,將科研成果包裝得『靚靚仔仔』落地生產。最後,根本沒人記得這個產品原來是有香港參與。」周浩鼎感歎,大疆無人機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你不能怪人家,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大疆無人機在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的份額佔比超過70%,其創始人汪滔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VCG)

《建議書》指出,高新科技產品研發及工業,應是政府推動「工業4.0」以及「再工業化」的長期目標。周浩鼎雖強調了這點,但在《建議書》和訪問中並沒太多著墨,大多圍繞「傳統工業」提供建議。面對停滯已久的「再工業化」,短期目標固然可以是「行一步」,但如何令不善長期規劃的特區政府「行好每一步」,或許還需要更多討論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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