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鴻溝｜不能忽視弱勢需求 別讓基層和長者淪為「數碼難民」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席捲全球超過兩年，受阻隔措施影響，很多地方的數碼發展得以推進，例如使用流動支付以減省現金交易、以線上購物取代實體消費經驗、利用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防範疫情等等——這的確令大家生活更加方便，但如果政策不周，則可能造成難以跨越的「數碼鴻溝」。擾攘了一整年，特區政府終於規定自去年12月9日起，市民進入食肆、美容院、健身中心、戲院及主題公園等處所時，均須使用「安心出行」。然而，社會仍有大批未能使用智能手機的基層和長者，他們又該何去何從？
單靠智能手機難以跨越數碼鴻溝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從2020年11月開始，特區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鼓勵市民進出指定處所使掃碼紀錄行蹤，一旦某個地點出現確診個案，程式就會提示使用者具有感染風險，需要進行社區檢測。由於程式不具實質追蹤功能，加上政府並沒有強制市民使用，整個防疫政策可謂諸多漏洞，導致陸港之間遲遲未能通關。
直到去年12月9日，特區政府終於強制規定市民進入食肆、美容院、健身中心、戲院及主題公園等處所時，均須使用「安心出行」，霎時間引起社會譁然，其中一大爭議在於，這項措施將對大批未有使用或者不習慣智能手機的基層和長者帶來諸多不便，因為看似簡單的掃碼操作，對他們來說可能是難以掌握的全新技能，形成「數碼鴻溝」。
這些智能化服務就像一道無形的屏障，把他們直接擋在了便利快捷之門的外面。有見及此，香港賽馬會旋即宣布推行「智融易」長者數碼支援計劃，與多間社福機構及本地流動通訊網絡商，派發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機予約2萬名基層長者。姑勿論這個數量是否杯水車薪，但單靠一部智能手機的援助，可能難以跨越「數碼鴻溝」；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對此竟然毫無承擔，變相交由慈善機構「代勞」。
有工具但無技能是治標不治本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曾在《權力的轉移》書中提出「數字/數碼鴻溝」概念，即進入數碼時代後，人們在信息可觸及性上出現的明顯差距。隨著數碼技術的日新月異，不同人群對數碼技術在擁有程度、應用程度和創新能力的差異表現越來越大，進而使得原本就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問題進一步增加，加劇社會分層與階級分層。
一般而言，長者數碼鴻溝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於兩方面，最直接的是缺乏智能手機。根據政府統計處今年4月發布的資訊科技使用情況報告顯示，在2020年只有68.1%的65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換言之，逾3成長者沒有智能手機。
賽馬會的計劃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一些長者，但如果沒有政府從更大層面和力度作出支援，恐怕也是治標不治本。香港互聯網協會理事鍾宏安直指：「免費派手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決數碼鴻溝的問題，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他認為，如果「免費手機」只是作為應對「安心出行」出行措施的使用工具，「不能等同於長者真正適應科技發展，融入數碼化時代，智能手機的普及，只是讓數碼鴻溝在表面上看起來收窄，但在縱深上卻不斷加深。」
傳統服務須與科技創新並行
美國教育技術專家Mark Prensky在2001年提出「數碼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和「數碼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類，前者是指與高科技一起誕生、學習生活、長大成人者，後者則指成長於數碼時代之前，需經歷學習過程才能適應新技術環境的長者。在此基礎上，美國學者衛斯理（Wesley Fryer）在其《數碼難民與橋樑》書中進一步提出「數碼難民」（Digital refugees）概念，主要指主觀逃離或客觀上被排除在數碼世界之外的長者，與「數碼原住民」和「數字移民」一起構成數碼鴻溝所劃分的新的「三個世界」。
長者無法融入智能社會與其他世代形成的「代際鴻溝」，導致生活不便，而新冠疫情的襲來加劇了這一問題。香港城市大學今年在對長者使用智能電話狀況進行調查後發現，智能電話的長者普及率較低，導致長者在疫情期間減少和親友接觸、加劇社交孤立。
歸根究底，數碼鴻溝的背後，是長者的需求總是被無視。比如，很多智能手機的設計並不方便上了年紀的人使用。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在《數碼科技與長者的距離》文章中提到，普遍長者認為應用程式的設計和操作都不便於他們使用，期望程式能增設如字體大小變更選項、錄音或聲音轉換成文字的功能，以及提供簡化版介面等。隨著年紀增長，人們對新興事物接受度愈加困難，因此越不願意使用智能手機，數字鴻溝就不斷增大，以此往復，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對此，鍾宏安認為，需要為長者使用智能手機增加誘因，而增加「跨代共融」是解決長者數碼鴻溝的關鍵。對於很多長者來說，學習使用數碼設備並非只為了娛樂生活，和後輩溝通是更大的需求，所以讓他們盡力融入智能化的誘因，並不是「我要追趕潮流」，而是「我想和仔女多聊天。」
「數碼鴻溝是一個應該改善的問題，但對於那些嘗試過用過但不喜歡數碼化生活模式的長者亦要尊重。」鍾宏安提醒，因為操作步驟麻煩，如果沒有他人幫助，長者靠自我摸索而有效地使用設備並不容易。他又強調，在社會致力於消弭數碼鴻溝的同時，要為這部分長者預留空間，「在推進數碼技術的同時，也盡可能保留傳統方式」，畢竟，這關乎的不僅是長者的尊嚴和權益，也是社會的人性溫度和文明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