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怎樣的新特首」比「林鄭會否連任」更值得追問

香港新選制下的三場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已經完成了兩個，以結果論，基本達到了北京希冀的「愛國者治港」和絕對的安全閥，接下來僅剩的特首選舉，將於2022年3月27日舉行。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之後，關於「誰是下一屆香港特首」的討論短暫進入輿論場，但很快又冷卻了。

觸發輿論關注下任特首人選的直接誘因是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前往北京述職。立法會選舉結束的次日，林鄭即北上面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不出意外，習李二人都對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的工作給予了肯定，並談到了剛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尤其重點談到了香港接下來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一國兩制」如何行穩致遠。對於新的選舉制度，習近平表示，「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香港實際，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支撐，是一套好制度。」

述職結束後，林鄭在北京會見傳媒時也被問及是否連任的話題，林鄭給出了中規中矩的回應，「這次來北京，唯一目的是做行政長官的年度述職，沒有做其他的事情，當然也沒有想自己的未來的事情。」林鄭坦言，她擔任第五任行政長官到明年6月30日，所以在這段時間裏所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事，需要行政長官來處理的，都會由她本人處理。

「充分肯定」後，還需回答五個「能不能」

習李的表態，加上林鄭會見傳媒時的回應，構成了輿論猜測「林鄭會否連任」的最新素材。一種觀點認為，習近平並未延續一貫的說辭，直接對林鄭表示「高度的肯定和讚賞」，微妙的措辭變化意味着林鄭連任的機會渺茫。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站不住腳，因為在新華社公布的習李會見林鄭月娥的官方通稿中，明確寫了「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而且即便林鄭不連任，北京在現階段還是會對其予以「充分肯定」，就像修例風波剛剛發生之際，已經有百萬人上街的情況下，北京依然對林鄭月娥表示「充分肯定」和「支持」，背後的邏輯脈絡是一貫的。因為在北京看來，修訂《逃犯條例》的初衷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加上這一風波的發生在偶然性之外，更多的是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一方面可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會基於香港實際決定林鄭是否連任，在信奉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共看來，這並不矛盾。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林鄭任期內香港發生了修例風波這樣大的社會動盪，肆虐的黑暴不僅使得香港的形象遭遇重創，也令北京在國際上受制於人、處於被動。基於此，作為特首的林鄭月娥難辭其咎，故而很難繼續連任。

這樣的判斷很容易得出，卻也錯判了北京對於修例風波的整體性認識。因為在北京看來，修例風波雖然短期看來是一件壞事，但長遠來看卻是一件好事，作為香港繼六七暴動後半個多世紀裏爆發的最大政治危機，修例風波不僅將香港積累多年的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也倒逼着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了《港區國安法》並修改選舉制度，香港由此進入「一國兩制」的新周期。如果沒有修例風波，香港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矛盾還會繼續被繁榮和穩定掩蓋，人們依然有充分的理由對香港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別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修補國安漏洞、修改選舉制度了。

基於此，北京所言「充分肯定」也好，修例風波的發生也罷，並不構成林鄭會否連任的決定性因素。最為關鍵的問題在於，香港接下來迫切需要踏踏實實聚焦經濟民生解決深層次結構矛盾，迫切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迫切需要由亂轉治、由治及興，迫切需要保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誰才是最合適的人選？

就像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講話中所說的，管治好香港絕非易事，沒有點真本領是不行的。香港當前的形勢以及未來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管治者需要回答五個「能不能」的問題：能不能始終把握好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大方向？能不能堅守為民情懷？能不能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不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香港更好發展？

從這個層面來看，「香港需要怎樣的新特首」比「林鄭會否連任」更值得追問。

不過正如前文所說，雖然立法會選舉之後，林鄭會否連任引發了輿論短暫的關注，但很快就冷卻了下來，原因在於香港社會整體性對於誰執掌下一屆特首並無多大興趣。在與香港各界人士交流的過程中，這種「不關心」背後有兩種比較普遍的心理：一種認為不管誰當特首，都沒有多大差別，不過是北京選定的一個「傀儡」而已；一種認為枱面上那些有意參選的人一覽無遺，任誰上台也是「換湯不換藥」沒有新鮮感，除非有黑馬出現。

治港者需要「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氣魄

在修例風波這樣的政治「高燒」之後，港人的「政治冷感」並不難理解，其中既有修例風波延長線上的情緒和不甘，也有對於特區政府治理效能的不信任，還有對於中共長期以來形成的恐懼與排斥，最終解開港人心結的辦法，不是說了什麼，而是做了什麼，以及實踐之後香港能否發生切實的變化。在這樣的轉折關頭，即將到來的特首選舉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接下來香港不僅要完成內部的撥亂反正，還必然要面對百年未有大變化之下中美衝突引發的外部風險與挑戰，這樣的內外變局決定了對下一屆特首的要求，絕非隨便一個「傀儡」就可以靠得住，也絕非僅靠「忠誠」就可以擔當。

中國前外長李肇星在自己的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中，披露了自己與蘇聯解體主要當事人戈爾巴喬夫的一次偶遇。在那次偶遇中，李肇星就蘇聯解體的原因向他提問，戈爾巴喬夫面色凝重地說，自己最敬佩鄧小平，但俄羅斯沒有鄧小平。對今天的香港來說，雖然人們很難指望會出現鄧小平式的政治人物，但至少應該做到全面準確領會鄧小平對於香港的深謀遠慮，讀懂「一國兩制」這一前所未有制度設計行穩致遠的樣本意義，在帶領香港再出發的過程中能有鄧小平當年「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氣魄，並將香港問題放在更長的時間周期中來審視與觀察。如此，香港才可能真的由亂轉治、由治及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