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香港無法控制疫情？——特首無能，議員有方，不應投降！

本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周一（2月7日）起連續兩日新增超過600宗確診病例，昨日（2月9日）更達到1161宗，單日首次破千人。眼見疫情越來越嚴峻，不少市民在憂心忡忡的同時，也因「抗疫疲勞」而對不斷升級的限制措施感到不耐煩，開始萌生「香港根本沒有能力『清零』，何不『與病毒共存』」的念頭。不過，立法會新界北議員、香港新方向執委張欣宇並不認同這種「躺平」的主張，因為其本質就是「投降主義」，根本無助解決問題。他建議當局考慮採取「封城」級別的限制措施以減慢病毒傳播速度，並且儘快進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同時實現「安心出行」的實名化和追蹤化以加強「疫苗通行證」的效能，而這三大手段缺一不可。

問題不是「香港做不到」而是「領袖不願做」

沒完沒了的疫情，確實令市民感到相當不耐煩，開始萌生「香港根本沒有能力『清零』，何不『與病毒共存』」的念頭，連內地專門評論香港問題的網紅「兔主席」也以《沒有選擇了，可能只能讓香港嘗試一下不同的防疫模式了》為題撰寫一篇意味不明、令不同主張人士各有解讀的文章，變相在一定程度上為「躺平」的抗疫態度「助攻」。

不過，香港新方向執委、立法會新界北議員張欣宇並不認同任何以「香港做不到」為藉口的投降主義。作為曾經港鐵站長，他從事前線公共服務多年，非常清楚出色的公共管理可以發揮極大的能量，而只要目標清晰，香港往往能夠創造「不可能」的奇蹟。他感慨，當下疫情破防，他和很多人一樣心情壓抑，也理解大家因無助而產生的消極情緒，但他仍然堅定地相信，只要有「一群不投降、不自卑、不自大的人去成為我們可以依靠的領袖」，香港就能戰勝疫情。

簡單來說，事在人為，即問題從來不是「香港做不到」，而是「領袖不願做」。例如，很多人都說，香港現有抗疫資源不足、檢測能力有限、動員能力太弱等等，根本無法應付大規模的強封強檢強測行動——然而，這種論調的背後，明顯是「區隔」式的「一國兩制」思維，甚至以為與內地協調甚至請求內地支援就是「破壞一國兩制」。張欣宇就此提出成立「與內地共同抗疫協調委員會」，既可學習內地先進的抗疫經驗和救治辦法，又可因應香港實際需求提高抗疫能力，更可保障物資維持市民正常生活——凡此種種，對香港抗疫表現助益非淺。

採取「封城」級別限制措施

第五波疫情越演越烈，特區政府周三（2月8日）宣佈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維持晚市禁堂食外，限聚令將收緊至2人，另外亦延伸至私人處所，禁止兩個家庭以上在私人地方進行跨家庭聚會。此舉引起早已出現「抗疫疲勞」的市民譁然，批判當局是在「懲罰打針人士」；不過，張欣宇認為，就算已有一定數量市民接種疫情，當社區出現每日約千宗新增病例的廣泛傳播，減少人與人的接觸始終是應對疫情最根本的辦法。

張欣宇提出，當務之急應該將收緊措施加強至「封城」級別，才能有效減低病毒傳播速度。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今日（2月10日）亦召開記者會，提倡當局積極考慮「封城」措施，按推算可以遏止八成半的傳播率。

張欣宇說，抑制了病毒傳播，還須進行強制性的「全民檢測」。然而，特首林鄭月娥對此仍然「企硬」，多次以「全民檢測」需要全民禁足、成本效益較低為由拒絕進行，又指當局在檢測、治療、隔離等方面能力有限，故須「聚焦使用，而非隨意分散」。這番言論實在過於悲觀，難免令人有感當局「打定輸數」，甚至有人質疑「林鄭是鬼」、「躺平抗疫」、「等到完全失控，就可宣稱『無法清零』，只能『與病毒共存』」。

香港新方向早前在微信公眾號發表《社區大爆發，香港抗疫何去何從》一文，當中提出「必須停止污名化全民檢測，全民檢測並不等於禁足」。新方向表示，有效的全民檢測需要滿足「強制」和「快速」兩個條件，如果香港得到廣東省的檢測支援，使用混合測試方式（10人或以上為一組），最快能在3至5日之內完成，而過程當中只需有針對性地限制社交距離，即在傳播鏈進一步擴散之前將絕大多數具高傳染力的隱藏個案從社區當中精準地隔離出來，最多不過三輪篩查，就能排除安全隱患。

「安心出行」實名化、追蹤化

張欣宇解釋，全民檢測的意義在於彌補前期病毒追蹤的不足，能在病毒廣泛傳播之前，截斷隱形傳播鏈；而這根本無需完全複製內地模式，更應因地制宜。他以深圳為例指出，當地同樣在1月初出現新一波疫情，隨後展開多輪大規模全民核酸檢測，通過「10混1」，即採集自十個人的十個樣本集合於一個採集管中檢測，如果某個群組檢測結果為陽性，則對該群組成員單獨隔離，進行一對一單采單檢，復核確定哪個是陽性。

在香港已經出現過千條傳染鏈的情況下，張欣宇重申，「封城」和「全民檢測」之後並不等同萬事大吉，特區政府仍然需要提高流行病學調查（流調）和追蹤能力，同時致力提升疫苗接種比率、全面強化疫苗通行政策，「否則檢測之後還是有很大可能被傳染，導致還是被動的追著病毒打，資源的消耗也很大。」

「香港的追蹤手段還很原始。」張欣宇提到早前爆發的「望月樓群組」，正是因為「安心出行」程式缺乏實名制和追蹤功能，只能過翻查閉路電視、信用卡消費記錄等傳統方法追查，本來已經耗費不少時間，而使用現金付款的六名「失聯」食客更要相隔一周才能找到送檢，錯過堵截傳播的最佳時機。他建議，以疫苗通行證為基礎，實現安心出行實名化，並引入不同顏色加以區分，方便溯源、檢查和執法——例如只有「綠碼」持有人才能自由出入公共場所和乘坐公共交通，「黃碼」持有人則需要進行居家隔離。

「居安抗疫」後患無窮

至於改善流調能力，張欣宇日前便與多名立法會議員聯署致函特首，提出效法上海「2+4+24」流行病學調查策略，即流調人員要在兩小時內到達現場，四小時內完成主要的流調信息調查，二十四小時內要查清確診個案所經的工作場所、居住場所、行動軌跡以及家庭成員、相關人員的情況，以盡快處理確診者，及時切斷傳播鏈。

張欣宇說，封城、強制性「全民檢測」、實名化和追蹤化「安心出行」這三大措施，缺一不可，而如果當局仍然目標未清、決心未明，永遠只懂採取一些比較容易執行的方法，疫情就真的無法受控。以當局近日推出的「居安抗疫」計劃為例，張欣宇實在不無擔憂。所謂「居安抗疫」計劃——即讓緊密接觸者及次緊密接觸者改為家居檢疫，張欣宇就此提出兩大疑慮：首先，這是一個依靠市民自律的檢疫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迴避了政府需要進行公共管理的責任，但兩年來五波疫情的教訓告訴我們「自律」並不「可靠」；其次，香港生活環境高度密集，人均居住面積更加低如乒乓球桌，恐怕難以避免「一人染疫，全家中招」的情況，對社區而言後患無窮。

張欣宇分析，當局之所以推行「居安抗疫」，事源醫療資源有限，但他認為這種方法不但未能治標更未能治本，而如果在潛在確診者留在社區，一旦失守反會導致更多人湧向醫院，直接加速醫療系統的崩潰，屆時可能比兩年前的武漢更加嚴重。「正確的辦法是，要有完備的社區治療措施。」他指出，武漢在疫情高發期，亦出現醫療資源特別是病床資源緊張的問題，大量輕症患者無法及時收治轉為居家隔離，「這既延誤治療，也不利於切斷傳染源」；後來正是通過建立方艙醫院，實行「應收盡收」的辦法，切斷疫情向家庭和社區蔓延的趨勢，防止輕症者因無法獲得及時醫治而轉變為重症患者。

另外，張欣宇、洪雯、楊永杰、孫東、梁文廣、邱達根、江玉歡、林筱魯、陳月明、鄧飛、林智遠、劉智鵬、朱國強及嚴剛等14名立法會議員今日聯署致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呼籲當局秉持人道主義和全面抗疫之需摒棄身份之別，對所有在港合法逗留、已經接種新冠疫苗但又不幸染疫人士，採取與香港居民同等的新冠治療收費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