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香港的民主探索為何重要?

撰文:01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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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二十五年,民主一直是橫亙在香港和北京之間一個核心議題。《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和選舉制度的修改,無疑令香港原有泛民群體參政難度大增,但「一國兩制」仍然賦矛香港展開新的民主探索的空間,問題在於,香港能否形成平衡北京和港人雙重訴求的民主形式。

相比於回歸初期的政制發展,目前香港的選舉制度被北京強勢注入了安全和秩序因素,變成了北京主導下的以港府行政主導為特徵的政治制度。這確實有助於維護香港的國家安全、政治穩定,提升行政效率,曾經盛行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亂象大幅減少。但事有兩面,新選制的民主成分明顯被壓縮,長期佔有香港過半數民意的泛民群體遭到排斥。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的爆發強烈刺激北京,導致北京強勢調整治港政策,進而才有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和選舉制度的修改。(新華社)

這就使得哪怕新選制在北京看來是無奈之下的必要產物,能將激進主義、本土主義、分離主義排斥在外,從而確保香港政治的穩定和效能,但還是面臨比較大的認受性困境,並導致許多港人情緒低落,心灰意冷。當然,這也是可預期的。畢竟,香港曾遭受英國殖民統治一百多年,香港和內地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遭遇,各自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和意識形態。

從短期來看,若新選制下的香港能出現一位類似於港督麥理浩那樣的治港者,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勵精圖治,推動社會公平,憑藉實實在在的政績贏得人心,是有可能改變許多港人的認知,提升新選制和北京治港的認受性。但從長期來看,寄希望於香港出現一位「一國兩制」下的麥理浩是不夠的。香港需要的不止是一位有作為有擔當的特首,而是層出不窮的有作為有擔當的治港者。古往今來,一個社會能否持續產生有擔當有作為的為政者,往往決定一個社會的良政善治能走多遠。

關於精英治理之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利用一代人的時間成功地從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要打造這樣的新加坡,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必須擁有最有能力的、最有魄力的、最有敬業精神的領導人。我們在物色這類人才,委以重任以檢驗他們。只有這樣的領導人才能保持經濟增長,才能創造好工作。」他認為:「一個國家能取得多大的發展和進步取決於領導者是否具有創新能力,是否願意從其他民族那裏借鑑經驗,能否通過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迅速而堅決地落實好的想法,能否讓大多數國民相信進行艱難的改革是有價值的。」

香港雖非國家,但治理的好壞、優劣,同樣與能否有效選賢與能密不可分。可目前香港新選制還是深受舊有人才選拔機制和小圈子的束縛,能否真正並且持續做到「良才善用,能者居之」,是存疑的。從這一點來說,香港亟待建立一套結合古今中外經驗的選賢與能的精英選拔機制,讓賢能者擔當治港者重任。

「一國兩制」仍然賦矛香港展開新的民主探索的空間。(中新社)

除此之外,一個非常關鍵之處在於,民主是合乎人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和大勢。儘管目前世界的民主實踐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香港人普遍渴望的選舉民主更是問題重重,但民主作為一種廣受認可的現代人類社會核心價值,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當然,民主作為一種價值是一回事,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又是另一回事,若想建立一種優質可持續的民主制度,有賴於一系列前提條件,而非只是喊喊民主口號......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24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2年7月4日)《香港的民主探索為何重要?》。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