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生不息》再現時代記憶 奏響香港樂壇「復興」信號？
「時代的記憶譜寫在刻滿旋律的唱片裏。」廣東歌的「復興」信號，由內地湖南衛視攜手香港無綫電視（TVB）聯合推出的粵語流行音樂綜藝節目《聲生不息》打響。它在4月24日首播時就有破億人次觀看，當「黃金時代」的經典歌曲再度響起，當新老面孔聯手演繹「老歌新唱」，成功喚起數代人的文化記憶和情感共鳴。
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廣東歌象徵的不僅是一股音樂風潮，更是中西交匯下一種兼容並包的價值——它曾體現在香港的每一個角落，也浸透每一個香港市民的生活，但這種海納百川的勃勃生機早已隨着香港樂壇的沒落一同逝去。當《聲生不息》的熱播重新掀起廣東歌的熱潮，除了記憶和共鳴，大家還應該有更多的思考。
廣東歌傳奇從「半唐番」開始
港樂是什麼？
「港樂就是我，我從起點開始唱，唱到現在，還不是我嗎？」74歲的歌手林子祥站上《聲生不息》舞台，港樂仿佛就在那裏：厚植於中國傳統文化，融入西方流行歌曲腔調，以廣東話演唱。他的回答既不誇張，也不自負，這確實就是香港流行音樂的寫照。
「香港文化特質就是中西合璧。」資深樂評人黃國恩從「唱片收藏家」的角度回顧香港流行樂壇的演變進程：上世紀60年代，源自嶺南文化的廣東歌逐漸成型，其間歐美炙手可熱的「披頭四樂隊」（The Beatles）來港演出，開始將搖滾流行音樂帶入香港，「歌神」許冠傑由此開闢了廣東歌的新路向：譜西洋樂曲，填廣東白話，唱港人心聲；70年代往後，全球化浪潮成就香港既傳統又洋派的「半唐番」文化——在編曲上，借鑒歐、美、日的流行音樂元素，將東方式內斂與西方式外放融匯貫通；在填詞上，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沒有在港英政府統治之下完全洋化，而是唱響香港人自己的生活感悟。
在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看來，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就是香港「半唐番」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從70年代開始在舞廳唱歌，梅艷芳唱日語歌、英文改編歌，也唱粵曲和國語歌，她會借鑒麥當娜的形象，也在傳統中國中吸取一些元素，比如旗袍造型，她身上體現出香港多元的兼容並蓄的文化特質。」
經濟騰飛與文化繁榮互為犄角
香港流行音樂的輝煌發展歷程，也是香港經濟的崛起路徑：從上世紀60年代起步，到70、80年代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中人均購買力最強的地區。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97年香港回歸時，內地國民生產總值（GDP）總量為9616億美元，其中上海414.8億美元，北京250.8億美元；但香港GDP達到1774億美元，等於4個上海、7個北京。
已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知名作曲家兼填詞人黃霑曾在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1949-1997）》中指出，粵語流行樂的鼎盛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除了紮實的嶺南底蘊和豐厚的經濟基礎，廣東歌的風靡還和內地的「改革開放」息息相關——當時內地人們急切渴望向外來文化學習，廣東歌正好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通道，極大滿足了內地對於文藝發展的需求。
「香港率先將外國流行文化帶入華人地區，聽廣東歌可以聯想到國際都市面貌，廣東歌可以說是當時的『城市節奏』。」李展鵬說，「港」曾是高級和時尚的代名詞。來自東北的音樂人李健也在《聲生不息》中憶述，當地曾用「很港」來形容時尚好物。
反過來，流行文化特色也突顯出一個時代的城市風貌。李展鵬在著作《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中寫道：「在整個八十年代，香港歌星大唱改編歌，為甚麼當年有那麼多改編歌？改編歌可以聽了合適再選用，不像本地作曲人有時交出來的歌不合用。」但他同時也強調，在「東西文化」碰撞下形成的改編作品並不會失去香港的味道，因為改編就是一次新的創作——以新的創意表現不同的情意，會產生新的觀感。
李展鵬特別提到，梅艷芳名曲《壞女孩》就是香港百變形象的縮影和獨具一格的呈現：「這不僅是一首歌，甚至代表了時代的改變，到了那個時候，城市的節奏不同了，城市的形象不同了，梅艷芳當時選用的舞臺造型、風格、歌詞和節奏全都有所變化。」
「電視汁撈飯」帶來黃金時代
「小時候很愛看電視，尤其是麗的電視劇，那時開始對電視劇主題曲就情有獨鍾。」黃國恩如是說。電視的普及確實是廣東歌興盛的重要因素，當時很多人對廣東歌的喜愛，全都來自諸如《上海灘》、《大地恩情》等港產電視劇及其影視歌曲的傳播和流行。
前述黃霑博士論文則提到，粵語流行曲始於1974年。當時許冠傑為票房冠軍電影《鬼馬雙星》創作的歌曲《鐵塔凌雲》，成為英國BBC電台播放的第一首中文歌曲；他在1976年推出的唱片《半斤八兩》的本地銷量更是達到50萬張，吸引寶麗金（Polygram）、百代 （EMI）、新力（CBS Sony）、華納（WEA）和博德曼（BMG）等外國唱片公司大舉進軍香港市場，與娛樂、文志、華星和永恆等本地公司爭輝。
到80年代，隨着音樂、電視和電影發展進入全盛時代，唱片行業更加註重包裝，各大電視台開啟「造星運動」，舉辦歌唱比賽，包裝歌手，進行商業化運作，造就一批後無來者的「天王巨星」，例如影視歌三棲的張國榮和梅艷芳，偶像歌手陳百強等。
黃國恩還記得，他買的第一張唱片就是張國榮在1983年發行的《風繼續吹》：「我當時月薪2000元，張國榮的唱片可以賣到350元，一樣有價有市。」
「唱片時代」來臨傳遍華人世界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黎熙元在《聲生不息》的訪問中提到，「香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個文化產品的生產中心，電影是最高的，唱片發行量是最高的，當時香港的影視歌基本上壟斷了整個華人世界」。根據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統計，單是香港地區1995年的唱片就賣出1700萬張銷量，涉及18.5億港元銷售總額。
在講究商業化包裝的時代，演唱會成為歌手爭取舞台的另一種方式。在80年代初期，只有3500個座位的伊利沙伯體育館已經無法滿足樂迷需要；到1983 年，能容納超過 12,000人的紅磡香港體育館（下稱「紅館」）落成，迅即成為舉辦演唱會的標誌場地。當年5月許冠傑在紅館連續舉辦三場演唱會大獲成功，正式拉開了「演唱會工業」的序幕，使得在「紅館」開演唱會成為所有歌手的目標。1985年7月，譚詠麟連開20場「超白金演唱會」，創造紅館記錄；1987年8月，徐小鳳以22場《金光燦爛徐小鳳》演唱會打破這一記錄；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梅艷芳再以28場《百變梅艷芳再展光華演唱會》刷新紀錄；來年張國榮再舉辦33場《告別歌壇演唱會》，創下記錄之最。
廣東歌輝煌的背後，少不了一群優秀的創作人，像顧家輝、黃霑、鄭國江、盧國沾等作曲作詞大師將意象深刻的香港情懷融入歌中。著名詞人鄭國江曾在《聲生不息》中表示，「我的詞中展現的是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盧國沾是中國人的民族大義，而黃霑則是傳達中國傳統思想。」節目也提到，在歐美和日本音樂的影響下，香港音樂在傳統「宮商角徵羽」的基礎上，結合了當時香港市民的心聲，將城市記憶幻化為文化符號。
曲為心聲唱響時代記憶
「廣東歌的成功秘訣就在做自己。」黃國恩在採訪中不斷重複這一句話。他解釋，已故歌手羅文的《獅子山下》之所以能收獲大量好評，在於歌曲講述香港普通市民自立自強的生活，「每個人聽到歌都覺得是為自己而寫，認同感很強。」因此「獅子山精神」才會成為香港文化標誌。
長期研究流行文化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名譽副教授吳俊雄，在2022年4月的直播節目《瞧潮香港60+》中，就用「菠蘿油」來形容這種獨特風格，「菠蘿油是地道茶餐廳美食，出身市井寒微，但所有人都喜歡，是小地方，但成就遠超自身。」
黃國恩指出，除了創作人要寫出香港本色，歌手也要在繁雜的商業市場中堅守本心，「70、80年代的歌手是向着自己的既定方向走，當然可能會有公司給出意見，但歌手本身很有自己的風格：張國榮獨特、陳百強文青、譚詠麟大眾化、林子祥鬼佬⋯⋯那個年代的歌手，是很有個人表現的。」
誠然，80年代的香港樂壇充斥着翻唱的日本歌曲，但黃國恩指出，當時的歌手不只是簡單的全篇翻唱和模仿，而是在原版歌曲上進行二次編曲，填寫漢語歌詞，盡量多的在歌裏加入自己的元素。例如翻唱近藤真彥的《タ燒けの歌》，對於同一個旋律，既有陳慧嫻的《千千闕歌》也有梅艷芳的《夕陽之歌》，前者的歌詞充滿離愁別緒，後者則更有飽經世事的滄桑感。
「好像陳百強的《偏偏喜歡你》，我次次聽到哭，怎麼會寫得這麼準？」黃國恩說，歌手唱的是別人的心聲，也是在講自己的故事。廣東歌之所以曾引領和啟迪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僅僅是因為唱出城市的圖景，還有演唱歌曲的人，唱出他們不同的個性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