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音樂產業年代 廣東歌從神壇跌落華語樂壇邊緣
走進旺角西洋菜街鴻光大廈，經過一道長樓梯走到盡頭，可以看到一塊不起眼的深紅色小牌子，上面印着「老友記天地唱片」幾個燙金字，門口貼了一張海報，寫着《這樣憶起陳百強》的新書講座活動，屋裏隱隱約約傳出80年代的經典歌曲。推門進去，不足三百呎的地上橫七豎八地堆滿各種音響部件和雜物，櫃上密密麻麻的黑膠碟卻被碼得出奇齊整；走進看去，九成以上是橫跨數十年的廣東歌大碟。老闆黃國恩對每一張都如數家珍：「最多的時候，我收藏了近四萬隻（唱片）。」然而，記者採訪的整個下午，都鮮有人入內光顧，只是偶爾有人路過在門口張望⋯⋯
數碼音樂時代到來
唱片銷量一落千丈
作為唱片發燒友，黃國恩在1995年開了第一家CD鋪，他至今仍對當時人們輪候幾個小時來買唱片的畫面歷歷在目。但好景不長，「翻版」唱片的湧現對市場造成極大衝擊，根據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數據，1995年本地唱片銷售額已經跌至16.8億元。「差不多在1996年就難支撐下去了。」黃國恩說，「那時張學友早上才推出新唱片，下午已有人賣翻版。」到1999年，他的CD鋪結業，本地唱片銷售額僅有9.8億元。
翻版唱片的出現讓銷量急劇下滑，數碼音樂的到來則直接打翻傳統唱片行業的聚寶盆。已故知名作曲家兼填詞人黃霑也曾表示，「科技發達」正是廣東歌衰落的一大原因。
先進的互聯網軟件讓任何作曲的元素，例如旋律程序，樂句，節奏組合，變化，或者歌聲，都可以通過軟件任意組合輸出，但這在降低門檻的同時也降低了專業性。而快餐式的音樂服務讓聽眾在不用親臨唱片店也不用付費的情況下，隨時隨地就能任意選擇某首歌曲，而且無需購買整張唱片。實體唱片從此一蹶不振，根據IFPI香港的數據，全港唱片銷售額到2006年已銳減至5.6億元；至2013年，僅剩4億元。
IFPI香港自1967年成立，每年對本地唱片銷量進行精確統計，用以衡量每位歌手的受歡迎程度。最開始統計標準是2.5萬張稱為「金唱片」，5萬張則是「白金唱片」，10萬張就是「雙白金唱片」。隨着香港市場的每況愈下，在2007年已經淪落到只有不到10位歌手的單張唱片銷量可以達到「金唱片」的標準。國際唱片協會無奈將金唱片標準調低至1.5萬張，白金唱片為3萬張，雙白金唱片則是6萬張。
這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全球如是。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2004年發布的碩士論文《由節拍旋律到娛樂商品：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產銷結構轉變研究》曾經訪問台灣滾石唱片前營運長（CEO）的陳勇志，他將科技對華語樂壇的影響稱為「工業革命」，認為其嚴重性像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大概這五年來，整個唱片市場營業額是跌了四成到五成，我們以前一年大概會發個三四十張唱片，一年下來平均每張銷量都有9萬張，現在一年（發行）10張，跑到去年，（銷量）平均不到3萬多。」
一時間唱片市場出現收購、倒閉狂潮，但勉強活下來的公司並沒有致力拓展新興市場，而只着眼於從加快內容輸出以盡快收回成本的短期利益，例如大力投向卡拉OK商業模式、批量輸出普通人容易模仿演唱的流水線式口水歌。當時，一個歌手一年可以出四至五張唱片，而唱片公司為了保持高發片頻率，頻頻往專輯裏「罐水」，大量複製迎合市場口味的歌曲，長此以往，老歌迷不願再聽，年輕人則傾向通過網絡選擇高音質的免費歌曲。結果，市場愈來愈不景氣，唱片公司也愈不願意投放資源創作音樂、培訓人才。
港產影視作品沒落
下一站再沒天王天后
「90年代中，連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開始變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訴說分手和失戀的慘情。」黃霑在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1949-1997）》指出，那個年代的情歌，只是用來自娛和發洩的作品，而不是用來聆聽和欣賞的創作。本身是資深樂評人的黃國恩頗有同感，在他看來，金曲的關鍵在於真情實感，但當張學友、劉德華、黎明和郭富城這「四大天王」迅速崛起成為萬千歌迷的「偶像」，商業掛帥的唱片公司便一股腦兒轉向打造偶像的掘金之路，就無可避免地犧牲了唱片質量。
追根溯源，造星運動風氣始於1982年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梅艷芳的奪冠，之後譚詠麟和張國榮的粉絲之爭加劇了偶像崇拜風氣，歌迷願意花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為偶像推廣、宣傳。「頒獎禮上張國榮唱歌，譚詠麟的歌迷在底下齊聲噓，譚詠麟唱歌時，張國榮的歌迷同樣照做。」黃國恩記得，歌迷互不相讓地爭鬥誰的偶像更出色，甚至大打出手。
這樣的偶像崇拜文化的確令造星工業更加熱火，嘗到甜頭的唱片公司更加以此為模板，只重視市場和包裝，不再重視音樂創作，而是將打造偶像歌手作為一門生意。
「造星方式公式化了，沿用同一條formula（公式），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類形。」黃國恩無奈道，每個歌手從個人形象到作品的包裝都好像是四大天王翻版，直接抹殺歌手的個人特質，壓縮他們的成長空間。他強調，歌手能夠讓觀眾記住就是憑借的自身的特點，譚詠麟的快歌，張國榮的藝術感、梅艷芳的風格百變、陳百強的謙謙君子等等，每個人都能找到獨有的定位。
香港流行音樂的繁榮離不開港產電視劇的火熱。著名作曲家顧嘉輝就曾說過，「如果沒有電視劇，我的歌不會那麽受歡迎。」不過，進入千禧年後，內地影視劇類型愈來愈多樣化，港產片則缺乏創新，不是家族爭產就是警匪鬥智，而且製作資源相當有限。久而久之，本地年輕人愈來愈厭惡港產電視劇，港劇在內地的引入量也愈來愈少，於黃金時段播出的比例降得愈來愈低，流失大量內地觀眾。網絡時代的到來後，觀眾不再受限於電視台，可以自由選擇歐美或日韓等地的優良製作，港劇更是逐漸被邊緣化。
面對日韓流行文化的席捲，加上內地及台灣本土市場的興起，香港的影視音樂乃至整個娛樂產業漸趨乏力。以台灣為例，1992年港產片在台灣的市佔率一度高達47%，但自當地引進荷里活大片，港產片市佔率在1990年代末期已經跌到不足4%，廣東歌也逐漸沒落。
內地市場崛起
華語樂壇中心轉移
面對歌曲千篇一律、銷量一落千丈，本地音樂人不是沒有危機意識。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由於「十大金曲」當中有7首翻唱自日本，及後商業電台曾經發起「原創歌運動」，呼籲本土唱片公司更多使用原創歌曲，抵制翻唱。但是，黃霑在他的論文中批評該運動矯枉過正，阻礙廣東歌的多元化，正是香港樂壇由盛轉衰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翻唱是因為本地原創作品供不應求，單靠停止翻唱，難以從根源上解決原創不足的問題。面對依然龐大的市場需求，歌曲變得更加只求速度不求質量。及至千禧年前後，黃霑、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等重量級音樂人相繼去世，林夕、黃偉文等創作人作曲填詞有減無增，面對韓流和歐美音樂的衝擊，廣東歌直接被冷落。
與此同時，內地娛樂市場卻慢慢崛起。湖南衛視看準時機，借鑑歐美的全新「選秀節目」形態，讓《超級女聲》、《快樂男聲》、《我是歌手》等競技綜藝成功進入大眾視野，造就李宇春、張靚穎、張傑等一批又一批當紅的選秀明星。這些節目的造星能力逐漸超過唱片公司，吸引不少香港歌手北上發展，一些「過氣」藝人紛紛成功「翻紅」。
內地娛樂產業在糅合歐美真人秀和日韓粉絲經濟之後，形成自成一脈的商業模式。香港歌手若想分一杯羹，選唱廣東歌並不符合主流環境，只有唱好國語歌才能佔領市場。
黃霑曾經在論文中指出，只有進入普通話市場，香港流行音樂才能長久發展。不過，這位「鬼才」肯定想不到，當香港歌手成功打入內地市場，廣東歌卻變得愈來愈小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