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歐美民主迷思 探索香港選舉道路
第六屆特首選舉提名期上周日（4月17日）結束，經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成為唯一參選人，被形容是「中央唯一支持人選」的他，極有可能是「一人模式」下產生的新特首。不過，也有不少人批評，這種無競爭選舉模式並不符合民主原則，他們甚至擔心香港未來民主道路已經中斷。然而，這種批評所對照的標準是歐美理想化的民主設想，但忽視了實踐過程當中所產生的民粹主義並無助於提升治理品質。具體而言，歐美民主到底存在什麼迷思？
歐美民主社會出現「民主疲憊」
香港人所追求的一人一票、低選舉門檻「雙普選」，可以說是將歐美民主制度簡約為多個政黨通過競爭選票獲取政治權力的選舉安排，並將市民手上的選票視為實現政治平等的唯一途徑。乍看之下，「一人一票」制度好像是保障市民生活的最優解，因為從政者一旦失政，市民可以利用手上的選票將其推翻，並選拔更加心儀人選掌權。然而，歐美民主形式有其內在限制和問題，可惜香港社會鮮有認真探討，到底歐美民主是否適合香港社會。
不少歐美分析家都指出，當地一些民主政體，不論是面臨社會爭議和公共危機，還是日常的社會管治和公共福利，處處表露「國家巨靈」——國家力量，受到壓制的現象，無法使人擁有免於「孤獨、貧困、難受、殘酷、匱乏」的自由，社會更出現「民主疲憊」的狀況。
關於「國家巨靈」一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中，引用17世紀政治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國家巨靈」理論——人在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下，稀缺的資源和人的慾望互相交織，令人長期不斷處於戰爭之中，面臨死亡的威脅，所以人類將權力交付權威，得以維持內部和平和進行外部防禦，並形成不同的政體，使人擁有免於「孤獨、貧困、難受、殘酷、匱乏」的自由。
不過，當下的國家和社會早已不是「野蠻」的自然狀態，《自由的窄廊》所言的「國家巨靈」更多是指現時管理社會的制度與機構，包括稅務、福利、官僚，以及其中的從政者。只是，這些「國家巨靈」既會保護人的性命安危，也可能不顧公眾利益走向暴政；但如果社會缺少「巨靈」及其從政者的有效施政，社會福祉同樣無法保障，發展大幅倒退，國家與社會累積下來的實力就會毀於一旦，而民主也不見得發揮作用。
因此，若要成功發展自由和民主，國家和社會之間需要互相激勵，共同競爭、共同發展，而非一方完全壓過一方。這就意味着，「國家巨靈」需要有能力做到「有效管治」，同時社會亦要有能力就着國家存在的問題作出回應，既不能過猶不及，也不能矯枉過正。
民粹主義是歐美民主的必然產物
然而，當下歐美民主「國家巨靈」正被社會「過分壓制」，不少學者將其歸咎於民粹主義崛起和政治碎片化。不過，曾被視作北京智囊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長鄭永年在2020年以《西方民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題撰文指出，民粹主義本就是西方民主的必然產物，也是傳統民主正在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
據鄭永年觀察，建基於「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隱藏着四個具有高度道德感的假設 ，包括：一、所有人在智力和理性上是平等的；二、所有人在財富、時間、信息收集能力等方面是平等的；三、所有人有能力根據所收集到的信息來作出理性的決策；四、他們所作出的理性決策既符合每一個人的私人利益，也符合他們所處社會的公共利益——然而，這些假設「在實際上並不存在。沒有一個社會的人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是平等的」。
鄭永年又指，當「資本」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過程中成為贏家，資本對個體和個人權力的侵入，更加催使人依賴政治權力，以為只有通過這種依附才能對抗資本而生存——也就是說，當資本帶來的不確定性愈大，人們就愈需要通過政治來追求確定性；然而，並非所有人能夠作出「理性」的決策以平衡他們的公共利益。這就促成民主制度下社會的政治化和民粹化。
政治碎片化削弱政府施政能力
另一位長期專注於全球化研究的學者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亦在2017年以《民主疲憊》為題撰文，重點從「富裕社會」和「經濟主權」的喪失，解讀全球逐步離棄自由民主、投向民粹專政的現象。他指出，過去「民主共識」是建基於相對富裕的社會環境，不同選民之間願意共融商議，不需要政府積極管治；但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全球化洗禮，作為歐美民主基礎的「富裕社會」和「經濟主權」經已不再，國家愈來愈無能力回應及解決民眾的生計、經濟問題和階級焦慮；當下適逢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日益普及，民眾日益習慣於在「同溫層」內交流，不同政治立場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外化為仇外、反移民、種族歧視，人們便把對經濟的不滿歸咎於多元紛雜的聲音和漫長的民主程序。
與此同時，注重競爭的選舉政治，並沒有適當地過濾民粹，部份政客為求政治利益，反而鼓吹民粹以贏出選舉，結果造成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社會又陷於撕裂之中，原本由國家與社會互相激勵、對話、互動的民主「窄廊」，被所謂的「抗爭」所置換。
被視為「民主燈塔」的美國是最好例子。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興起背後的「白人至上主義」，正是因為不少社會群體將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簡單地歸咎於「他者」——其他種族攤薄了福利、其他國家侵害了利益，結果原有的經濟民生議題全部變得「政治化」，不但未能得到妥善解決，而且後來更激化「國會山事件」、「反對防疫措施」等激進示威以宣洩不滿。
但民粹主義只是當下民主政治最為外顯的問題之一，政黨政治面臨的政治碎片化問題，同樣令人質疑歐美民主體制的有效性。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理查德．皮爾茲（Richard Pildes）去年底曾在《紐約時報》發表《為什麼這麼多「民主國家」舉步維艱？》一文，指出由於政治權力分散到不同人士手中，導致「民主政府」難以有效運作，而歐洲多黨制和美國兩黨制的碎片化形式各有不同——前者正在經歷傳統上佔主導地位、自二戰以來一直統治國家的中左翼和中左大黨及聯盟的分崩離析，形成新的左翼和右翼政黨，以及一些不太容易簡單定義意識形態的團體，例如以往兩個大黨總能取得超過90%選票的德國，在去年秋季舉行的大選中期其比率減少至50%左右，用了兩個月時間才能組成執政聯盟；後者縱使因為選舉結構難以出現有效的第三黨，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分裂仍然導致對治理造成極大挑戰，例如拜登政府在疫情下提出7萬億美元「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法案——其中「兩黨基礎設施法案」因為民主黨內部的激進派和溫和派存在分歧，而被擱置多時，直到去年11月才在眾議院上通過。
理查德．皮爾茲認為，歐美世界的政治碎片化源於巨大的結構性力量。在經濟方面，包括全球化助推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收入的停滯、不平等加劇、以及對2008年金融海嘯的憤怒；在文化方面，則包括移民、民族主義和其他問題而起的衝突；另外，信息革命也起了關鍵破壞作用，在歐洲引發了組織鬆散、無人領導的抗議運動，催生其他政黨，降低治理效能，在美國則促使獨立政客有了崛起的可能，日後恐怕導致國會更難控制，治理更加舉步維艱。
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著作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國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組織性、有效性和穩定性；這種有效程度的差距比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大，由此可見，民主的質量從來不在於表面制度和選舉投票率的多寡，其本質應是治理。可是，在現實世界中，歐美的民主制度往往無法過濾民粹，也未必能夠甄選有利於國家治理的從政者，顯然與「良政善治」相距甚遠。
對歐美民主模式趨之若鶩的香港，基於特殊的殖民原因和「一國兩制」框架，形成一套與別不同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和政黨政治；然而，回歸以來的實踐過程當中，由於不少人未有準確認識「一國兩制」和「行政主導」，而是盲目照搬歐美理念，以為「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就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靈丹妙藥——結果，體制設計和實際執行之間出現重大偏差，導致「行政主導」旁落，「政黨政治」殘缺不全，「民粹主義」大行其道。來到「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關鍵節點，我們不得不認真反思，究竟什麼樣的民主，才更適用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