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五大要求皆落空？　田飛龍：特區政府算了一筆糊塗賬

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遭遇重大挑戰，單日確診人數接連創下疫情以來新高。因檢測能力有限，各區紛紛排起長龍，民眾怨聲載道。上周六（2月12日），第二次內地與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專題交流會在深圳召開，當日晚間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交代了交流會成果，並回應了社會關切的問題，包括根據香港實際需求，派遣專家組赴港協助工作，向香港派遣核酸檢測人員，援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包等醫療物資，保障鮮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港，並成立若干工作小組對接工作。針對香港抗疫情況，以及疫情揭示出的諸多問題，《香港01》記者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

看不到民生與融合發展的大政治

01：你日前就香港防疫問題撰文，其中開篇即談到了香港的「AO黨」的敷衍塞責，原文這樣寫道：「香港的AO黨們（政務官）並未真心實意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制嚴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無力，最終破防。他們的破防有着強大的西方參照系，那是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參照系，是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基於香港政務官的對標與心理，是否意味着這次防疫破防是預料之中的？

田飛龍：香港的抗疫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在西方模式跟中國模式之間左右為難，「動態清零」沒做到，「與病毒共存」又難以選擇，我們還是要深入去追究原因。香港做不到「動態清零」，AO黨或者說政府管治團隊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有建立強有力的領導，也沒有制定真正向內地標準看齊的、也符合香港實際的動態追蹤、隔離、管控、清零的預案執行機制。所以「動態清零」只是口號上的，只是表面形式上的，只是流於程序操作上的，並沒有一個真正強有力的制度、動員體系、資源體系去支撐。

「與病毒共存」不僅是政治不正確，也是民生不正確。它涉及到香港的經濟民生，以及香港的基本利益，到底是與國家抗疫一致化，融合發展，在「一國兩制」框架內謀求定位跟發展，還是放任與病毒共存，與歐美相通，從而跟國家漸行漸遠，並且還要付出非常高的無法融入國家的戰略代價。因為如果與病毒共存而不能夠做到清零與內地通關，也就意味着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北部都會區這些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對香港發展非常關鍵的戰略，香港要拖後腿、要掉隊，所以不僅僅是政治不正確，也是民生的不正確，以及戰略機遇的流失。

我們注意到，中央層面和香港社會層面對香港防疫上的兩難困境有不同的討論，民怨也非常高，而且意見非常不一致。這方面的討論希望盡快有一個清晰的思路，這個思路在原則上應該堅持「動態清零」。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不能過分強調制度、社會的特殊性，「動態清零」本身是科學的、理想的，而且是與國家的體制能夠協調的唯一的方案跟路徑，其他方案跟路徑可能一時有利於香港「躺平」及緩解抗疫疲勞，與歐美通關，但長期來講，會使得香港「一國兩制」的轉型融合發展付出愈來愈大的長期代價。

所以兩相權衡，香港應該咬緊牙關闖過「動態清零」的難關，與內地率先通關，這才是香港正確的選擇，而AO黨們恰恰在這個戰略的問題上沒有大局意識，沒有高度，沒有對民生以及對一國兩制轉型發展負責任的態度。他們確實是我文章裏寫的敷衍了事，內心崇拜並對標西方的抗疫模式，認為西方做不到的他們也做不到，如果內地做到了一定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比如說自由的代價、人權的代價等等。他們只會算小賬，困在自己知識和行政經驗的舒適區裏走不出來，看不到民生與融合發展的大政治，所以這些AO黨們本身是要負上責任的。

01：香港過去兩年遭遇總計五次疫情襲擾，為何這一次會暴露出如此多的問題？除了疫情本身的嚴峻外，還有哪些結構性問題？

田飛龍：這次客觀上Omicron毒株的傳播傳染性更強，對原有的防疫體系破壞性也更大，港府對此沒有做好升級的預案和應對。尤其是春節期間，放任管控出現了一些傳染的風險點，比如出現了「洪門宴」事件導致社區傳播風險，堅持對國泰機組豁免檢疫或者說寬鬆化檢疫，這也是外防輸入方面一個非常大的漏洞。這一點也顯示，AO黨們還是一心一意地想與西方通關。另外經過兩年時間的防疫，整個社會產生了防疫疲勞症，這方面如果政府不加強防疫法規的執行，以及懲戒的力度，僅僅靠市民的配合，靠個人的自覺，是很難奏效的。

管治團隊需反思和改正

01：這一波疫情無疑是對香港管治團隊治理效能的一次大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講話中提到，管治好香港絕非易事，沒有點真本領是不行的。香港當前的形勢以及未來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管治者需要回答五個「能不能」的問題：能不能始終把握好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大方向？能不能堅守為民情懷？能不能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不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香港更好發展？

你在文中也寫道，「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管治隊伍，突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在你看來，當前香港的愛國者管治隊伍的治理能力，與中央的期待和要求有多大差距？你在中央提出「愛國者治港」之後率先提出要警惕「忠誠的廢物」，經由一年多時間的觀察，尤其是今次這波疫情的檢驗，是否驗證了「忠誠的廢物」這一預見？

田飛龍：我現在寫文章和接受採訪都不大提「忠誠的廢物」了，因為這對香港社會本來是善意的鞭策，不針對任何個人和團體，但是卻容易使一些人精神過敏並做出過激反應，出現一種情緒化的表現，最終模糊了問題焦點和努力的方向。我發現他們中有些人還真是缺乏格局且小氣自私，當然總有人會走出那種狹隘格局和能力短板狀態的，「愛國者治港」的競爭性和流動性是一種「水流」式的淨化機制，我相信長期來看還是「良幣」而不是「劣幣」的天下。當然，其間的複雜考驗、曲折甚至內部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鼓勵他們反思和自我修煉，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規範標準。如此才是一國兩制下半場之幸。雖然不再常用這個說法了，但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我認為以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來重構香港的制度體系和管治隊伍是「一國兩制2.0版」的關鍵。香港的管治隊伍、管治文化以及他們所習慣的管治傳統，並不是嚴格符合或者在支撐堅定愛國者、賢能愛國者的改革方向。有些改革措施已經啟動，但大的改革還沒有落實和奏效。

從這次疫情防控來看，目前香港管治隊伍並沒有真正達到「堅定愛國者」的要求，也沒有達到夏寶龍主任所講的這個「五個能不能」的要求。比如「能不能始終把握好一國兩制實踐大方向」，他們就不能把握，他們認為一國兩制還是與西方通關，留在香港原有國際地位的舒適區裏，沒有看到融合發展，對標國家體制，與國家一起開闢全球化空間，才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大方向，他們中很多人掉隊落伍的現象是顯著的。再比如「能不能堅守為民情懷」，也沒能做到，在部份樓宇被封控期間，出現了食物供應斷檔問題，甚至還有老人孤獨至死，公務員團隊也沒能很好地組織起來投入到防疫一線。公務員只計算自己的利益，防疫工作多做一點、温心一點、自我犧牲一點都是苛求，都覺得自己虧了。最近一段時間，在深圳灣口岸湧現了大量的逃港返內地的人。這其實都應該印證了香港管治者沒有真正做到為民的情懷。

另外的三個能不能——能不能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不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香港更好發展，疫情管控也充分暴露了這些方面的問題，和管治團隊能力的不足。這是一次非常直接的測試，香港管治團隊在其中的表現不能稱為合格、滿意。當然，他們還需要切實進行反思和改正。

香港不能算錯賬

01：面對急轉直下的香港疫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於2月6日和7日分別刊發的評論文章，「警告」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必須向內地看齊，不能也不應該向歐美看齊，選擇「躺平」，「與病毒共存」。《人民日報》則更直接地警告，「『動態清零』有利於香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應算清楚民生賬、長遠賬、總體賬，絕不能被一時困難遮蔽雙眼。」上周四（2月10日），港澳辦首次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就香港疫情發聲，除了表達中央保障對港蔬菜、鮮活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供應外，還再次明確了中央對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的要求。

你在文中也系統全面剖析了香港為何會在「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之間左右搖擺和左右為難，以及香港為何必須堅持「動態清零」。在你看來，香港的民生賬、長遠賬、總體賬具體為何？該怎麼「算清楚」？

田飛龍：首先從民生賬來看，香港經濟民生對內地的依賴是非常大的，所以與內地通關進入內地防疫體制對於緩解疫情帶來的經濟民生欠賬，保障香港基本民生是非常關鍵的。與歐美通關只能滿足那些AO黨們，那些香港的精英，他們的（家庭）利益與歐美更緊密掛鈎。所以香港特區政府選擇與內地通關，還是與歐美通關，顯示出來的是政治站位和立場問題，背後則是民生的大問題。事實證明，這筆民生賬他們明顯算糊塗了。

其次是長遠賬和總體賬。現在內地的疫情防控愈來愈精準化，應該說內地「動態清零」的成本在不斷降低，內地率先走出疫情重啟經濟、啟動大灣區發展應該說收益愈來愈大。林鄭月娥發布的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北部都會區要對接大灣區深度融合，這是長遠賬和總體賬。如果香港不能「動態清零」，不能與內地通關，這些長遠賬、總體賬都沒法算下去，香港就沒有未來。香港即便與歐美通關了，在戰略上還是掉隊了，這對香港來說是非常大的損失。此外，如果香港這次不能通過「動態清零」獲得中央的信任，也就意味着「愛國者治港」在制度上，在管治能力上沒有出現有效提升，這勢必損害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與自治能力的基本信任，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地位和角色也會有不利影響。

避免最糟糕的局面出現

01：目前，內地已因應香港所需所求作出一系列支援，包括專家組、核酸檢測人員，援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等。你在文中寫道，一國兩制決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難以彌合「兩制」突顯的鴻溝。

在你看來，除了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中央針對香港防疫的底線為何？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團隊利用數學模型所做的推算，香港第五波疫情可能會令約25萬人感染，本輪疫情2月底或3月會達高峰。如果最糟糕的局面出現，中央會怎麼辦？會不會如在香港問題上持續寫作的KOL「兔主席」所言，最終香港將不得不成為那隻帶有「試點意義」的小白鼠？

田飛龍：香港疫情還在發展過程當中，你也提到了多種預測模型都表明，未來一個多月還會進一步達到一個峰值，這樣的形勢已經造成香港社會一定程度的恐慌，助推了很多香港人闖關進入內地，這不是長久之計。香港的防疫還沒有到有資格躺平，或者可以不做出努力的地步。

這個過程中，中央的支援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我們都知道內地在實現區域性「動態清零」方面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從早期的武漢到後來的西安，都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樣的「動態清零」背後有一個共同體的模式，對每個人不拋棄不放棄，用整體力量幫助一個地方擺脱困境，實現共同的健康和安全。在全球防疫層面，中國也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模式去做的，而不是西方那樣的防疫政治化、疫苗民族主義以及片面宣揚「與病毒共存」的不負責任的模式。「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防疫要達到「動態清零」，也不可能免於這樣一個共同體邏輯。中央的總體部署包括廣東等地方醫療物資的援助，是香港走出疫情困境非常關鍵的因素，但是最關鍵的還是要看特區政府，以及香港社會本身要痛定思痛，要意識到「動態清零」為什麼是對香港最有利、利益最大化的一個選擇，能夠忍受小痛而真正走出的困境。

至於中央會否出手，實際上已經出手了。但中央的出手只能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與中央對武漢、對西安的出手不一樣。內地有自己的動員體制，每一個地方都有黨委的領導，這個動員體制對於應急防疫的「動態清零」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從武漢到西安，雖然過程有波折，最後還是扛過去了，且清零經驗愈來愈成熟，清零總體成本愈來愈低。相對來說，香港要更困難一點，但危機中也有新機，倒逼香港社會凝聚起更強的信心，以及制度本身發生一系列的調整與變化。香港絕對不能落入某些人所講的作為與西方「病毒共存」試點意義上的「小白鼠」。因為這個「小白鼠」毫無意義，容易陷入死循環，且不符合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要求，跟國家防疫的大政策和國家整個發展進程是脫節的，而且內地也不會因為香港的這個「小白鼠」的試點，改變自己的防疫體制。反而是香港應該對標內地的防疫標準，做西方的「小白鼠」，示範給西方看，看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怎麼樣實現「動態清零」的。有些人想得天真，預設了西方模式的規範正確性，把香港一國兩制下的特區防疫的意義恰好說反了，這也是其大事件判斷的失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