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幣N面：從貨幣發展的變與不變　透視央行數字貨幣的革新

央行數字貨幣，可以說是新生事物，但本質上仍是貨幣的一種。貨幣的存在，本來就歷經演變：一是貨幣內涵的變遷，可以理解為貨幣價值支撐；二是貨幣形態的變遷，可以理解為貨幣流通方式——而這兩種變化都圍繞一個核心，那便是科技。
「技術是生產力進步的關鍵因素，是社會發展的主導動力。作為一種社會關係，貨幣也不例外，它的歷次形態演化和內涵擴展均受到了科技進步的深刻影響。」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在《數字貨幣初探》（下稱《初探》）中寫道。
若想了解央行數字貨幣的屬性和特點，就必須還原基本步，先簡單回顧一下貨幣歷史的變遷，了解貨幣的基本特徵。再從科技層面，透視央行數字貨幣與過去貨幣、電子支付方式的異同，了解其所帶來的技術進步。

貨幣變遷：從黃金到信用 從商品到合約

自人類社會形成，經濟活動便開始存在，最初的經濟活動是以物易物，漸漸地，有些「商品」演變成交易中介，便是貨幣的雛形。

姚前指出，貨幣有五個特征：容易標準化、可分性、攜帶方便、材料穩定和不容易變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由於技術落後，人類只能選擇不容易標準化、可分性差、材質不穩定的商品作為貨幣，如貝殼、牲畜、布匹等，又被稱之為「商品幣」。隨着金屬採礦和冶煉技術的成熟，真正具有貨幣形態和功能的金屬鑄幣誕生，例如青銅鑄幣、銀幣、金幣等。及後造紙術、印刷術和防偽技術的發展，則為紙幣的出現提供重要的動力和技術支撐。

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香港銀行學會高級顧問陳鳳翔指出，宋朝時期，由於金屬貨幣運輸不便，民間發明「交子」用以跨境兌換，後被朝廷採納、發行，「這是國際上第一個出現的紙幣。」

在宋朝覆滅後約四個世紀，歐洲城市安特衛普誕生世界上第一個貨幣市場。與「交子」相似，安特衛普交易所發明「匯票」和「本票」制度，商人前往市集貿易時，無需再攜帶金屬貨幣，而是以匯票儲存貴金屬貨幣，到期再取出。市場雙方在進行商品交易時，亦能以本票先作付款，事後再前往交易所兌換成貨幣。

「紙質票據」可謂是貨幣形態嬗變的一項里程碑，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其帶來的改變遠不止於物理載體。作為貨幣交易所與持票人的「合約」，票據約束了持票人和發行機構之間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即持票人有權利兌換金屬貨幣，發行機構有償還票據的義務。

紙幣既然是合約，同樣存在違約風險——假設交易所儲備的金銀幣不足以兌換，或者突然倒閉，合約便成了一紙空文。簡單而言，發行機構在提供紙鈔、提高便捷性的同時，事實上讓渡了部份「信用風險」。

因此，機構必須具備高信用，其發行的紙幣才具認受性，整體經濟運作才能維持穩定。

「為什麼宋朝可以出現紙幣？」陳鳳翔自問自答道，「因為宋朝時期，中國是東方大國，國家有實力就會有信用，可以發行信用貨幣。」於是，近代金融體系中便出現中央銀行、金融管理局等專職管理貨幣的政府機構，貨幣發行也有了政府信用背書。

然而，紙幣和中央銀行的出現並沒有徹底改變貨幣的「商品幣」內涵。「只有黃金是貨幣，其他都是信用。」1912年，美國著名金融家、摩根大通創辦人約翰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美國國會上如是說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紙幣的價值支撐一直是國庫裏的黃金，而信用只是關乎票據能否被兌現。

金本位制度的「裂縫」，出現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謀求戰後經濟復蘇，佔據全球四分之三黃金儲備與具備經濟、軍事實力的美國領頭建立了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即「各主要成員國貨幣與美元掛鈎，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國際貨幣體系。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天然的制度缺陷，又稱「特里芬悖論」，即一種貨幣同時作為國家貨幣與國際貨幣時，貨幣政策取向會相悖，這讓美國長期陷入國際收支失衡。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頒布法令，宣布美國聯儲局拒絕向國外央行出售黃金，標誌美元和黃金的脫鈎。1973年，世界主要貨幣受投機者衝擊，大多放棄美元，轉為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完全瓦解，世界貨幣體系也因此從金本位走入了如今的法定貨幣制度，各國政府發行貨幣毋須再以黃金作保證，信用終形成現代貨幣系統的價值支撐。

「作為金匯兌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是金本位制度向紙幣信用本位制度轉變的過渡性制度安排，將為數字貨幣的形成發展提供基礎和條件。」植信投資研究院院長連平在文章《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50年，還有哪些遺產》中寫道。

文章續指，金本位制度存在兩個缺陷，黃金增長速度無法滿足增長的貿易需要，以及金本位的自動調節功能難以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而布雷頓森林體系中以美元為中心的信用貨幣的發行和供給機制，以美元作為其他貨幣與黃金之間的橋樑，解決了黃金儲量不足、貨幣發行約束低的問題。作為體系「遺產」的紙幣本位發行機制，將會為未來數字貨幣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提供基礎。

「數碼現金」：貨幣內涵不變 區塊鏈技術改變形態

「央行數字貨幣」的名字很直白，揭示兩大特徵：一是央行發行，二是數字形式。在貨幣內涵角度，央行數字貨幣的價值支撐是中央銀行的信用，是央行和持有人之間的「合約」，也可以理解為央行「負債」。央行數字貨幣沿用現有的信用貨幣制度，在內涵層面並沒有太大變化，真正的巨變發生在形態上，貨幣從已有幾百年歷史的紙張實體，變成了虛擬數字。

「團結香港基金」去年發表《央行數碼貨幣——構築數碼金融基石》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陳穎茵把央行數字貨幣比喻為「數碼化現金」：「CBDC和現金很類似，例如都是央行發行的，很可靠，其次就是現金不需要網絡，CBDC也可以離線支付。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的，用現金支付的場景，CBDC都可以使用。」

陳穎茵口中的離線支付技術，是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主流電子支付最為不同的一點——毋須互聯網，也能使用央行數字貨幣完成交易，極大地拓寬這一支付技術的應用場景。陳穎茵解釋，央行數字貨幣的交易方式主要採用近場通訊技術（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而這個技術並非新鮮事，例如智能手機內置的八達通，採用的便是NFC技術。

與八達通相似，央行數字貨幣的支付終端技術只需一塊小小的晶片，它可以接入不同穿戴設備，例如北京已推出一款內置晶片的冬奧手套。陳穎茵介紹，中國央行也有跟華為、Vivo、Oppo等手機合作，植入能夠支援數字人民幣的晶片。

陳穎茵續說，央行數字貨幣有望解決當下幼童和老人等群體可能礙於工具和技術而無法有效應用移動支付的「數字鴻溝」問題。「其實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設計，幼年和老年群體就可以用手錶、手環。」她又舉例，北京日前推出了一張可視卡片，使用者可以看到即時的付款金額、餘額，「外國遊客不願意在手機下載數字人民幣的軟件，就可以用這張卡。」

單從支付方式來看，央行數字貨幣確實與八達通區別不大。雖然使用方法相仿，但由於央行數字貨幣由公營機構發行，所以中介費用相較更低，更利於推廣電子支付和無現金交易。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指出，八達通每項交易收取1.5%手續費，終端機押金2,000港元，每月租金200元，而由金管局、中國人民銀行等公營機構提供的數字貨幣，在實際應用中完全免收中介費。可以說，對於中小商家而言，央行數字貨幣能夠節省不少交易費用，讓利於消費者和企業。

而央行數字貨幣與傳統電子錢包的最大不同，是其底層技術——分佈式記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DLT技術的最常見應用便是區塊鏈，亦是央行數字貨幣採用的技術之一。技術的原理是，每個持款人都有一個賬本（區塊），當一個賬本出現更新（例如交易），系統中的每個賬本都會「記一次賬」。基於公共賬本系統，央行數字貨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遠超傳統電子錢包。

「保護財產安全，通常有兩種途徑：藏起來，只有所有者才能拿到，比如黃金；對外宣布財產的所有權，並以法律作背書，比如房產。傳統安全方案是第一種思路，區塊鏈則是第二種。」姚前解釋，每個區塊中都有最新的賬本，再輔以密碼學與共識演算法，若有人想篡改賬本，就需要改變這個數據的記賬記錄，即要破解多重密碼，難度極大。

即便受到黑客攻擊，區塊鏈系統也因為賬本共享而無懼風險。姚前解釋，假設其中一個區塊遇到網絡、硬件、軟件問題，或被駭客控制，由於賬本已被其他區塊共有，整個系統運作並不會受到影響，問題區塊在排除故障並完成數據同步後，可以再加入系統中。而由於整個系統運作並不依賴單個區塊，所以區塊能選擇性下線進行維護，而系統可以保持7×24小時不間斷工作，「實踐證明，這樣一個數據庫可以確保市值達近千億美元的比特幣在全球黑客的攻擊下，運轉穩定。」

信息革命：新形態帶來新特點——匿名、可追溯、可編程

除了安全可靠之外，央行數字貨幣不只是「數字化」了那麼簡單，而是「區塊鏈化」，因而具備匿名、可追溯和可編程三大特點。依託這三大技術特點，央行數字貨幣若落地推行，將會對社會的經濟活動、商業行為產生根本性改變。

不妨先從匿名性入手。在區塊鏈系統中，每個區塊會配備公鑰和私鑰兩把「鑰匙」，形式為一串密碼，可以簡單比喻為「大門鑰匙」和「房間鑰匙」。「我在交易時，只需要出示公鑰，就可以證明我是這筆資產的主人，但因為對方不知道我的私鑰，所以他不知道我的資訊。」陳穎茵介紹道，以上技術又被稱之為「Token base」，即基於密碼的區塊鏈技術，是各數字貨幣最為常用的技術，對應的另一種則是「Account base」，即基於賬戶，與傳統銀行開戶類似，需要出示身份證明才能證明自己擁有資產。

市面上流行的私人數字貨幣，例如比特幣、以太坊等，交易匿名性極高。交易時僅憑公鑰，不知對方身份，所以比特幣常用於暗網、黑市等非法交易中。而央行數字貨幣當然不能採用完全匿名的形式，陳穎茵舉例，數字人民幣採用的是「可控式匿名」，即設計信用階梯，「在幾百元以下的交易是不需要實名的，可以隨便用。如果想放更多的錢進行交易，可能就需要手機號。再多一點，就需要身份證，如此類推。」她解釋，「可控匿名」的要求，與現金使用相仿：小額交易不受監管，而大額交易在傳統銀行體系中向來有監管要求，要求實名。

在數字貨幣系統中，雖然交易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匿名的，但交易行為是極大程度透明的。因為每一筆交易都記載在共享賬本中，難被篡改，因此系統中的交易都具備可追溯性，也為透明監管提供了可能性。依賴高度可信的數據，監管機構在監測非法資金流向、金融犯罪行為的成本將會大大減低。

而基於高度透明的記賬系統，區塊鏈技術能以編程實現智能合約功能，這也是數字貨幣最為無可替代的特點。姚前介紹，智能合約是運行在區塊鏈上的一段代碼，和常用的程式代碼沒有太大差別，「唯一的區別是可信度更高。」由於每個區塊都是透明、共享信息，所以只要接入系統，每個人都能看見編譯後的智能合約代碼。同時，智能合約所處理的數據也是透明、一致以及不可篡改的，所以智能合約高度可信，同時還能自動執行和強制履約。

「一旦智能合約被部署到區塊鏈上，程式的代碼和數據就是公開透明的，無法被篡改，並且一定會按照預先定義的邏輯去執行，產生預期中的結果。」姚前設想，若智能合約能被法律體系所認可，依託程序自動化優勢，通過組合串聯不同的智能合約，應用於不同場景，將令人類社會加速走向「更為高效的商業社會」。

古往今來，貨幣變遷都與生產力革命緊密扣連。姚前在上述《數字貨幣初探》指出，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十九世紀的電力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手工勞動步入機器時代，再步入電氣化時代。兩次技術革命，使社會生產力提升到新高度，而貨幣的生產效率也得到極大提高，貨幣得以大規模流通，滿足了社會生產的需求。

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正處於信息技術革命之中，「貨幣便繼商品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後出現了新形態，即電子貨幣。」姚前寫道，「貨幣的『無形化』超越了物理形態上的限制，貨幣流通的領域、速度、效率達到歷史巔峰。」

當然，上文所言大多是理論，下文將回到現實，從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Retail Central Bank Digtal Currency，rCBDC）和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Wholesalel Central Bank Digtal Currency，wCBDC）兩種分類出發，探究貨幣信息革命如何重塑經濟活動，細數香港在信息革命之中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