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巨擘百歲華誕——以楊振寧為載體重新思考中國

上周三（9月22日），中國知名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楊振寧迎來自己99歲的生日。當天，為慶祝楊振寧虛歲百歲誕辰，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合主辦了「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會上，楊振寧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為題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他主要回顧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回到新中國之際，與中國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的一段往事：當時流傳的一個消息說，中國製造原子彈有美國人的參與，楊振寧想知道實情，鄧稼先便通過「組織」詢問到了真相，用楊振寧的話來說，「最先的時候略微有一些蘇聯人的幫助，後來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做的。」而在講話最後，楊振寧用簡單質樸的語言回應了老友鄧稼先五十前「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的願望。

楊振寧1922年出生，曾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念本科、碩士，1945年獲公費獎學金赴美留學，就讀於芝加哥大學。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並開始同李政道進行了一段長達十多年富有成果的合作。1956年，兩人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並因此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最早的華人諾獎得主之一。楊振寧也是目前唯一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此後他不斷在物理領域研究探索，取得了十三項科研成果，這些成果都稱得上是諾貝爾獎級別的。

在獲得諾獎時，楊振寧的身份是在美華人，1964年3月23日，楊振寧加入美國國籍，2015年2月又放棄美國籍轉入中國籍，故才有了「目前唯一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說法。

對於這樣一個經歷豐富、成績斐然、遊走於中西方兩個大國之間的百歲老人，以今人的眼光看，的確很難一言以蔽之。對楊振寧最直接有力的評價，應該來自於其科學成就與貢獻，尤其是對物理學的貢獻，但因為這一領域專業性太強，普羅大眾很難進入，故而在民間輿論場，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談資，還是圍繞楊振寧的花邊和八卦展開，比如他與昔日好友李政道如何分道揚鑣，他在82歲高齡之際如何娶了28歲的在讀研究生翁帆，他又是如何在1971年回國後說了讚賞文化大革命的違心話等。

第一個階段：抗日救亡

其實面對楊振寧，與其急着評價他，給他一個座標或定義，不如以楊振寧作為一面鏡子，或是一個載體和方法，來重新認識中國，尤其是重新認識中國過去百年如何一步步走來，中國固有的文化與精神又是如何深刻且久遠地影響着包括楊振寧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

以楊振寧作為載體，認識中國的第一個階段，是爭取獨立自主的抗日救亡時期。楊振寧本科和碩士就讀於西南聯大，1938年報考並被錄用，1944年畢業。可以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這六年，恰是中國抗日救亡的關鍵六年。而西南聯大本身，也是抗戰時期的特殊產物——由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大學，前身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建校七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曾表示，「西南聯大是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礎」。對中國來說，抗日救亡又何嘗不是奠定了今日中國一切成就的基礎？因為沒有這場救亡運動，就不會有後來的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經歷過「國破山河在」階段的楊振寧，與其他同期的知識分子一樣，都有着天然的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這份情誼是深入骨髓的，不僅不可能因為身處異鄉而改變，反而會因此更為濃烈。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此前接受訪問，回憶起抗日戰爭時期，忍不住老淚縱橫說出的一句話是——「所以我知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可能亡。」對楊振寧來說，雖然1945年赴美留學，並在後來加入美國籍，但這說明不了什麼，尤其是不能由此否定他的那份家國情懷。

第二個階段：毛澤東時代

以楊振寧作為載體，認識中國的第二個階段，是毛澤東時代。1971年，中美關係因乒乓外交解凍，楊振寧獲准回國探親，逗留四個星期。期間，除了探望病重的父親楊武之外，還遊歷過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合肥、大寨，與很多政治界及學術界人士見面，而且受到時任總理周恩來邀請，參加了一個長達五小時的宴會，在會上還有十五名中國科學家。值得一提的是，因楊振寧當時提出與鄧稼先見面的請求，無意間拯救了正在被批鬥的這位老友，以及其他幾位科學家。

返回美國後，楊振寧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發表了題為《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演講。在演講一開始，楊振寧便開門見山談了時隔二十六年重新踏上中國這片土地對他的觸動——「我發覺今天的中國是完全地改變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認識的中國已完全不同……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為人民服務』的氣氛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鬆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後來，我發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此外，楊振寧還特別提到了這種變化現象背後中國人的精神之變，「我想歸納一下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在問答部份，楊振寧對此進行了具體闡釋——「經過了近百年的屈辱後，中國現在的政府是極其自尊的。這個政府認為要樹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國政府曾經說過什麼，那就一定會實行。它是拒絕乞求的。事實上，在中國兩天後，我曾對一些大學人士說：『與美國比較起來，中國在精神上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國家，而美國的了不起則是自然資源及物質極其富裕。假如美國願意無條件地送價值十億美元的鋼鐵給中國，這對中國是否會有好處呢？』而答案是：『我們不要。』於是我就跟他們爭辯，我問他們是否過於偏激。想想看，十億美元的鋼鐵可以做些什麼。因為只要看看鋼製物品的價目，我知道中國仍是缺乏鋼材。但經過在中國旅行四星期後，我開始想：教導人民不要這些贈與，其價值豈不是比十億美元鋼鐵的本身還大嗎？」

歸納起來，楊振寧這裏所說的精神，便是自力更生。這也是毛澤東時代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理念與精神。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因為一窮二白，又有國防軍事的迫切需要，所以自力更生的代價和所需要的勇氣，尤其突出。可就是在那樣尚且解決不了温飽問題的年代，中國卻獨立自主研製出了「兩彈一星」。這也是為什麼五十年後的今天，當楊振寧回憶自己與「兩彈元勳」鄧稼先的一段往事時，念茲在茲的仍然是「究竟當時有沒有美國人的幫助」。可以想見，楊振寧試圖以此往事喚醒的，是中國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像他之前公開所說的，「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心理。」中國人不僅可以獲得諾貝爾獎，亦可以獨立自主製造原子彈。

《南方周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雖然，在『文革』後期那個特殊歷史條件下，楊振寧和我們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對左傾思潮的認識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他的確是發自內心地看好新中國，力挺新中國。可以說，這次演講，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楊振寧的人生。在此之前，他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科學家；在此之後，他同時也是社會活動家。不僅四處演講，他甚至參與領導了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他以傑出華人科學家的人格魅力和號召力，迅速成為旅美華人的領袖級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論，喚醒了整整一代旅美華人的愛國情感，改變了諸多美國人對新中國的印象。」

第三個階段：改革開放

以楊振寧作為載體，認識中國的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到今天。楊振寧聽聞了文革的瘋狂，和昔日老友鄧稼先如何被批鬥，同樣也看到了改革開放後中國這艘巨輪如何在鄧小平的帶領下，迅速撥亂反正扭轉航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長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與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於科學和知識的尊重脱不了關係。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科學技術領域成為「重災區」，一大批科學家遭受迫害，絕大多數科研工作陷於停頓。鄧小平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學研究搞上去」，並於1978年3月18日組織五千餘人，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提出「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後來進一步表述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知識份子平反，為受文革迫害的科技工作者撥亂反正。

作為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楊振寧2003年選擇長期在中國定居，並在2015年放棄美國籍，加入中國籍，這除了深入血液的家國情懷外，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於科學與知識的尊重脱不開干係。正如他在接受諾貝爾獎金時發表的致辭所言，「我深深察覺到一樁事實：在廣義上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我願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傳統為驕傲，同樣的，我又專心致志於現代科學。」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如何能吸引楊振寧等優秀人才回國，他們所專心致力的現代科學又如何能夠開花結果、枝繁葉茂？

楊振寧對中國物理學和科研理論發展的貢獻不用多說，但以楊振寧作為載體來重新回看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的科學技術投入與發展，仍是遠遠不夠。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來說，「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業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重大原創性成果缺乏，底層基礎技術、基礎工藝能力不足，工業母機、高端晶片、基礎軟硬件、開發平台、基本算法、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等瓶頸仍然突出，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所以，美國發起的科技戰和技術圍堵，才會輕而易舉扼住中國的喉嚨和命門，多少年來致力於基礎研究的華為才會讓人們歎服。

接下來，中國進入第二個百年的周期中，任爾東西南北風，尊重科學、尊重知識的原則必須毫不動搖，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初期，科學讓位於政治的教訓殷鑑不遠，更早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更是不知耽誤了多少人的青春和整個國家多少發展的契機。而這樣的堅守和不動搖，以及對於中國人精神的重拾，大概才是對楊振寧這位百歲科學家最好的生日祝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