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平對話──反思香港何以「反共」？

相信不少人最近都能深刻感受到這種變化──以往在港相當低調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出現在公眾視線當中──除了中聯辦等駐港機構首次以中共名義在港舉辦活動，加上特區高官也史無前例地套用內地話語體系強化「一國兩制」與中共的密切關係，尤其近來多位政商名人也提倡「香港應向世界說好中共故事，好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云云。然而，不少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相當粗淺，莫說無法說好中共故事，說來說去好像只有「反共」故事。
只是，若細問人們何以「反共」，相信大多數人除了以西方標準來給中國共產黨貼上諸如「專制」、「人治」、「洗腦」等負面標籤之外，似乎都不曾深入反思自己何以「反共」。《香港01》就此與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黃平對話，全面解析香港緣何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認識與敘事對立，繼而鎖閉客觀認識事物的能力，只能簡單仿效西方批評中共。

香港01：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治港工作進入全新議程，比以往更加積極、主動，「一國兩制」也正在尋找新的平衡。儘管仍有不少香港人陷入悲觀情緒當中，但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已明白，不能再用以往認知去實踐「一國兩制」，因為它明顯地「重兩制」而「輕一國」。而重新認識「一國兩制」的關鍵，就是重新認識「一國」的執政黨、即中國共產黨之於國家和香港的存在意義。說來有趣，這本來不應是個問題，但在香港又確實是個問題，因為對於大部份香港人而言，中國共產黨就像小說《哈利波特》裏的「佛地魔」般不可言說，也像是十惡不赦的洪水猛獸──而這樣的認知，其實和內地對於中共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按照您的觀察，香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有着怎樣的認識？這種認識又是怎樣形成的？

應該與時並進看待中共

黃平：本來，共產黨在香港一直是事實的存在，對香港更是重要的存在，但是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解釋。

首先是歷史背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存在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共在香港是個地下黨，或者很邊緣；1949到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新中國，中共成為中國大陸的執政黨，但在香港的呈現就是新華香港分社或者中共香港工委，而這段時期正好是西方國家對蘇聯集團開展「冷戰」，同時中美在朝鮮、越南還進行着「熱戰」，香港和台灣當時都屬於「反蘇反共」的陣營，特別是「六七」之後，香港整個氛圍都對中共帶有敵意，加上在這期間內地有過幾場政治運動，不少對運動有着負面印象和記憶的內地人來到香港，也帶來不少負面資訊；到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和內地的經濟發展及生活差距漸漸縮小，一些香港人的心理出現轉向──從瞧不起內地到不願意承認內地的發展，以及香港本地的各種社會經濟民生問題出現或顯現，但他們並沒有從香港自身去找問題，卻加深對內地和中共的負面看法，這實際上是一種有意無意的轉移或轉嫁。這些背景都是需要看到的，儘管從整個近代中國歷史來看，恰恰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中國的发展，也沒有香港和澳門的「一國兩制」。

其次，是信息層面。雖然今天資訊傳播愈來愈發達，但香港只可以透過網絡渠道或者衛星電視系統收看內地節目，尤其在比較普及的免費電視方面，本地頻譜尚未向內地頻道開放，而香港本地人到內地參觀訪問、學習工作的人畢竟是很少數。這種遠不算十分方便的安排，直接造成了在知識傳遞方面的隔閡、隔離、隔斷，導致不少香港人對內地的發展進程、支撐內地發展的制度體制，以及人民在發展中所為所獲等方面的認識支離破碎，甚至歪曲、顛倒。

最後是制度層面。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國內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不斷改革開放和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不斷改善生活水平，而香港則在回歸之後保持資本主義生產與生活方式不變，但即使從資本主義角度看、從發達經濟體包括東亞的「幾小龍」、「幾小虎」比較看，在處理各類社會經濟問題和民生保障問題方面，香港並非排在前列。加上不少人看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的時候，仍然會簡單以為是黑白分明、相互對立的，尤其經過1989至1991年之間的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看待實行社會主義的內地和在內地處於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就難免戴上深深的各類有色眼鏡，包括各種「反共」、「仇共」、「拒共」、「恐共」。

至今在很多香港人眼中，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香港和內地時就是用黑白兩分、涇渭分明的視角，比如認為一邊就是民主、發達，另一邊就是獨裁、落後；更有甚者，這種黑白兩分甚至還加上了道德判斷成份，成了善惡之分，好像一邊是好的，另一邊是壞的。但這樣看問題其實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甚至是自我遮蔽了。如果說，在冷戰時期，身處香港和台灣這類「反共營壘」，難免形成這種偏見，但冷戰早已結束三十年，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背景下還這麽看問題，實在不能說是與時俱進，甚至可以說是逆時而行。

香港01：您剛才談到信息層面，讓我聯想起對香港的一種觀察，就是兩種階級之間的香港人，對中共的認識有着比較顯著的差別──中下階層對中共抱持相對積極的態度，也許是因為血緣上和內地仍有往來，但精英階層普遍帶有鄙視的態度、認為自己代表更加高級的文明，相對而言更加抗拒正視中共的變化，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主導着社會的反共意識。

非黑即白思維阻礙理性分析中共

黃平：這既是一種舊的意識形態，也是其在不同階級和階層中的反映吧。上層由於接受西式教育更多，接觸的面也不同，更容易傾向於認為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不好，加上信息的傳播本來就存在路徑依賴，難免加固某種認識套路。儘管世界本來有着多種顏色，但當人們一旦形成黑白分明的「二分法認識論」時，就會出現「愈是認同一邊，就愈不認同另一邊」的情況。上層的精英不只更容易認同香港資本主義，還更認同美國資本主義、英國資本主義，而愈認同一方的話，就愈把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放在對立面去看待、去污名化。

香港01：照理說，愈是精英的人，就愈該明白事理，而不該盲目或簡單地理解問題，但為什麼在知識水平頗高的香港，會出現這種集體的認知困境？

黃平：本來確實應該這樣──知識水平愈高的人，知道的就愈多、愈全面、愈完整，但是，香港精英的這種認知困境，不是知識量的問題，而是認同的問題──不會僅僅根據掌握的知識內容去作判斷，還會看情感上的喜歡不喜歡、政治上的贊同不贊同，以此判斷是否認同某種制度及其背後的價值觀念和思想體系。

其實，歐美自十八世紀以來的政治啟蒙，本來是要讓理性照亮自己，讓人從神學當中解放出來、懂得自我反思；儘管那些啟蒙思想家們並沒有刻意製造一個二元對立的世界，但確實在客觀上提供了一種看世界的「二分法」，比如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發達與貧窮、民主與專制，直到今天仍然成為很多人看待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根據和標準。這種黑白兩分的問題是──就算是知識份子，一旦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世界，哪怕非西方世界已在不斷改革、不斷發展、不斷進步，哪怕西方世界也有愈來愈多明顯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難以在原有的資本主義體系內得到解決，這些知識份子仍會堅持原來看世界的方式、方法，甚至固執己見，很難真正開展冷靜的理性分析。更何況，冷戰以那樣一種方式結束，無疑加劇這種黑白兩分的看世界套路，甚至連西方與非西方之分也是這種黑白兩分的後果；可是，恰恰也是在西方，早有愈來愈多知識份子、學者、思想家在不斷反思啟蒙帶來的這個「未能預期的後果」。

香港01：這種認知矛盾很令人困惑，好像有雙重標準。比如，很多香港人說自己支持民主、自由、多元，但其實在他們的「多元光譜」裏面，並不包括中國共產黨那一元。香港問題確實很複雜，而縱觀香港歷史軌迹，香港人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香港人、形成這樣的世界觀和國家觀，都離不開在港英殖民時期曾經經歷的那段「國族化」、「國際化」和「本土化」的交織和撕扯；可悲的是，這樣的香港人，在思想意識和身份認同上，更像是「四不像」，只是習慣於認同某種外來的價值，而漸漸失去了屬於「中國香港人」的主體性，向來習慣於大家想像當中的西方世界的管治模式，而不適應來自中共中央的治理規劃，所以從來都是中國變化的「旁觀者」，儘管自己明明在特定時候就是改變的「參與者」卻不自知。

國族化、本土化、國際化發展不均

黃平：這是因為香港原來一直缺乏國家認同和主體意識，更沒能在「國族化」、「本土化」和「國際化」之間取得哪怕起碼的平衡。本來「國際化」完全可以是好事，能讓這個城市的經濟发展水平等方面和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銜接，但如果它所理解的「國際化」就是很狹窄地只有歐美，甚至只看到了歐美的「好的一面」，那就一定會出現認同方面的片面和扭曲；同時，它又可能過於「本土化」，缺少起碼的「國族化」和國家認同，缺乏內在的衝動去認識自身、認識內地、認識國家、認識周邊、認識世界，導致認知和思想上乃至心理上的無知、傲慢和偏見。更糟糕的是，這種情況的確會讓香港具備「多重身份」，但在沒有主體性和國族性的情況下獲得的所謂「多重身份」，反而很容易變成扭曲的「香港身份」。

香港01：問題是，回歸之前沒有主體身份也就算了，回歸之後仍然沒能建立屬於「中國香港人」的主體性，因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置之不理。所以，若要探討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認識或不理解，其實責任並不完全在於香港人本身，因為香港人反共意識的形成和傳播既有其歷史成因，也與殖民教育相關，還有意識形態鬥爭，大家也只是無奈的承受者。

黃平：不能說香港人完全沒有改善的意識和意願，但確實少有系統性實質性的改善。 不過，這個問題既不能坐視不管，也不能操之過急，畢竟英國在這裏搞了一百多年，回歸也才二十四年。現在，有個說法是「再出发」，也有說是「再次回歸」或「二次回歸」、「人心回歸」，從制訂《港區國安法》和按照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選舉制度和辦法着手，回歸本意和初心，也可以說是劃清底線、撥亂反正，下一步就是要認真解決經濟和民生、提升治理能力和品質，也需要推進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等，更有待逐步形成一種以「一國」為基礎的思想文化意識層面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而這個「一國」就是中國，就是百年建黨以來、七十多年建國以來、四十多年改革開放以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中國。

香港01：談及香港對中共的認識和理解，就不能不談「六四事件」，畢竟它對香港人造成極大衝擊，已經形成一種歷史包袱，不但主導着香港人對於中共執政的負面看法，也影響着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例如不少泛民政黨向來都以「反共」作為爭取選票的主軸。

抽象、籠統、簡化了治港問題

黃平：嚴格來說，1989至1991年的世界社會主義發生了那麽大的挑戰、巨變，若說對香港沒有造成影響是不現實的，它確實成了香港人看待內地、看待社會主義、看待共產黨的消極符號。首先，在1989至1991年間，又是柏林圍牆倒塌，又是蘇聯解體，難免引發本來就對內地社會主義帶有各種負面認知和偏見的香港對於內地的政治制度和執政黨在認同方面的爭議，加之整個過程被放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背景當中去加以敘述，至今連西方和英美也沒有從過度簡單化的解讀中走出來，更何況香港。

其次，當時和後來都確實有人藉此進行政治操作，刻意放大了民生、就業、教育等問題的負面效應，看不到這些實際問題的深刻社會經濟根源，而是簡單地將之與回歸乃至中國歷史和中國制度掛鈎，造成了香港出現高度的「泛政治化」現象，而一個社會一旦被高度泛政治化、甚至高度情緒化，人們一有什麼事兒都會扯到政治上去，甚至扯到內地的制度和執政黨上去，不僅會扭曲對問題的理性認知，更會影響本地的經濟發展，影響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的妥善解決。如果硬要這麼勾連，把一切高度政治化乃至高度情緒化，其實是很不幸的，事後看也一定是很可憐的。

香港01：您剛才談及「泛政治化」，我會把它理解成香港問題的結果，所以更想了解「泛政治化」的原因──也就是說，它的放大機制到底是什麼，為什麼香港逐漸走向這個地步？比如香港社會當中有種主導性的輿論──他們認為，香港當下所有問題都和普選尚未落實相關，而為什麼無法落實普選，就是源於中央政府不願香港開放民主選舉──姑勿論這套論述是否正確，但一直以來確實很有市場，包括很多知識水平不低的精英也都這樣認為。問題是，如果這套論述是有問題的，為什麼長久以來都沒有出現另外一套反駁說法？又為什麼每當香港社會深深記住國家發展進程的每一下磕磕碰碰，都沒有人好好解釋有些錯誤其實是難免的？所以，到底是香港人接收了這些放大資訊的問題，還是放大效應存在的問題？

黃平：香港出現高度「泛政治化」現象的原因比較複雜，真正開展探究當然要經過認真調研，但簡單來說，也是由於香港體量畢竟太小了，如果有人想在很大的人口和版圖的社會當中推動這種「泛政治化」，就未必那麽容易推得動。至於這背後都有哪些推動和刻意誇大的力量，需要經過調查研究，至少不能說沒有吧，當然也和香港的歷史文化背景相關，比如剛才談到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形成了一種「反共」的文化，甚至是潛意識般的東西一直在作怪。

另外一個原因是，回歸後我們一直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對這12個字，很多人的理解是不是有點抽象、籠統和簡單化，以為這頂「大帽子」一戴就完成了，有的甚至以為「只是換面旗幟」？但任何一個城市的治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何況「一國兩制」是全新的制度設計與安排，香港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歷史沉澱下來的各種包袱或積累更不少。以香港特區的治理經驗來看，目前這種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還遠未改革到位，很多治理觀念和方法也明顯落後於時代，本應該花大力氣解決的經濟和民生等問題很多還仍然停滯不前，再加上從來沒有真正有效開展以「一國」為本的國民教育，這起碼在輿論層面和信息意義上都無法全面看待國家與歷史、文化和自身。

如果再加上前面說過的知識的零碎、片面和扭曲，客觀上也是造成了香港的知識界別長期以來並沒有認真研究香港問題。儘管香港擁有多所世界排名前百的大學，也有很多優秀學者、產出不少優秀的學術論文與著作，可是，很少學者會把香港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更鮮少研究香港身份認同。問題是，不管是國家還是地區，如果人們缺乏一個關於國族認同的積極建構過程，將會嚴重影響當地社會的可持續與良性發展。在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沒有什麼責任和義務去幫我們完成中國人的國族認同建構；在回歸之後，如果又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理解未必完整準確，以為只片面求得香港本地的繁榮穩定就可以了，確實沒有着力從文化意識和思想層面去建造「中國香港」的主體意識和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國族與國家認同，而當意識到問題並開始嘗試重新修補和連結那些破碎和斷裂的知識時，卻出現了強烈的自我屏蔽和自我排斥性的反彈，這也許是始料未及的吧。

香港01：這麼說來，其實籠統的不只「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這12個字，還有最近常常提及的「愛國者治港」，儘管鄧小平先生早就講過，但多年來官方從未給出清晰定義和準則，包括到底要落實到什麼層面、應該涵蓋哪些外延等等，所以泛民主派會說自己「愛國不愛黨」，而建制人士則被揶揄「愛國更愛錢」，好像「愛」得很曖昧、很扭曲。

您剛才用「籠統」來解釋問題的發生，我嘗試換一個說法，就是「一國兩制」的持份者們都以一種靜態的思維去理解「一國兩制」的發展，以為香港和內地的發展水平和增長速度永遠停留在當年起草《基本法》的階段，也以為香港只能永遠實行有別於內地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但這既無法深入領會「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也無法設想在實踐過程當中會出現的各種交錯問題，更難以明白其實「一國兩地」的精髓應該是無論內地或香港，理應再次解放思想，同時實踐兩種制度，但有程度之分。香港今天走到這一步，各個持份者都應該負責，但我們確實又不能責怪普羅大眾被誤導，因為老百姓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所以知識份子才有公共傳播的責任，也所以政府才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可惜當局至今仍未做好。這種停滯不前的局面，很有可能也源於整個公務員團隊本身也沒有什麼「一國」的意識。

扭轉不問不管不顧的局面

黃平：我不會用「責任」這個詞語來講今天看到的問題，但我同意今天香港的問題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首先，誰也不是「事前諸葛亮」，「一國兩制」本就具有前所未有的創造性，很多問題也確實始料不及，所以知識份子也好，公務員團隊也好，甚至特區官員和行政長官也好，很多情況出現時沒有處理好都是「情有可原」的。其次，若要理解香港問題，一定不能抽離歷史背景和國際氛圍，比如說，如果1989年前後沒有發生蘇東解體，香港現在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而且，儘管西方所謂的「冷戰」過去了，但香港和台灣曾經都是冷戰的前沿，在這裏形成反共、仇共甚至恐共氛圍也是那個歷史條件下很「正常」的事，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起來了，美國和西方一些人愈來愈感到威脅，台港這些曾經的冷戰前沿也不會沒有順着西方這些反應而反應。再次，香港本身又面對諸多社會問題，例如產業單一、上流停滯、分配不均、民生難題等等，在高度「泛政治化」的操作之下又被簡單歸結到普選問題，就容易進而變成對「一國兩制」、對國家和中央、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滿情緒。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還有一波又一波的國際氣候的推波助瀾，就形成了一些香港人，包括一些香港青年人，對內地的無知、對中共的偏見、對社會主義的排斥。

但老實說，這些問題的解決，也不是我們做做研究、講講論述就能辦到的，研究也還需要不少時間，解決就更需要時間，現在是亡羊補牢、築牢底線。以前以為「井水不犯河水」就是最好的安排，但現在各種問題不但都紛紛暴露出來，有的還愈來愈嚴重，辯證地說，反而也就促使改變「不管就是最好的管」的思路 ，也扭轉動輒就嚴重對立的泛政治化局面。

香港01：談到「對立」，香港還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好像把「民主自由」和「繁榮穩定」對立起來了，但如果這個對立的前提是成立的話，所謂的「民主自由」就不是建立在經濟的民主和經濟的自由之上了，會變成一種想像當中的烏托邦。我們曾經問過一些年輕人，為什麼可以為了「民主自由」而上街示威，而不願意為了「最低工資」、「退休保障」、「人人有房住」去抗議──相對來說，後者不是更有實現的可能嗎？起碼不會被上升到政治鬥爭的層面。那些年輕人很坦白地說，如果為了這些經濟原因而上街，講出來似乎不太光彩。這個回答實在，可見大家心底並不是不希望爭取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所以兩者並非對立的。

問題是，為什麼這些不該對立的價值和追求會變成了一種對立呢？再放大一點說，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只傾向用西方世界所訂定的普世價值標準去評價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呢？

研究與論述缺位導致對立產生

黃平：虛假「對立」的產生，和香港一直還沒有形成一套真正適用的論述相關。包括在學術界內，有不少學者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給抽象化、非歷史化，無法還原到每一個特定的經濟社會文化語境和歷史脈絡當中去理解，結果就是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認識與敘事對立，反而鎖閉了認識問題之複雜性的能力。

比如「自由」，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就已經指出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範圍之事的權利」，即使是在美國，學者和思想者也早就意識到「自由並非任意為之」（Freedom is not free） 。至於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張力，現代社會從一開始就一直存在也並未真正解決，連平等本身也如盧梭所言──「人人生而平等，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而民主，更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連英國與美國也大不相同，它既不能簡單等同於選舉，更不是只有一種選舉方式，連英美也都不是一些人以為的「直接選舉」，英國也不是「三權分立」。一些沒有經歷過港英殖民時期的年輕人常常也「懷念當年」，卻不知道（末代港督）彭定康當年搞的「極速民主化」中直選議席相當有限，那時的港督也比現在的特首權力大得多；而且，香港真正的民主進程，其實是從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實施才開始的，以港督、特首為例，以前港督是由英女王直接任命，現在特首則是經過選舉委員會選舉。可惜，很多年輕人都不了解，也有人故意遮蔽這些歷史背景，憑想像地認定港英時期已經有了民主，所以要「光復」。

歐美的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本身都很複雜，走到今天也很漫長，認識和理解它們當然很不容易。歐美之間和歐洲內部本身已不盡相同，而廣大的非西方社會又與歐美如此不同，狹小且歷史不長的香港也並不簡單等同「西方社會」，回歸後更不是，如果不是故意遮蔽和高度「泛政治化」對待這些，至少也不應過於簡單和扭曲。這裏確實有論述缺位的問題，論述缺位的部份原因也確實源於研究的不足。接下來，不管香港還是內地學者，都該好好反省當初為何沒有認真研究香港自身的問題，然後真正着手展開香港研究，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法律、文化、心理、行為等層面的研究。其實近年內地不少高校都設立了港澳台研究中心，陸陸續續開展香港研究，雖說也是遲來的，但遲來總比不來好；同時在香港的學人也要把香港研究做起來，認真研究我們所在的香港社會和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

香港01：確實，這些研究和論述的缺位，讓大家少了一個看待問題的視角，從而簡化或者固化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印象，甚至形成一套「陰謀論」的邏輯──因為中共等於獨裁，既然獨裁，就容不下民主的香港，所以中共對港舉措就是為了消滅「一國兩制」。您怎麼理解這種邏輯？以您之見，中共之於國家和香港的存在意義和發展目的，到底是什麼？

「一國兩制」走樣等同壞了中共奮鬥目標

黃平：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過，中國共產黨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並且還要為整個世界謀和平。這絕對不是官話，而是對中國共產黨初心和使命的精準概括。可能在香港還有很多人不清楚，其實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同於西方意義上狹義的政黨，它是整個中華民族、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而並不代表某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以來，包括建國的七十多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其基本追求和目標導向是為全體中國人民謀翻身、謀幸福的，包括通過革命站起來、通過改革富起來和正通過民族復興強起來，其中，在法理和事實上包含着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香港的語境之下，「一國兩制」本來就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以國家統一，即「一國」為前提，以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為兩大使命的創制構想和實踐。所以，一旦以「兩制」或別的什麽名義挑戰到「一國」，中央必然出手撥亂反正，以防偏離初心導致「一國兩制」變形、走樣。「一國」需要更加明確，既與國家主權、安全直接相關，也與國家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最起碼的底線相關，如果過去由於種種原因不夠明確，也是一些香港人不太理解中國共產黨今天為何如此強調「一國」的原因，但「一國兩制」一旦走樣、變形，等同破壞和違背了共產黨的初心、初衷，破壞和違背了人民共和國建立的目的與「一國兩制」設立的目標。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基礎上，還有為世界謀和平、為人類謀進步，就像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自己幸福了還不夠，人類大家庭也要共同發展、命運與共，這也承載了我們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不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且還「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是一種真正的文化和制度意義上的包容、開放、學習和互利、合作、共贏。

香港01：這裏衍生一個有趣的傳播斷層現象。香港人從新聞報道當中，應該聽過無數次「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但是這些詞彙對於大家來說，可能覺得很虛無、看不到實質內容。加之以往內地發生不少冤假錯案和貪腐事件，這些負面新聞的放大報道又會讓香港人產生一些理解落差──中共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人民幣服務？

另外一個問題是，不要說普羅大眾存在理解落差，就是特區官員也未必明白中央究竟什麼意思？比如習近平多次強調必須聚焦解決深層次矛盾問題，也說過很多次房子不是用來炒的，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也多番重申必須解決房屋困局，但直到今天，從特首到財政司司長、再到與土地房屋相關的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仍然沒有什麼動作。

中國愈來愈封閉還是愈來愈開放？

黃平：作為政府官員，哪怕真的聽不懂中央所言，甚至中央領導講都不講，政府和官員的存在也必然就是要為人民謀福利。至於傳播和理解層面，一百多年來的殖民歷史無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差異，尤其是文化背後所承載的信息甚至價值差異。港英時期，香港還要看看英國報紙，了解英國政府的說法，但回歸以來，香港就不太在乎中央說什麼了，畢竟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人並不覺得要以內地作為必要條件，加之前面提到的反共意識，自然很難對中央信息形成興趣點、關注點、興奮點，甚至根本就不太在意中央所說到底是什麼意思了。

兩相比較，如果去內地走走看看，尤其是貴州和甘肅這樣的地區，所見所聞都會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那裏的發展、進步、發展思路和進取精神，每天都能體會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與幹部在在為人民做好事、做實事。有些香港人一聽，就會覺得這是「洗腦」的結果；可是，中國有14億人口、中共執政了整整七十多年，怎麼洗得過來？如果這樣的發展是「洗腦」的結果，那不是太看低人民和他們背後的歷史與文化了？中國能走到今天，共產黨能走到今天，人民支持度和信任度是關鍵，客觀上，人民大眾對於現狀的滿意度是愈來愈高了，對未來的期待也愈來愈高了，這也不是中國內地或政府說的，而是國際上大的民調機構多年在全世界追蹤調查的連續性結果。

香港01：早前去了內地，走訪了不同發展程度的城市、接觸了不同階層的人民，對此也有一番感受。很多人都跟我說，儘管他們並不完全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很多理念和做法，也希望能有更加開放的政治競爭和輿論環境，但他們確實不得不承認中共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大家的生活。這些話讓我有點感慨，內地人民好像更能實事求是地評價一個政黨的執政表現，反觀香港市民，往往都會以政治意識形態先行，批評中共為了發展犧牲民主自由人權。

黃平：我倒認為這種情況恰恰反映出反而是香港在被洗腦。這不是批評誰多麼愚蠢，或別人多麽狡猾，而是一百多年的殖民式統治確實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種截然不同的觀念和價值，凡事都以那套外在標準作為對標而忽視了自身特點與實際的狀況。站在英國的角度看，就算是港英時期的香港，在它眼中也是很邊緣、很落後，而一直以來的香港，也是戴着一副玫瑰色眼鏡去看對方，覺得人家什麼都好，真的是被認識的牢籠給套住了。

不少香港人習慣批評今天的中國愈來愈封閉，但到內地看到的實際情況是，今天的中國恰恰是愈來愈開放。我們不但有「一國兩制」，還主動設立了很多「開發區」和「自貿區」，新一代人更是愈來愈能平視西方世界。關鍵是我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方向和節奏來走，也愈來愈发展、愈開放，也愈自信、愈順暢，包括心智的開放和思想的自信，而不是按照西方給我們設定的「標準」去走。

香港01：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那些想像，和西方國家對中共的主要理解，相對一致。例如，大家都認為「中共」與「蘇共」無異，以為中共像舊時代的產物一樣落後、認為中共成不了大氣候，也終將被歷史淘汰、相信中共將會步蘇共的後塵出現解體等等。但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中共百年以來的發展一直在顛覆大家對它的想像──它一直在自我更新，致力推進國家治理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變得愈來愈強大，強大到讓國人可以平視世界，讓西方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更遲遲沒有如大家所猜測的那樣，步上蘇共解體的後塵。您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沒有演變成為他們所想像當中的「中共」？中國共產黨又將往哪裏走？

優中選優人事制度成勝利法寶

黃平：能不能成大氣候，不在於是否符合別人設定的「標準」，而在於是否能夠推動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持續發展，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民眾是否滿意，能否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能否經得起歷史或時間的檢驗。我有過一個說法，任何一種制度或體制，如果它所覆蓋的空間愈大，跨越的時間愈長，所蘊含的個體愈多，那麽，至少很可能，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或生命力就愈強。如果這個命題成立，那麽，也許恰恰相反，中國特色的制度、政治、文化和國家、政黨及其治理方式、體制，不是步誰的後塵終將被什麽淘汰，而是確實將對內愈來愈具有活力，對外愈來愈具有影響力。

這裏有一個長期被外界也被很多香港人忽略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從黨員到幹部的整套人事組織制度，是建立在「優中選優」的基礎上的，從而得以集中社會各路精英，一起為人民謀福利、為民族謀復興。中共一直是嚴格挑選黨員，結合學習、工作、品德、能力等方面的綜合考量培養官員和幹部。當然，在不同時期的情況不一樣，比如抗戰期間，只要能打侵略者的，就可衝鋒陷陣了；而最近四十年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大量科學和專業的建設和管理人才，這些人在這種時空下就可優先入黨和成長起來。

至於從黨員提拔到成為幹部，自然也要經過多方歷煉，原則上都要從基層做起，比如，如果沒有三個省部級的正職工作經歷的話，是根本不可能走上國家一級的領導崗位的，其他的各級官員也一樣，如果沒有相當長時間的基層或地方治理履歷的話，根本就不可能往上流動，這完全不像西方政制那樣──毫無治理經驗的人，光憑競選口號和政治演說，加上背後的資金支持，就能贏取議席或進入政府，並成為政府的主要官員或首腦。

可以說，中共這套嚴密的選賢任能的人事組織制度，也就是內地所謂的「黨的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大法寶。有了嚴密的組織與制度，就能保證可以隨時選拔能人，也可以隨時向貪官問責，並嚴加處置。除了能人的選拔之外，中國共產黨也非常講究從政意識、為官責任、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等，所以，黨員幹部必須想方設法完成任務，既保持責任與活力，也隨時改進、不斷完善，還有不同崗位、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之間眾志成城般的相互協作和互相配合的程度。這種建設不是獨一無二，也是舉世罕見的，從這次抗擊疫情和這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就可見一斑。

這一切，首先來自自身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看看每一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於理論構造和思想建設都是親力親為，他們自己也不停思考，反覆提煉，從理論上做到以理服人。

香港01：如果說，不應該再用西方標準評價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應該用什麼標準來重新認識它呢？近年經常被提及的「治理」，實際而言應該怎樣理解？為什麼有人認為它更加適合用作評價政黨執政的新標準？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各種推進，怎樣導致中國乃至世界格局在治理、制度與文明等方面漸漸出現範式轉變？

黃平：先說評價。記得美國前總統小布殊曾向到訪的中國領導人提問，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民主化？當時中國領導人脫口而出的回答是，一個制度好不好，最重要的是看能否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可否得到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支持與擁護，至於這個制度應該叫做什麼名字，其實並不重要。再說「治理」，相對「管治」而言，前者更加注重上下聯動、能否取得社會共識，而以此為基礎展開的公共政策，就是一種公共責任，需要大家共同承擔，而政府需要積極調動各個持份者的積極參與。不論是中國共產黨的人事組織制度，還是中國官員的任免升遷，背後都有一套監測、評估、考核、驗收黨員和官員治理成效的體系，是行之有效的績效考核指標。

香港01：最近有些聲音認為，既然特區政府無法治理好香港，不如就由中央介入解決；有的甚至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光明正大參與香港特區的行政管理工作。您怎麼看？

港具潛力成國家的「大外宣」

黃平：從時間節點上來看，確實可以趁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歷史契機，讓香港社會直面中共的存在和作用；加上經過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中央出手的《港區國安法》和最近的依照「愛國者治港」完善選舉制度和辦法，當下「一國兩制」在香港確實正逐漸回歸正路，也是時候進行一些深刻反思了。

至於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作用，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腦袋埋進沙堆裏不看現實，甚至自欺欺人無視它的存在，當然關鍵還是在於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在「一國」之下的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這一制時到底需要一種怎樣的中央與特區的良性互動，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確保國家的主權安全，也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而不是特區政府凡事都要等待中央出手收拾「爛攤子」，那樣只會導致香港政治與治理人才變得愈來愈弱。香港有人早指出過香港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當中具有獨特性，但不必完全按照某種套路走，而應該看清自己背靠一個很大的優勢，那就是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多多思考怎樣把這兩種制度的各自優勢互補在一起，以切實解決經濟發展和民生困局。

今天，我們從百年歷史來看中共及它在中國近代歷史以來和今後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共的初心使命就看得清、講得明，也能在《憲法》、《基本法》框架下做得正、行得端。

香港01：前面也提到，香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西方價值為參考基礎，那麼，如果香港可以放下偏見眼光、客觀認識中共的時候，它是否極具潛力成為中共乃至國家的「大外宣」？例如西方世界可以透過香港的有效治理，看到「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從而更加明白中共的治理模式和價值意涵？

黃平：香港確實還有很多潛力可以發揮出來，這也是為什麼目前和今後仍須維持「一國兩制」的原因之一。如果香港不僅繼續保持住繁榮穩定，還能保持原有的優勢、發展多元創新的產業、激活向上流動的機制、促成公平正義的分配、逐步解決貧富懸殊等問題，那麽，它不但可以向世界宣示「一國兩制」的成功，也可更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能繼續帶動內地一些領域與行業進一步開放和更加國際化。那樣的話，香港就會更加理性看待自己、看待內地、看待國家、看待中國共產黨，也真的回歸「一國兩制」之本意，不但可以成為外部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使外部世界可藉此看到中國現代化的成功與縮影，並成為中國更快、更深走向世界的更高平台和更寬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