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補習文化熾熱 氾濫成災還是提升了社會競爭力？
中央早前出手監管內地校外培訓機構，使外界關注近年發展熾熱、亂象叢生的「補習」風潮會否在當局重拳打擊下從此消失，以至家長與學生在未來將如何適應等問題。
其實，補習文化廣泛見於亞洲地區，除了我們熟悉的中港台，還包括日本、韓國；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以至南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這些地方的家長普遍喜歡為子女報讀各式各樣的補習班、興趣班等校外課程，務求讓他們「贏在起跑線」上，爭取較舒適美滿的將來。然而，補習文化到底是為國家帶來更佳的競爭力，還是衍生其他的社會問題？
今天的韓國首爾江南區不僅是重要的商業地帶，也是高級時裝及不少電影公司的所在地。與此同時，區內的大峙洞還是數百間私人補習學校「學院」（hagwon）的集中地。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江南區和瑞草區發展成擁有八間著名中學如Seoul High School、Kyunggi High School的校區，是芸芸家長夢寐以求的理想教育之地，也令這裏逐漸發展成補習社「聖地」。
良好的教育被普遍視為找份好工、婚姻、生活、將來等一切的重要「橋樑」。韓國年輕一代爭相補習的原因，主要是希望考入三星、現代、大宇等國內大型企業，而考入國內名牌大學決定他們能否順利走進這條光明的人生路。在一試定生死的社會，補習自然成為不二之選。當地補習文化的熾熱程度，更造就不少「補習天王」，有的年薪甚至高達400萬美元（約3,113萬港元）。
日本同樣不遑多讓，當地校外補習機構「學習塾」被視為教育系統的一部份。日本人普遍認為國內學童在部份學科的國際成績出眾，很大程度歸功於學習塾這類補習機構，連當地教育部門文部省官方也承認學習塾在國內教育系統的重要性。
據日本全國學習塾協會估計，日本約有五萬間學習塾，全國約有高達七成的學生報讀。文部省推算，日本家庭平均為每名子女每月支付1萬至5萬日圓（約708港元至3540港元）報讀學習塾，甚至連大學也認可學習塾的角色和功能，如京都七所大學聘用學習塾教師，為大學生「催谷」基礎學術能力。
獅城「怕輸」 泰國人飛曼谷補習
至於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同樣有補習文化。其中，據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的數字，泰國更是全球補習參與率及時間最多的國家，其數學、外語、自然科學課外補習參與率，分別為91.2%、89.4%和89.7%。由於城鄉差距大，曼谷以外的其他省府教育資源有限，部份有經濟能力的泰國家長甚至不惜讓子女每逢周末坐飛機到首都補習，或者在大考前的一個月即日來回曼谷，非常誇張。
至於新加坡，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該國的功課時數在全球排第三，15歲學童每周平均花9.4小時做功課，遠較全球平均數5小時為高。新加坡的補習業規模龐大，私人補習行業年產值高達10億新加坡元（約57.29億港元）。
當地的「怕輸精神」（Kiasu，源於福建話）也和崇尚補習的教育文化不無關係。在新加坡，小孩子讀書成了一場耐力競賽，當地不少教師坦言：「每個家長都擔心自己的孩子落後於人，成績比別人差。」
近年，新加坡憑藉出眾的數學科國際成績和教育質素，甚至能將補習課程和教材輸出海外，成就另類「新加坡製造」，如小學數學教材備受全球家長、學子青睞，學前教育教材亦打入中國內地龐大市場，吸引不少高收入的家庭，渴望為子女提供包括優質英語在內的校外教育。
不只儒家文化圈 印巴亦好補習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將上述的補習風氣純粹歸咎於華人的傳統儒家文化，認為這些國家多少受到相似的「學而優則仕」觀念所影響，衍生出相似的「贏在起跑線」的想法。
然而，補習卻非華人社區或儒家文化圈的「專利」。在印度，全國每年約有五萬名學生前往有「補習之都」之稱、拉賈斯坦邦的科塔市（Kota），以求順利通過入學試，考入國內一流學府如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德里印度理工學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等頂尖學府。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將上述的補習風氣純粹歸因於傳統儒家文化對東亞地區的影響，認為這些地區多少受到相似的「學而優則仕」觀念所影響，衍生出相似的「贏在起跑線」的想法。
然而，補習並非華人社區或儒家文化圈的「專利」。在印度，全國每年約有五萬名學生前往有「補習之都」之稱、拉賈斯坦邦的科塔市（Kota），以求順利通過入學試，考入國內一流學府如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德里印度理工學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等頂尖學府。
在科塔巿，數以百計的學生擠在設備簡陋的補習社課室，一同密集式做選擇題，而當中不少人日常的生活，就是住在既沒電視又沒電腦的狹小房間，日花16小時上學、溫習和做試題。學生Mishra表示：「這裏的生活像跟考試科目談戀愛一般，而且我會因別人成績較好而感到沮喪。」
這些考生一般花費4,000美元（約3.11萬港元）在科塔市待兩年，還未計每年花2,000美元（約1.56萬港元）在住宿方面。這對於年均收入僅約1,250美元（約9,728港元）的印度人來說無疑是筆龐大開支，但許多家長依然心甘情願花這些錢。
由於印度缺乏一流大專學府，故競爭特別激烈。印度學生上補習班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印度理工學院或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AIIMS） 等頂級大學設定的嚴格考試，取得大學學位後可以成為「搵份好工」的入場券，甚或將來能遠赴美國或其他國家工作和生活。這種現象造就當地的補習行業興起，發展成64億美元（約498億港元）的行業規模。
綜上觀之，補習文化的確在亞洲十分普及，這多少反映教育長期以來被視為成功的唯一出路。不少學童背負的不僅是個人學業成績，還有家長的期望、失敗的恐懼等，這就是亞洲學童在校外「份外努力」的目標。正如首爾大學榮休教授文輝昌表示：「亞洲學生有種爭第一的心態，你必須是一流的，否則你可能無法生存。」
亞洲大部份地區學生的心態，早已不在於學生是否會上大學，而是在哪裏上大學，以及是否止於一個學士學位。香港大學招生總監史秉士（John Spinks）表示，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驅動力，人們相信高等教育系統將推動經濟向前發展並建立人才庫。他說：「對於亞洲家庭來說，投資是有回報的，大多數家庭都將大學學位視為對兒子或女兒未來的投資。」
補習與人力資源成正比？
誠然，補習在學童教育上的確起了一定的實質作用，也可說是一種投資。在由OECD籌劃的PISA跨國評估學生能力計劃中，新加坡學生的表現於去年名列第一，排名靠前的還有香港和台灣兩個同樣有補習文化的地方。另外，去年世界銀行推出的人力資本指數（Human Capital Index）就各地對年輕人在教育與健康領域的投資進行比較，排名前四名均在亞洲，包括新加坡、香港、日本和韓國。
世界銀行表示，一個經濟體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愈大，其勞動人口的創造力和薪酬往往愈高，從而使得該經濟體財富值更高，經濟更強大。人力資本指數是一種衡量經濟發展的新方式，這或許多少也反映出補習與人才培訓的正面關係。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人力資本由人們一生中積累的知識、技術及健康組成，是人們能夠發揮其作為社會生產力的潛力。世界銀行的說法或許多少能解釋亞洲補習風氣的成因。
上補習班的韓國高中生Huh In-young認同補習的作用，相信它除了令國家近年在國際成績表現出類拔萃，還令國內高中畢業率高達 93%，遠較美國的77%為高。他解釋：「那些去學院補習的人，最終在學校和國際考試中都取得了更好的成績。這是因為，說到底除非本身是天才，否則，一般學生不靠補習的話，根本無法自己解答考試中那些複雜的公式。」
學生不堪壓力而自殺 家長亦痛苦
雖然今天不少人認定補習是子女教育「必要之惡」，然而，補習所引發的副作用也愈加清晰可見。有人批評指，補習班給予許多學生和家長提供了虛假的希望，而且會令一眾學生習慣於依賴補習老師和標準答案，長遠忽略學習當中思考、理解等基礎能力。
此外，這種教育模式亦會令學生的壓力變得更重。韓國每年11月舉行大學入學考試，當地新聞在此期間經常報道的便是青少年的悲慘死亡事件，許多人因考試成績不佳而自殺。有些在考試前夕就了結自己的生命，擔心他們的成績會很差而無法進入大學。部份學生甚至說，他們因為成績不佳，心感自責而不得不自殺。
據OECD公布的分析資料顯示，2019年韓國的自殺率是36個會員國之最，而且還是長年居高不下，平均每10萬人口中就有26.6人自殺死亡。有專家分析指，學生走向極端是因為對於能否考取理想學校存在不確定感。事實上，韓國人對於國立首爾大學、私立高麗大學與延世大學等名牌大學看得很重，導致今天即便想要打破學校排名的傳統也不容易。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學生對未來的憧憬，以至整個社會氛圍，某程度也反映補習文化對教育有所偏離，構成另一個社會問題。
補習對不少家長同樣也是個煎熬。舉例來說，新加坡許多家長每每要通宵排隊、打地鋪，甚至捱餓也要讓子女上心儀的補習班。有排通宵的媽媽表示：「我沒有帶備任何食物，對我來說，能成功取得心儀班別學位較填飽肚子更重要。」
這種將學業與未來完全掛鈎、不想輸在起跑線上、投資未來等心態，令許多年輕人認為未能考入好的大學就沒有將來。因此，近年補習的現象也引起不少反思，如認為即使補習能有效提升學科的國際成績，國家教育制度也遠遠未夠完善。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哲學系學生Chan Woo Lee便對補習班感到擔憂，認為會造成貧富家庭學童之間的成就差距，他說：「這造成了不平等，因為富人負擔得起補習班，所以他們的成績較好。」
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陳永財認為，學生過早地開始繁重的學業生涯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他解釋：「他們會缺乏學習的樂趣，過一段時間甚至疲勞過度，不想繼續學習。」
由此可見，補習並不一定能起到與校內教育良性互補的作用，補習是否「必要之惡」仍值得社會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