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公民黨到新方向　李煒林考慮再選：從沒放棄服務大眾

「過去兩年，即使沒有政黨背景和議員身份，我也自己掏錢從事地區工作，因為我的從政初心就是服務大眾，希望幫助大家改善生活、安居樂業。」——香港新方向政策研究副主管李煒林，自2016年在英國讀完法律回港便加入公民黨出任麗港城地區發展主任，並於2019年11月高票晉身觀塘區議會，及後在2020年7月「民主派初選」期間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票站，直到2021年4月及7月宣布退黨和辭職，翌年獲邀加入新方向——他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透露正在積極考慮再選觀塘區議員。

改制後的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10月17日展開提名期，社會開始關注擁有泛民背景人士能否順利取得地區「三會」（即分區委員會、防火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提名入閘。李煒林與泛民的特殊淵源和「轉黨」經歷明顯「兩面不討好」，而且難免遭受三會成員質疑「忽然愛國」；不過，他並沒有迴避有關刻板印象和負面標籤，也重新檢視了從政途上的不足之處和應有之責，更相信只要坦誠地和各方人士保持溝通，自己總有機會能在更好的公職崗位上繼續為「一國兩制」服務。

李光耀演講喚醒從政因子

原來，李煒林的從政啟蒙是新加坡的建國總理李光耀，尤其嚮往他所推行的「實用主義」，也深信從政者必須致力促使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從而滿足每個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然而，相對於「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選舉模式，李光耀更在意的是提高選票品質和政府治理能力。但命運弄人，當李煒林抱着「以政治作為志業」的熱忱回到香港，卻選擇了關注「民主自由」和主打「政制改革」的公民黨，作為從政起點。

「其實，當時我並不是那麼在意香港政治光譜的分野，『建制』或『泛民』，我都無所謂。」要是在三年前講這句話，李煒林應該會被群起攻之，因為香港政治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就是處於「親中」和「反共」的二元對立僵局，但自從2021年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原本那條用以劃分政治立場的奇怪標準也被打破了。他從小就不太關心政治，中五畢業後被送往英國留學，選擇法律專業也只是為了成為大律師，不料卻在偶然的機會下觀看了李光耀的演講視頻，被其喚醒了政治因子，把心一橫決定回港從政。

那是2016年，李煒林一再強調，當時並沒有想太多，只是剛好有位頗具社會地位的前輩認為，他的背景和形象似乎比較適合公民黨——外國留學、法律專業、英文流利、官仔骨骨，便引薦他入黨發展，「但我是想做實事的，我很清楚我不能夠只拿這個政黨的光環或理念，而是需要打好地區工作基礎，於是便跟着（時任公民黨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譚文豪落區，希望能夠紮根麗港城，務實地為街坊解決問題，改善大家的衣食住行。」

用心服務改變街坊負面印象

「剛落區時，有幾位街坊走過來說：『你啊，好眉好貌，入錯黨啊，我不喜歡公民黨，我不會支持你的，你們不懂做區的！』」無可否認，一些聲音認為公民黨忽視地區工作，而李煒林之所以如此看重在地服務，除了深受李光耀的啟發，也源於留英期間的議會工作經歷——他曾自薦到市議會秘書處，又被引薦去為英國國會議員助選，深深體會到不管政治理念有多美好，只有切實政績才能說服選民，「後來那些街坊都把票投給了我，因為我在幾年間，一直用心研究如何服務大家的要求、如何讓大家生活得更好。」

2019年6月爆發「反修例風波」，民主派在年底舉行的第五屆區議會選舉，破天荒取得超過八成議席，代表公民黨出選觀塘區議會的李煒林更以6,450票成為全港452個選區第三高票當選人。他承認整個陣營的勝選，無疑源於當時選民不滿政府情緒高漲，但也強調自己並非「投機」或「躺平」當選，而是圍繞居民關注的民生議題，在麗港城揼了多年石仔——例如環境保護，他每周擺設街站，宣傳塑膠分類，進行環保回收，成功招募不少街坊成為環保義工；又如樹木保育，颱風山竹襲港吹倒大量樹木，麗港公園也成為重災區，他聯同專家和街坊發起「救樹行動」，定時到候為仍有生機的樹木澆水維生。

「選擇公民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它創黨時以『執政』為目標，這也吸引我想看看，一個『在野黨』將會如何向市民展現其具備執政能力、能夠更好地治理香港。」可是，當長期「在野」的民主派成為主導地區議會的「執政」力量，李煒林卻沒有看到他所期盼的良政善治景象。因為不少主張「激進抗爭」的本土派也乘着「反修例」之勢空降區議會，當中有些人把議會當作政治表態或宣揚抗爭意識的平台，不但堅持杯葛建制和政府，而且在討論地區民生時也總是「政治先行」，動輒對「異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和道德批鬥，有的更以政治光譜區分服務群體，扭曲區議員理應增進居民福祉的本職。

凡此種種，都不斷促使李煒林反思——議政從政執政，到底所為何事？

區議會變天反思執政意義

「我相信政治不會有永遠的敵人，如果要為市民帶來最好的結果，我們就一定要和不同光譜人士協商，才能達到更公平的資源分配。」李煒林本就有過幾年的地區工作經驗，更加明白社區服務本身就無分派系或政見，於是他仍然和一些建制議員和政務官員保持溝通和聯繫，希望加深雙方了解和認識，再反思如何尋求平衡——哪怕他未必完全認同某些政府政策，但也樂於充當「橋梁」，冀能更好解決社區問題，惠及居民權益。

面對部份「深黃」議員的過激行為，李煒林同樣沒有放棄與他們對話的機會，因為他相信那些年輕人的本質並不壞，只是受到極端思潮的影響，才會採取非理性的錯誤做法；所以，相對於排擠他們，李煒林更希望可以引領他們務實從政。不料，那股激進聲勢卻日漸狀大，甚至取代了傳統泛民主導的溫和路線，主張在2020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取得過半議席，就能以否決所有政府議案、徹底癱瘓政府施政等手段，迫使政府在「五大訴求」等政治議題上讓步，有人甚至揚言「要在香港臨死時之前再用力斬它兩刀」。

問：那就是民主派執政的意義嗎？
答：當然不是。透過立法會「逼宮」是不現實的，真的是不現實的。
問：這是當時的想法，還是現在的想法？
答：當時就這樣想了。
問：那你當時有沒有向政黨或陣營反映過？
答：沒有......
問：為什麼？是覺得自己人微言輕，還是擔心「政治不正確」？
答：大家情緒高漲，我說了也改變不了什麼，只好少些參與，做好自己工作。

忙於抗疫低估政治形勢巨變

李煒林補充，2020年1月上任後不久，新冠病毒疫情隨即爆發，往後一年反反覆覆從不間斷，所以他每天都忙着抗疫，從早到晚不斷開會、訂購物資、派發街坊、更新資訊等等，「真的忙到連呀媽都唔認得，更加沒有時間陪伴剛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實在無暇認真應對政治形勢的重大變化，而是很自然地把2020年7月11-12日舉行的「民主派初選」視為整個陣營慣常的協調機制，也很自然地遵從政黨要求借出議辦作為票站。

李煒林眼中的那個「自然」之舉，卻為從政路途埋下極大隱患。

此前的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並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隨即在港實施。而在民主派初選前後，特區政府也多番聲明議辦不應作其他用途，甚至警告假如初選旨在癱瘓政府可能抵觸《國安法》。2020年7月25日，原定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多名初選勝利者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2021年1月6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55名初選發起人及參選人，當中47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同年3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產生辦法；5月21日，特區政府將宣誓要求延伸至區議員，及後又放風指涉及負面行為人士可能無法通過宣誓，一經褫奪資格會被追討百萬薪津，而且五年內不得再選——結果，有約230名區議員聞風辭職，另有49人被港府裁定宣誓無效，民主派議席由389席驟減至52席。

李煒林正是辭職的區議員之一。2021年3月，公民黨爆發「退黨潮」，領導層因而舉行退修會探討政黨前路。李煒林主張因應政治形勢重新出發，盡可能在不同的空間內服務大眾；可是，他不但沒有獲得認同，而且當場遭到個別黨友怒斥「投共」。儘管有人事後向他轉達支持，但在會上他的說法明顯寡不敵眾，「那種比較激進的思想好像開始主導政黨了，但那一刻的我更希望專注社區民生議題，所以我就覺得，是時候退黨了。」2021年4月19日，李煒林宣布退出公民黨；不足三個月後的7月12日，他徵詢不同背景人士後宣布辭任觀塘區議員，但承諾即使沒有議員職銜和政府資源，也會盡一己之力服務街坊，並表明將會積極計劃未來，「包括考慮再度參與公職，繼續為大家效勞。」

退黨辭職沒有中斷地區服務

回溯整場「反修例風波」及連串後續事件，李煒林也許是不少傳統泛民從政人士的縮影——儘管並不認同抗爭派所說、所做、所為，例如他從來就不贊成推翻政府、不贊成香港獨立、不贊成暴力衝擊、不贊成違法行為、不贊成招惹外國政府制裁香港、不贊成透過西方民主制度改變中國發展模式，卻都基於各種原因選擇沉默、沒有明確提出反對，結果反被牽着鼻子走，導致香港陷入前所未見的折騰。至於泛民何以默不作聲？有論者認為，一則缺乏政治勇氣，不敢逆民粹之風而行，以免遭到抗爭派系狙擊；二則可能樂見其成，一旦激進勢力成功脅迫中央退讓或道德綁架選民，泛民也可分享政治成果。

「樂見其成？我想都沒有想過！幾時才能輪到我呢？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區議員，那個『果』根本就輪不到我吃。」李煒林否認上述第二種心理分析，但承認或多或少礙於民粹和情緒而未能大膽向抗爭派說不，「實在不想破壞和義工朋友之間的關係。」

沉澱一年，2022年6月，在立法會新界北議員張欣宇所屬新興政團「香港新方向」的邀請下，李煒林決定加入其中，及後出任政策研究副主管。有別於由傳統建制或泛民所發展培育的組織，香港新方向無資金、無資源、無背景，於2019年10月由一群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以香港為家的中青年創立，倡導有爲政府，施政以民爲本，完善民主參與，擺脫財團壟斷。成立之初，新方向被標籤為「港漂黨」、「大陸黨」，及後隨着任職港鐵工程師的張欣宇當選立法會新界北議員後，經常就交通運輸和城市規劃問題提供專業分析和政策倡議，又敢於在不同政治及民生議題上是是非非，新方向逐漸為人認識，如今已經吸納了不少土生土長而又有志服務社會的香港人加入。

「這個團隊專業、團結、有執行力，敢於直面很多問題，指出問題之後也不是交了功課就算，而是打破傳統思維模式、認真思考問題本質，提出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解決方法。」提起新方向，李煒林很是感慨，形容這個組織就是香港的縮影，像是一杯鴛鴦——大家以為咖啡混合紅茶的味道會很奇怪，但只要找到適合的比例，就可以成為極具特色又人人稱讚的飲品——香港本來就是如此一座國際城市，市民具備不同文化和背景，即使意見未必完全一致，但總能透過多元包容去消弭紛爭，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從政者有責任令社會回復理性思考

「問問自己，自身、社區、社會整體利益、理念等，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當年李煒林退出公民黨和辭任區議員期間，曾經接受《香港01》專訪，以此叩問從政心聲。如今再次受訪，他對過去從政路上的不足之處和應有之責，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對於「反修例風波」的成因，李煒林不再簡單地把問題歸咎成為政治矛盾，而是認為——香港本就存在很多經濟、民生方面的深層次矛盾，例如在資本壟斷的情況下，導致資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嚴重、向上流動停滯，不少市民早就基於種種生活焦慮而產生怨氣和怒氣；然而，歷屆政府和治港者們都未能有效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而在香港和中央本就存在信任鴻溝的情況下，激進勢力趁機把香港問題錯誤歸咎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成功掀起一次次的政治運動，才會令市民的躁鬱和不安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示威者有句話：『是你教識我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可見大家的焦慮和怨憤已經達到極點。」李煒林理解市民的情緒，「所以我不會責怪大家擁有某些偏激的想法，當然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責任，但這確實不是應該交由市民自行解決的問題，而是應該由從政者去承擔，但如果我們都不去面對，那只是鴕鳥心態，看不到房間裡的大象。」

至於官方把「反修例風波」定性為「顏色革命」，李煒林坦言這不是僅僅憑他個人層面的所見所聞和經歷就能夠判斷的，又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在適當時候將有關證據系統梳理並向市民清楚展示。他又提到，美國政客搞分化、搞對立、搞破壞的伎倆並非新鮮事，香港不應捲入大國博弈的漩渦。對於《國安法》，李煒林則認為當香港經歷了巨大動盪，《國安法》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平息紛亂、發揮作用，而他也寄望，當社會秩序恢復正常，香港可以聚焦發展改善民生，「把握時間做好『港人治港』，不是更好嗎？」

行政主導下「協商民主」大有可為

其次，對於各級選舉改制，李煒林嘗試用「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角度去理解。

在區議會方面，即使將由地區民政事務專員（DO）兼任區議會主席，但他仍然相信區議員可以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橋樑，甚至認為只要DO盡心盡責，就有望打破以往政出多門難以協調的困局，「有了權力，再也沒有懶政藉口，才能真正提升地區治理水平。」

在立法會方面，他則認為，當對立局面被打破，無論來自哪個界別、代表哪些政團、涉及哪種利益的議員，都應該以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作為基本共識，理性議政、務實協商，才能重新調整資源分配結構，令每一個香港市民都能更好地共享繁榮成果。

傳統「代議民主」傾向以「少數服從多數」決策，而李煒林則期望香港特色的「協商民主」（「審議式民主」）能夠得到更好實踐。這種模式旨在促進公眾以公共利益作為共同價值訴求，因應某項政策或議題進行平等、公開、合理的磋商，從而找到共識。

相信中央不會「一竹篙打一船人」

「朋友都說『政治很黑暗』，叫我不要搞；但我覺得，黑暗的是人，只要有個好的行政主導制度，具備足夠能力的政治人才，而大家又願意透過協商，為人民解決各種問題，政治就不是黑暗的了。」李煒林說，如果他有機會再次擔任公職，他將更好地負責「為政治洗白」的責任，「希望有一天可以大聲地跟市民說，Don't be afraid of politics」——因為這是眾人之事，每個人都應該在理性思考的情況下參與其中，表達所求。

在專訪的最後，是很不免俗的「愛不愛國」和「身份認同」問題——民主黨早前透露有意推薦8名黨員參加12月10日舉行的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後，不少建制風聲質疑他們並不符合「愛國者治港」標準，恐怕未能取得三會提名入閘參選——然而，「愛不愛國」的標準，有時可以很客觀，有時又會變得難以捉摸。「我當然愛國。」李煒林沒有搬岀那些表態式的字句，而是提到，國家在短短四十年內的改革開放成就，成功改善十多億人民的生活質素，而科技應用的發展更加追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這真的很令人自豪。」

「如果參選，我想不到為甚麼我不應該拿到提名票？」李煒林並非信心十足，「如果有些人因為我過往的泛民背景，就把我標籤成為『反中亂港』，那我只好認命」，但他相信中央並非如此鐵板一塊，也相信街坊能夠看到他的真情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