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述職｜「善作善成」不只是「高度肯定」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以來第二度上京向國家領導人述職，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面中的開場白一如既往受到關注，當中尤以他指出特首與其執政團隊在過去一年「敢於擔當、善作善成」吸引眼球，不少本地輿論形容這是對李家超班子的高度評價。

與去年相比，習近平這八個字的評語分別在於「務實有為」變成了「善作善成」，單從字面上看，後者確實更具褒揚意味，不止在說「做實事」、「能做事」，還着眼於「做成事」。再往前推，國家領導人以前更多強調特首有「擔當」與「作為」，「善作善成」乍看之下也確實令人眼前一亮，但是，它其實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習近平涉港講話當中。

「着力提升治理」永遠在路上

去年來港出席回歸二十五周年慶典時，習近平便明言香港「要加強政府管理，改進政府作風，樹立敢於擔當、善作善成新風尚，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這是他對香港所提「四個希望」的第一個——「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的結尾，而特首此次述職提交的其中一份成績單便是順利舉辦了第七屆區議會選舉，把「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到地區治理。特區政府為這場選舉投入的心力人力有目共睹，針對提升治理效能的另一重要領域——強化公務員管理，也於特首赴京前發布了更新版《公務員守則》，達成施政報告所訂目標。既然有表現，受到肯定也就不讓人意外。

不過，述職機制的建立，絕不止是為了作出肯定，還是為了總結經驗，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事實上，在中共官方話語體系裏，「善作善成」並不是一個「評語」，而是對官員工作方法的根本要求，習近平多年來曾在面向黨政軍幹部的不同發言裏反復提出。國家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但公共事務治理旨在維護與促進公眾福祉與利益，這是舉世皆通的原則，官員需要「善作」也不存在「兩制」之分。至於「善成」，完成選舉與更新工作守則都不會是最終衡量標準，而只是在為做好治理工作鋪墊路基，基礎打好了，如果開車的人暈頭轉向，一樣會翻車。說到底，治理永遠在路上。

比起指出特區管治團隊「敢於擔當，善作善成」，這次述職更大的亮點是習近平前所未見地由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陪同接見，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強，誠如特首本人所言，如此安排充分體現了中央對述職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的重視。最能夠體現中央對香港事務重視程度的是李強再一次打破中共慣有政治規矩，與習近平出現在同一會見場合。當然，它首先體現了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國家政治秩序的變化，正如李強今年3月履新時所言：「本屆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貫徹好。」特首述職安排置於這個新秩序之下，表明中央也將比過去更有力地掌握香港事務。中央港澳辦便明言，調整述職安排有利更好落實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中央繼續強調全面管治權

國務院2014年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全面管治權時，可謂對香港社會投下一顆震撼彈。十年過去，這個說法已經不讓人感到陌生，但生活在香港，還是可以感受到疑慮氛圍，而且恐怕仍然不小。最初的抗拒主要源自於看不透它與「高度自治權」關係為何，擔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受到侵蝕。隨着香港經歷劇烈社會動盪、飽受疫情衝擊、經濟徘徊低谷，又在大國地緣博弈中夾成磨心，無論是本地政商界還是學術界，都再出現對香港「國際定位」的爭論，其中就有聲音認為，過於強調全面管治權導致香港迷失了自己應有的「獨特身份」。

這個說法反過來看，就是香港因沒能維護好高度自治權而削弱了自己應有的發展空間。其實，應該追問的還有，香港的高度自治與國家的全面管治必然構成張力嗎？是不是國家不強調全面管治，香港就能做好高度自治呢？回看特區成立二十五年多以來走過的路，答案顯然並不如此。就以完善地區治理體系及要求公務員盡忠職守為例，這本來都應該是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應該處理的事務，為何中央未提全面管治權的時候特區不知所措，一落實全面管治權反倒輕鬆地推進了？

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與「一國兩制」一樣，說白了就好像自然界裏根幹與枝葉的關係，一國與全面管治權是根幹，兩制與高度自治權是枝與葉，枝葉由樹幹派生，無法單獨生存，而茂盛生長的枝葉也為根幹提供更多養份，使樹木生機勃勃。長期關注香港問題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早前在本港舉行的一場論壇上，再度對這兩組關係作了簡單直接的梳理。他指出，在一國兩制之下，統治權主要歸於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區自治為主，由此推之，涉及國家統治層面的問題，主要責任在中央，但特區的日常治理，則要靠特區自己來解決，由特區承擔主要責任。

香港的責任是「善成」高度自治

正如陳端洪所言，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現問題的時候，才會從源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回溯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到逐步推動落實，不正是由於香港的社會治理出現危機？危機之所以出現， 又是由於中央漠視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由於香港缺乏自覺維護自治的意識？

香港政府制訂的學校公民教育影片裏，曾經有這樣的故事場景，學生們舉手搶答「基本法的全稱是什麼」，這個場景的設計者用意不言自明，值得深思的是，為何其中想要帶出的根本價值認知，卻似乎長期沒能落地生根？顯而易見，只要香港社會仍然不能夠說明白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憲制性文件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能夠弄明白它所體現的「一國」與「兩制」倫理，中央就將繼續強調。述職安排新規範是又一次的重要提醒，但中央並沒有因此而忘記香港的「獨特身份」，習近平接見特首的公開發言中便同時強調，「長期堅持一國兩制不會變，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長期不變」。

保持的前提是香港維持高度自治，新華社指出，習近平對香港的發展作出了重要指示，可想而知，當中也會包括香港如何「自治」。國家領導人在閉門會談中對特首提出了什麼具體治理要求，我們無從得知，但繼續堅持「善作善成」肯定是題中應有之義。至於習近平如何看待香港的「發展問題」，其實不需要盲人摸象般揣摩，因為他在去年的七一講話裏已說得很直白：一是「背靠祖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二是「聯通世界」，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交流合作；三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的創造力與發展活力。

在這三個指示中，一和二是如今香港內部說得最多也爭論得最多的，弔詭之處是，國家領導人眼中本屬相輔相承的發展道理，在香港卻不時成為對立的存在；更甚的是，這種對立還殃及領導人提出的改革期盼，最近一年多香港社會對習近平七一講話的解讀不勝枚舉，但談及改革的聲音卻是寥寥。「善作善成」背後是中共所秉持的問題導向方法論，如果香港理不順這些問題，又何談高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