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基金只幫助自力更生的窮人 「社企之父」︰做好事也要聰明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下筆之前躊躇良久,許多事情沒有想通。寫電郵將感受告訴魏華星,他抱歉地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普通得令你許多的投射落空。」

是因為他的普通嗎?我問自己。或許,更惹人思量的,是他不願重複他人對「善」的理解和行動。他說自己在尋找一種新的「善」的味道,他在回信中小心地為「善」字加上引號。

善,真可以有不同味道嗎?

攝影:李澤彤

從清談到實踐

被坊間譽為「社企之父」的魏華星,近年事迹被廣泛報道,成為名人。他在本地首創非牟利慈善創投基金,以私人基金方式投資和管理社會企業,結合市場營銷,建立數個社企品牌,為慈善事業開出一條新路。

這條路,要追溯至2003年成立的「三十會」。當年,民間隨七一遊行冒起多個年輕論政團體,「三十會」是相當活躍的一個,主要由一群30出頭、關心社會的專業人士組成(官方網頁上的說法是「代表香港有知識的中產階層」)。他們在報章發表文章、組織座談會,一時興起一股清談之風,政府也樂於邀請他們在社會議題上出謀獻策(同期還有沈旭輝主持的「Roundtable」,以及「獅子山學會」等)。

魏華星說:「『三十會』成員的政治立場從不一致,然而那幾年大家坐在一起月旦時事,交流思想,感覺很親切。當時的社會氣氛不似今天這般惡劣。」

他自讀書年代起經常做義工,一直在尋找賺錢之外的人生意義。2007年,「三十會」中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感於空談無濟於事,起心籌建「香港社會創投基金」,魏華星辭去商界工作,全身投入這項社會實踐。他仔細研究過在歐美開始流行起來的「慈善創投」,認定這模式是全球趨勢。在2007年12月28日的《信報財經新聞》中,他撰文解釋這個理念:

「對於社會企業,『慈善創投』機構與一般資金來源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但出錢資助該社會企業,更出力扶助它們成長。這包括派出成員加入後者的董事局、在營運上出謀獻策、甚至動員本身的人際網絡,以期在數年的投資期內,使受助社企暢順運作,並在基金退出後,仍能自力更生,不再依賴政府資助或公眾捐獻。」

不肯搬走倒沒試過,但中途確實請走過租客。畢竟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翻身機會,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尊,就翻不了身了。
魏華星談他的「光房計劃」

「社創基金」在去年底將公司從觀塘搬至深水埗,魏華星說,同事們因此現實感更強烈。

誰是同路人

那是一篇字裏行間洋溢熱情的評論文章,看出他滿心憧憬。不承想接下來3年,卻是孤軍作戰,寸步難行。他通宵達旦準備材料,四處遊說商家幫助社會企業,總是碰到軟釘子,人們的反應是:「你的想法很好,不如你先做出來看看再說?」

他自問無愧於心,毫不利己,奈何理念乏人響應。直到梁淑儀(Doris)也辭職投入基金的工作,兩人做出第一個無障礙的士項目「鑽的」,才終於有了成形的社企項目。自此,他們頻繁曝光,聲名鵲起,陸續有後來人加入,帶來新思維,5年中開創「Green Monday」、「光房」、「全城街馬」等10幾個項目。

每開展一個新項目,便成立一間有限公司。創投基金不僅提供資金成本,背後更有法律、會計等技術資源支持,為新公司保駕護航。魏華星說,其實帶想法來叩門的人很多,但他們選擇得很謹慎,既要有理想,又要有經營能力,而且在價值觀上要是同路人。

記得余偉業(Ricky)向基金董事會推銷「光房計劃」時,董事會成員有許多疑問,從法律問題到人身安全都想到:租上租合法嗎?能找到業主嗎?幾家人住到一起會不會打架?然而,社會地產的想法實在太吸引,大家忍不住想試試看。

他們從「三十會」中,找到一個願意遠低於市價出租房屋的業主,再通過社工轉介和面試,遷入3個貧困單親家庭,作為試驗。項目運作至今,已經出租幾十個單位,幫助逾百個家庭,今年更增添一棟舊紗廠宿舍,翻新為「深井光屋」。

「光房」租期限3年,會否有租客到時不肯搬走?魏華星說:「不肯搬走倒沒試過,但中途確實請走過租客。畢竟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翻身機會,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尊,就翻不了身了。」

他們從一開始,決定只幫助那些自力更生的窮人。不僅每月上門收租做家訪,而且還幫租客找工作、找學校。如果眼看租客過了幾個月仍不去工作,就會請走她們。魏華星說:「做好事也要做得聰明一點,我們不願好心被濫用。」

我相信人的心底都有些許善意,只要讓做好事變得方便容易,許多人都會肯做。
「社企之父」 魏華星

「社創基金」吸引許多大學生來做義工,「雨傘」之後尤其多了年輕人探索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淡然面對外界的投射

這些年,遇到許多搭順風車的人,魏華星很豁達。他說:「商界無非要錢要名要生意,講清楚雙方底線,和我們的理念說得通就能成事。」

人們常將自己對慈善的期望投射在他們身上,對此他處之泰然。他說:「我會想,既然你有這麼多想法,為何不自己做呢?」

創投基金的全職員工,由最初只他一人,到今天有12人,為旗下公司提供顧問服務。魏華星但願永遠保持這個規模,不要變成龐然大物。他自豪地說:「我敢說,我們這個基金是全香港最有效率的非牟利機構。」

10年前,他對社會創新的理解是「企業加入社會目的」的一種新形式,如今他不再這樣想。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重新配置資源,進而改變人的價值觀。大規模改變談何容易,但至少他在小圈子中實現了助人為樂。

他說:「我們有許多義工,只要打一通電話,便會免費幫忙看文件,修水喉,提供各種幫助。我相信人的心底都有些許善意,只要讓做好事變得方便容易,許多人都會肯做。」

他並不過分誇大自己的角色。並不是所有慈善事業都能自負盈虧甚至賺錢,毫無疑問,他們這一類私人機構承擔的是較輕省的社會責任。

他冷靜地說:「政府想投資比較進取的慈善基金,問我意見,我反而不提倡。因為每一種錢都有它的屬性,有適合它做的事情。有人偏好股權基金,有人偏好資助貸款,應該容許不同的錢做不同的社會企業。」

如何定義社會企業?他主張百花齊放,不以回報率或者僱傭比例之類的指標下定義。他說:「『鑽的』有10%盈利,『光房』有50%盈利,我認為它們都是社企,不能規定得太死。另外,除庇護工場之外,我不認同任何企業以請人作為存在目的——沒理由蝕錢還要請人。」

既然『Green Monday』提倡環保,為何你要去北極跑步來做宣傳?從環保的角度看,是否不應該去北極跑步?
記者質疑他的理念

早年魏華星到全球各地跑步,這兩年因為傷患不再跑步,使他思考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方式。

新道德時代

魏華星是一位溫和、謙遜的受訪者,總是保持笑容,從不提高音量。和他交談了一陣,我判斷此人品格高尚,不會跟我計較,便放肆起來。

我問:「既然『Green Monday』提倡環保,為何你要去北極跑步來做宣傳?從環保的角度看,是否不應該去北極跑步?」

他說:「我無法衡量這兩件事的效果。那次北極之行使『Green Monday』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許多餐廳參加,多了人吃素,這算不算促進環保呢?」

我問:「生活已不易,為何你那麼熱中人為製造挑戰,比如參加毅行者,以及全球各地去跑步?」

他笑着說,以前真沒有人當面問過這問題。他當時覺得做那件事很合理,便去做了,沒考慮那麼多。

我嘀咕道:「好心也會辦壞事。」

他坦然道:「是呀,怎說得定呢?所以我更看重當時做那件事的心意。」

至此,我明白了我的困惑:真有這樣的好事,可以講心又講金嗎?講不清楚的時候怎麼辦?到底什麼叫「少賺一點」?怎樣衡量社會影響力?

我能夠想像,在我眼中不夠「貼地」的魏華星,在他的商界朋友眼中,早已「離地」千尺。這些年,他的生活方式隨着價值觀的改變,發生了深刻變化:住的是父親名下的居屋,吃素,出行搭巴士,孩子上津貼學校,妻子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他的朋友圈子也變了,他說自己再也無法忍受追逐金錢至上的工作。

然而,他在我眼中仍然不夠「貼地」。我不禁反思,為何要將我的道德標準投射到他身上呢?他花的又不是我的錢。

我頓時醒悟到,這是一個新道德時代的市場經濟,或者說,是市場經濟化的道德時代。在傳統慈善事業和惟利是圖的資本主義之間,有一個廣闊的灰色地帶,既可以講心,又可以講金,名叫社會企業。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