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學判囚】十個公民廣場的少年　三子背後那些人的故事

三年前，近百名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引發大批市民聲援，間接掀起雨傘運動的浪潮。
「重奪公民廣場」未能將學生們心中的「真普選」訴求付諸實現，當年帶頭的學生領袖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亦於日前被判監禁。
三名學生領袖之外，當晚身處公民廣場的年輕抗爭者們，有些即將大學畢業，有些已經離開校園投身社會。到底當晚他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以身犯險？今日，面對「雙學三子」判囚，壓逼力度日益嚴厲，他們又作何打算，有何反思？

鄭奕琳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　前學民思潮成員

「我以往做的，已對得起香港。」

鄭奕琳在學民思潮反國教時期已是「成員」，提到這個身份，語氣仍略帶自豪。她在雨傘運動期間走上前台，與黃之鋒等其他學民成員一同絕食。她稱，「我是926衝入公民廣場的第一個女孩子。」

「當晚討論行動時，我也是其中一個建議佔領公民廣場的成員，當時只是想做一點事，而我們認為公民廣場是相對容易佔領的地方。當時大家都很天真，某程度上來說是愚蠢。」學民成員在天亮前，全部離開公民廣場，她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重奪公民廣場前她心知會有法律風險。不過，她沒有想到，戰友最後會被判監禁。「如果當時知道有可能被判監，還是也會衝，甚至會在公民廣場內留得更久才走。」

她對香港的政治現狀感失望：「佔領時，已覺得很沮喪，不知道前路在哪裡。學民的四個訴求，連梁振英下台和重開公民廣場都沒有達成。大家很迷茫，之後又有本土派、港獨冒起，甚至有些人會認同曾俊華這種犬儒思想。」

對於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被判監，她認為「反而令事情有些改變」；「大概法律風險是抗爭的必經階段吧，畢竟對手是強大的政權。」

鄭奕琳現已完成大學課程，準備今年畢業，這位小妮子她不僅參與過學生運動，亦曾任梁家傑前議員助理，2016立法會選舉時為公民黨譚文豪助選。「我在這個圈子已見識了很多，之後想做記者，見識多一點。」她也表示，畢業後，可能不會再衝了，「以前是學生身份，很自由，沒有負擔」，未來想換個身份做點別的事。「我以往做的，已對得起香港。對於黃之鋒他們三個的付出，我也佩服他們。」

Terry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學生 

「如果再發生一次，還是會選擇衝入去。」

蘇啟銘　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學生

「雙學判囚後，大家似乎更加團結了，公民廣場的象徵意義又更大了。」

Terry考入中大後開始關心基層和社會議題，9.22罷課後與中學舊同學蘇啟銘一起在公民廣場外集會，聽到「大台」號召，又看到有人推開公民廣場門，就一同衝入廣場，但他們強調自己並非「雙學的人」。

蘇啟明也表示，「當時沒有想太多，就跟著一起衝了。」9.26當天，罷課已經持續多日，「大家都希望爭取公民提名，爭取更民主的普選，但大家都不知道該怎樣做，一看到有行動，誰也不想袖手旁觀。」

「當時只是一腔熱血，沒有想太多，就是覺得公民廣場原是公民有權表達意見的地方，想把這裡變回原本的公民廣場。」Terry進入公民廣場後，始終與與蘇啟銘一起，他們沒有像雙學的人那樣坐在廣場中心圓圈位置，他形容衝入廣場的人其實不多，當時覺得行動失敗了，也很擔心被拘捕。後來他向警方交出個人資料離開。

說到在公民廣內最大的感受，令蘇啟銘最難忘的畫面，是警察圍著他們，「惡言相向，眼神凶狠」。在他眼中，警察應是保護市民的，是正義的象徵，只有面對罪惡時才會表現嚴肅的一面，「我們只是進入一個公共空間表達訴求，沒有做什麼，沒想過警察會像對待罪犯那樣對我們。」

雙學三子被判囚後，Terry現在回想當初衝入公民廣場，會有點害怕，「但如果再發生一次，還是會選擇衝入去。不會想後果，如果還未做就想後果，肯定什麼也做不到。」

他坦言，「雨傘後感到悲觀，因為真普選和公民提名的目的沒達到，現實就是悲觀的，但雙學判囚後，大家似乎更加團結了，公民廣場的象徵意義又更大了」。蘇啟銘則將雨傘運動不能達成目標，歸結於「人數不夠」，「不是個個都肯走出來，也不是個個都夠膽衝。」但他認為，至少運動也帶來了迴響，「這算是一個轉變，讓人知道，有些香港人也是願意用行動來改變命運的。」對於抗爭著被判監禁，他認為「當大家一起做的時候，政權不可能將我們全都拘捕，只要大家都肯出來，就會成功。」

Terry和蘇啟銘將於明年大學畢業，兩人都希望找一份與所讀工程學科相關的工作。

Sonia（化名）　浸會大學人文及價創系畢業生

「這場仗是贏不了的，現在連自保都難。」

當年Sonia衝入公民廣場時，已是大學4年級生，她16、7歲時已參與社運，一開始時反對「網絡二十三條」，9.26之前，也曾加入校內有關政改的關注組。

她並非雙學成員，但重奪公民廣場前，已知會有行動，「聽一些社運前輩說，今晚有飯吃，知道是暗號」，對行動，她雖然有心理準備，但到大台號召衝入公民廣場時，仍有些愕然。「當時很多學民仔，我比他們年紀大，總覺得他們是小朋友，看見他們衝，就想要幫手，是很自然的反應。」

回憶起坐在公民廣場的一夜，她心有餘悸：「衝入去後，是不怕的，公民廣場裡很多人，又年少氣盛。天亮後，才有點後悔，但我仍然留到最後才離開」

她認為重奪公民，乃至傘運，雙學的號召很重要，「至少我會覺得，大家有組織，不是X（粗口）做，至少令大家沒那麼害怕。」

眼見雙學三子被判囚，她是否仍會參加社運？他笑言，「現在（參與）已經少了很多，之前還會幫青年新政做義工，但DQ事件後徹底絕望了」；「佔領其實已經是曬冷，傘後大家參選，想進入議會，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她認為，香港人一直被巨大政權「玩弄」，雖然現在是背棄以前的自己，會感到難受，但她知道「這場仗是贏不了的」。她語氣略帶委屈，「現在連自保都難」。

Sonia於2015年大學畢業後，曾任職過網媒編輯，但最近被解僱。她之前任職的網媒近日大幅裁員：「公司高層想進軍中國市場，不喜歡我們做的故事太本土，把我們全都炒了」。

羅凱盈（阿花）　中文大學文化管理學系學生　前學民思潮成員

「職業完全不會影響我繼續參與社運。」

9.26當天是她20歲生日，與幾位學民戰友吃生日晚餐之際，突然收到通知要開會，趕回去時，大家已決定要行動。她在20歲生日當晚，衝入公民廣場。

「坐在公民廣場裡，反而覺得很安全，反而是外面添美道氣氛更緊崩，警方不斷噴胡椒噴霧，很擔心外面的朋友。」見到許多市民前來支持，加上同日是她的生日，她格外感動，「見到外面有這麼多人聲援，雖然全世界焦點在圈裡，但大家的心在一起，懷著共同理想，外面的人也在努力，只是位置不同。」

兩年多過去，看到雙學三子判囚，她沒有感到悲觀：「衝入公民廣場是這一代人的一次學習機會，將來不知道會怎樣，但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和麻木」；「新一代的學生也許會採取更聰明的手法抗爭，經歷了這一次，大家都learn a lesson，未來只會更加勇敢，更無所畏懼」

阿花畢業後打算全職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現在亦有兼職參與獨立藝團的幕後工作，「職業完全不會影響我繼續參與社運。」

阿明（化名）　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畢業生

「我還是不要參與太多政治。」

阿明9.26之前一直在罷課，當晚在家吃晚餐後看電視，見到雙學衝入公民廣場的新聞報導，想起同年台灣太陽花學運中，學生衝入立法院後群眾在立法院外「反包圍」，於是趕去公民廣場支援雙學。

對雙學三子，他不以然，「黃之鋒對我的影響ok啦，影響一定有，但主要是自己對整個普選議題的思考。」他覺得衝入公民廣場開啟整場運動本身，才更重要，「罷課都罷過了，如果不衝入公民廣場，整件事就完了」。

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也繼續參與其中。「有時站在靠前位置，有時就會在後排，只是視乎當時情況。」

數宗社運案的被告遭判囚，他自認對他造成很大衝擊，他補充：「現在就連羅冠聰這種走入建制內的抗爭者，都可以被DQ，被判監」。

另一個原因是生計，他坦言，以後不會走得太前：「始終都要吃飯……未來抗爭的力量會越來越弱，畢竟成本很高，但如果是溫和的方式，我都會考慮參與。」

阿明在大學修畢公共政策課程後，任職區議員助理，他正打算兼職讀一些音響課程。「我還是不要參與太多政治。」

黃梓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學生　前學民思潮成員

「如果退縮，未來的路會更難走。」

雖然是學民成員，但9.26沒有衝入公民廣場，只是在家看電視才知道事件，之後趕去外圍聲援。

「沒有預料到事情會發生，當時只是很擔心，因為很多戰友在公民廣場內被困，又不知道警方會有什麼行動。」凌晨時，衝入廣場的學民成員陸續被允許離開，黃梓欣在添美道逗留到第二日清晨，因要考雅思(IELTS)而離開。

重奪公民廣場演變成雨傘運動，928放催淚彈時她亦在場，但她感嘆「運動發展到10月時，覺得有些變質，開始少去金鐘」。

傘運後不到1年，她退出學民思潮，在中大歷來第一支本土莊「星火」擔任外務副會長。

雙學被判囚，她表示，「抗爭的路一直都不樂觀，事實證明，無論獨立或怎樣都好，總之依附政權不會有出路。和理非的路走到盡頭，可能是時候改變抗爭方式。」

面對未來繼續抗爭或會被監禁的風險，她明言不會害怕，「如果退縮，未來的路會更難走。」

Leo（化名）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生

「如果真的加入了紀律部隊，到時未必會再出去」

Leo形容自己在9.26當晚看到新聞後，「頭也不回就趕去金鐘。」

「因為知道有五個同學在公廣裡，覺得他們有危險；其次就是，公民廣場是香港人的地方，一定要拿回來。」到政總外時，看到公民廣場裡的同學被團團包圍，Leo自覺「進去也沒有用，當然，我也害怕被拘捕。」

雖然擔憂被捕風險，但他表示心中有底線，「就是至少留在外圍支持。公民廣場裡的都是香港人，也是我的同輩，如果就這樣走，會很衰仔。」

提及雙學三子，他否認是因為他們三個的號召才去廣場，「任何人號召，我都會去」。

Leo正在投考紀律部隊，已經通過了第二輪面試，只等體檢通過後入職。他表示會繼續有限度參與社會運動「就算知道會判監，我仍然會去，但只會做後勤的工作，就像傘運期間那樣」。再問他如果加入紀律部隊，參與社運會否影響他的工作，Leo沉默了一會兒，「如果真的加入了紀律部隊，到時未必會再出去」，他解釋，「好像是背棄了理想，但現實歸現實。不過，可能有一個位，時機成熟了，我還是會再出去。」

阿鋒　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系學生

「但他們判監後，我發現大家竟然更團結了，身邊的人，就算是一些熱狗（屬本土派的熱血公民支持者）都說要撐他們，反而覺得更加有希望了。」

阿鋒在9.26罷課最後一天時，以為入夜後群眾就會解散，但當聽到號召「重奪公民廣場」後，雖然覺得奇怪，但也試圖進入廣場。可是，想到自己當時還是副學士學生，擔心會被捕而影響學業，就停住了腳步。「我們在外面看到不到裡面的情況，當時以為公民廣場內警察在噴胡椒噴霧，就拋一些樽裝水進去，也有幫裡面的記者遞相機電池，純粹希望能幫到一點。」

「當晚是希望反包圍的，而大家其實也已走出添美道佔據了馬路，那晚實際上已是佔領的開始。」對阿鋒來說，他所做的已超出了預期。「本來只是想去聲援，沒想要佔領。」

「很疲倦，很餓，後來有人自發買了些炸雞、漢堡之類，我也吃了，就心想，無功不受祿，然後越做越多。」阿鋒回憶時，也自認覺得很荒謬，「或者只是自己給自己一個理由豁出去，自己對香港的民主是有期望的，雖然一直感到無力，但也好想做點什麼。」

雨傘運動結束後，他沒有看到期望的成果，難免沮喪。「但他們判監後，我發現大家竟然更團結了，身邊的人，就算是一些熱狗（指屬本土派的熱血公民支持者）都說要撐他們，反而覺得更加有希望了。」他明言，會再走出來抗爭，「我相信香港人只是在等一個機會。」阿鋒明年即將畢業，但還沒有思考過個人前途。

李梓綸　前學民思潮義工　衝入公民廣場時為中學生

「每個人參與社運都需要衡量被捕風險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但我將抗爭看得更重。我不怕被捕。」

2014年衝入公民廣場時，李梓綸仍在讀中學。當時她是學民思潮義工，9.26當晚也參加了決定「重奪公民廣場」的會議。對於行動，她並不懼怕，「第一日參加社運，就已有可能被捕的心理準備」。她此前參加過許多次學民思潮的行動，形容自己是「行動派」。

衝入公民廣場後，她表示心情很複雜，「看著之鋒被抬走，心裡不斷想，下一步要怎樣做？衝入公民廣場的作用是什麼？」後來，佔領運動全面爆發，旺角佔領和金鐘的情況截然不同，「雙學從未去旺角支援，但旺角更多衝突，大家的反抗更強烈。」佔領運動仍未結束，她便決定退出學民思潮：「我更認同本土派的理念，你可以說是勇武的路線，抗爭不能只是坐著，不還擊啊！」她後來又曾加入本土民主前線，不久前才退出。

「雙學被判囚，是政權對人民的警告，是對年輕人宣戰。但相比起雙學三子，更多抗爭者是沒有法律支援的。」她憤憤不平，雖然承認現時本土派的勢頭較弱，市民亦較認同以漸進式推動變革，但仍表示會繼續參與社運。「每個人參與社運都需要衡量被捕風險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但我將抗爭抗看得更重。我不怕被捕。」

李梓綸稱自己是自由職業者，同時兼職律師樓文員、主題公園演藝人員和補習社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