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補選醜態百出 三問民主派為何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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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最強代表」,是民主派在1月「311補選」初選的口號,但經過「Plan B」鬧劇後,泛民碎片化,及偽團結假民主的醜態表露無遺。事件更突顯出,「選舉」究竟為了什麼?選民是否真的可以選賢與能?作為有六成選民支持的民主派,過往只靠批評政權來爭取選票,欠缺長遠執政意識和紮實的政策理念,未來他們又該有何作為?

無論今次補選結果如何,民主派也應思考,怎樣才能為香港社會帶來最大益處。(盧翊銘攝)

民主動力最初力邀泛民及本土等非建制組織參加初選,是為了減少派系矛盾及不確定性,故初選理應是各方妥協,選出最具代表性候選人的平台。不過在九龍西初選得票第二的民協馮檢基,遭到網民嘲弄及自決派立法會議員逼退後,事件自始起了根本變化。至1月底,港島區參選人香港眾志周庭,被選舉主任「DQ」參選資格後,未經初選的區諾軒,又旋即獲泛民加持成為該區的「Plan B」。在在暴露了民主派山頭林立、各懷盤算、「說一套做一套」的笑話。

不少民主派支持者看在眼內,大失所望,例如身為九龍西選民的法政匯思前召集人任建峰,曾狠批企圖推翻初選機制,迫使馮檢基放棄成為「Plan B」的朱凱廸等人,是拆掉民主派的道德高地,他又形容這種做法與「政權處理西九龍高鐵站一地兩檢丶或政權近年處理篩選式政改的粗暴手法」無異。

「說好的團結呢?」曾自詡「中間派」出戰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直選的黃琛喻也無奈地說。最初,他樂見泛民以大局為重協調初選,惟其後事與願違紛爭驟現,「從旁觀者角度,會覺得建制派雖然有豬隊友,但幕後的軍師功力明顯比非建制高好多。」早前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拉布戰」,也是民主派自暴其短的鮮明例子,黃琛喻批評,不少議員的發言「譁眾取寵、人身攻擊」,不具「議員」應有的「模樣」,因為「議員應教導丶培養選民將焦點轉到政策上,我不認為作為一個好的議員只一味迎合選民的喜好,而忽略培養自身的論述。」

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泛民循初選選出代表;在港島補選,民主派按照政治倫理,由香港眾志參選。(張浩維攝)

自2003年七一遊行後,泛民主派光譜擴闊,不少人投身政治,並以推動香港民主化為己任,開展與建制派抗衡的二元對立格局。然而,泛民雖以政治「陣營」自居,但不同山頭因應不同的選民基礎,屢屢作出截然不同的形勢分析及政治判斷,導致該「陣營」只是相當鬆散的政治群體,而非一個有統一政治論述、從政理念及行動策略的政治聯盟。

「所謂民主派,究竟你代表的民主是什麼?」在2016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鎩羽而歸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黃梓謙問。「對我而言,九西(初選)有點醜樣,因為你自打嘴巴,什麼叫民主派?結果你自己內部篩選,那你跟不同意(民主)的人有什麼分別?」字裏行間難掩失望及不解,因為這與他對民主的認知有顯著落差,「民主最重要的精神是你不能覺得選民沒有自己思想、你要他選誰就選誰。香港有一個現象,就是選民是支持民主派的,(泛民)派誰出來,那些票就是誰的,現實是否如此?我認為這低估了選民的智慧。」

大眾追求的民主,是講求建立一個根據法治、公義、平等原則運行的社會,與個別民主派在是次「Plan B 風波」般漠視程序、以民粹先行的處理方法有顯著分別。在香港這特殊政治生態下,政黨並非制定政策權力的政治組織,只能一定程度影響、監督和制衡政府,但議席背後牽涉的政治資源、話語權及知名度,卻是政黨生命的延續,因此他們對議席尤為重視——「無論如何,泛民之間採不同路線之局已成。但大家必須明白,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泛民政黨之間,只有團結的需要,沒有分裂的條件。」這是公民黨梁家傑於2010年民主黨提出區議會改良方案獲立法會通過時寫下的一席話。凡事總是說易行難,或許泛民應三問從政初衷,思考他日的路要如何走下去。

是此補選後,民主派或需正視山頭林立這現象。(李澤彤攝)

一問:從政為什麼?

「我在英國讀書時,老師說讀政治如果不是為了執政,那不如不要參政。執政目標在於落實自己信奉的政治理念,執政是為理想而戰。」黃梓謙認為,每人對政治參與的定義不盡相同,但令他感詫異的是,不少香港政客只甘於成為壓力團體、從事政策研究、政治公關等,卻欠缺從政者理應具備的執政意識,「他們只會指出問題,沒有想過解決問題。當然你會說中央不容許有執政黨、迄今仍未見執政空間,但回歸至個別心態,從政時也應問自己,你會否想參與政府管理成為當中的一份子?」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常態,但香港的政制設計卻排除了政黨執政的可能。在前途談判之時,香港社會結構與政治生態經歷巨變,在港英政府主導下,回歸前夕,象徵民主化的代議制迅速開放;但回歸後,《基本法》的行政主導原則及循序漸進式民主化設計,卻令議會議席並非由全面開放的民主選舉產生,加上臨時立法會通過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由民主派佔優的「單議席單票制」,改為有利少數派的「比例代表制」,加速政治陣營碎片化。若從議會運作而論,分組點票及議員受限的提案權,均削弱議員影響政府的能力,亦大大限制政黨功能的發揮。對一眾參政議政的泛民團體而言,制度性的局限令他們無法藉民意成為政權體系核心。然而,他們打算永遠扮演反對派的角色、順着這樣的政治劇本走下去嗎?

黃梓謙曾於2016年撰文指,香港政局若要有所改變,必須發展政黨政治,而政黨亦不應只滿足於成為「壓力團體」,他又質疑民主派:「相對溫和的年輕泛民領袖,會各據山頭,靠近激進本土,繼續做永遠的反對黨?還是會結盟合作,求同存異,組成中間力量,並以民主執政為目標,直接與民建聯爭奪執政和管治權?」字句之間,透露了他對泛民主派應有執政決心的期望。兩年後,社會狀況未見改變,而他的想法亦未曾動搖。

「作為一名政黨成員,如果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機會『話事』、有機會參與政府運作,其實是很恐怖的。」在他眼中,香港整體社會發展在回歸以後幾近沒有寸進,「大家逐個逐個挑戰去處理:金融風暴、沙士、23條上街、國教,但鄰近的亞洲地區已前進了很多,反觀香港卻沒有明顯的進步,國際樞紐愈來愈收窄,貨櫃碼頭沒有智能元素。其實這些問題是否從政者需要思考的呢?」他眼中的從政人士,應有更長遠的目光、對這個城市有更多更廣的承擔,而不是一味只解決當務之急,「我不是說非建制派的反對是沒有意義,但的確影響到整個城市競爭力,以及那些最急切而我們仍未注意到的課題。」

在黃梓謙眼中,「我們重複一次又一次表達自己的意見不難,問題是做不到(實事)。」(吳鍾坤攝)

二問:選民要什麼?

如上述所提,議會的先天性設計本已偏袒行政機關,泛民極其量只可擔任監察者。對他們而言,主要戰場在社會而非議會,只有取得足夠選民支持,方可保住話語權。建制對非建制、藍絲對黃絲……政治舞台充斥着意識形態二分法,更突顯兩大陣營的相互對立、各不相讓;然而,當泛民總以反對派姿態示人,他們曾否想過,普羅大眾的政治立場是否真的那麼壁壘分明?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分別於2016年7月及2017年5月至6月期間,進行「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訪問約1,000名15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市民,兩次調查均發現,最多受訪者自稱温和民主派,兩年均佔約30%,而激進民主派及本土派由10.7%跌至7.7%,中間派由19%升至21.1%,無任何政治傾向者則由23.7%升至25%。從數字所見,自稱為中間派及無政治傾向的選民有上升的趨勢,兩者總和比非建制派還要多,換句話說,他們才是最有可能影響議會形勢的一群,而政治對壘不見得是他們所樂見。

特首林鄭月娥於去年的勝選宣言提到,修補撕裂是首要任務。不過,不論是泛民主派或建制派,至今似乎無意也未有向前踏出一步,是次補選更可見一斑。「由他們競選的口號、以至政綱均看不見有人願意修補社會撕裂,不過是依舊維護自己既有支持者陣營。」黃梓謙無奈地說,由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到今年的311補選,民主派的選舉口號仍只流於「反政府」套路,完全未有嘗試爭取中間派或無派別這群沉默大多數的支持,以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

有論者指,政黨行為與市民支持度,是雞與雞蛋的邏輯問題——是政黨的行為影響市民看法,還是反之亦然?對此,黃梓謙認為,市民需要很清晰表達對從政者的期望,「他們(泛民)的心態才會變,但問題是,大多數市民還未說出來。」在此之前,泛民何不主動摸索,尋求更大的選民基礎,凝聚更大群眾力量?

黃梓謙認為,泛民主派以反對派自居,對日後立法行政、甚或香港社會沒有半點好處。(吳鍾坤攝)

三問:「大局」是什麼?

自1980年代起,政制改革已成為本港揮之不去的社會議題,當中的爭論及衝突至今方興未艾,有關爭論不但難有共識,甚至經常主導公共議程。泛民要面對的現實是,中港在民主進程上的博弈勢力是不均等的,在條件如此不利的情況下,假如民主派持續扮演反對角色、與政府及建制派抗衡,或將導致政府與民主派出現愈多分歧,長此下去,或會令更多選民對泛民無日無之的「反對」失去耐性。

黃梓謙以2014年政改之後的政局為例,「佔領你又做過、亂宣誓又做過、抗爭又做過,你是否真的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如大家不嘗試沉澱思考,便會永遠在困局當中。」在整個訪問中,黃多次提到政改,正如他參選立法會時的政綱,同樣以重啟政改為首要目標。他接着詰問:「泛民是否會繼續爭取民主?若是,他們願意退一步在『831』框架裏談判嗎?又願意在《基本法》方案內溝通嗎?」他指出,假如以上問題是「否」的話,在中央與泛民互不相讓的情況下,那麼在短期內,政改只會重啟無期,這樣對香港的民主進程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回歸初期的2001年,香港政壇一度出現「八黨聯盟」——經自由黨田北俊牽頭,建制及泛民以大局為重,難得合力通過不加稅、免差餉等利民議案,當時泛民的聲音備受重視,但時至今天,他們往往打出「反政府」旗號,立場先行兼不求政策更新,加上近年多宗政治事件,泛民與政府丶建制派勢成水火,雙方均遺忘了「大局」而各行各路,這不僅無助議會內的政策討論,亦無助社會進步。

對於是次初選,民主派也形容是以「大局為重」,在他們口中的「大局」自然是取回議席,重新掌握地區否決權,傳統泛民與自決派因「大局」而進行初選。黃梓謙反問「大局」的定義,「能夠取回議席就是大局?還是整體香港有所進步才是大局?」在他眼中,後者才是非建制應共同肩負起的承擔。

「有一位民主派前輩上星期跟我說,香港現在沒有解決問題的平台,只有一個繼續將自己想法重複演繹下去的平台。」黃梓謙引述的這句話,正正反映本港政治生態的悲歌——抗爭的頻繁與升級、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個人意願凌駕集體意志,最終的輸家都是市民。

上文節錄自第98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5日)《補選醜態百出 三問民主派為何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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