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流感病患逼爆醫院 香港醫療還要亂到何時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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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季流感活躍程度較往年明顯,甚至有人形容其情況比2003年的沙士疫潮還嚴重,雖然這種張冠李戴的說法並不科學,但多家醫院確實被求醫的病患者逼爆,甚至要超負荷運作,而這種情況並非自今日始,而是早已冰封三呎。造成這個局面,不但因為政府在醫療方面欠缺應有的承擔,同樣關鍵的是一些來自醫學界的既得利益者,為香港醫療改革倍添阻力。醫療問題人命關天,醫療體系的混亂問題,是時候終結了。

公立醫院急症室會照常服務。 (資料圖片/江智騫攝)

根據政府當局的數據,自今年5月5日的夏季流感高峰期開始至今,約360人已因為流感死亡,看到這個嚇人的死亡數字,有人馬上聯想到造成299人死亡的沙士疫潮,內地甚至流傳香港流感疫情較沙士嚴重的訊息,不少內地旅客因而取消訪港行程。但是,以季節性流感與沙士比較,顯然是一個不科學的說法。

皆因季節性流感與沙士根本是兩碼子的事:季節性流感是已知的疾病,既有具預防作用的季節性流感疫苗可以注射,也有特效藥可以治療這個病;但2003年出現的沙士,當時連什麼是致病源也不得而知,遑論有疫苗、特效藥以供應用。更關鍵的是,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推算,沙士的死亡率高達15%,是一種死亡率較高的疾病;而今次本港的季節性流感,死亡率約2.1%,與歷年季節性流感介乎1.9%至3.3%的死亡率相比,其實屬於偏低的情況,不少病患者只要依指示服用特效藥,就可以康復過來。

雖然如此,造成一些人認為今次夏季流感比沙士嚴重的印象,相信因為本港多家醫院都出現求診者逼爆急症室、病房的情況,不少醫院聯網的病床佔用情況已經滿負荷,甚至超負荷,大批求診者要日以繼夜地等見醫生,留醫者太多擠爆病房,要將病床推放在走廊,香港的醫療體系一時之間變得恍如戰地醫院,難怪會引起外界一些人的不安甚至恐慌,以為香港因為受流感侵襲搞得幾乎淪陷。

但了解香港醫療問題的人都會知道,這種場面並不是特例,而是香港市民已習以為常的常態,就算在沒有季節性流感的淡季,急症室等候時間至少要幾個小時已不是什麼新聞。一些專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更加是以年計,就以新界東醫院聯網看,輪候骨科新症需要184星期,即是3年以上;輪候精神科新症也要154星期,也接近3年。這種情況是何其荒謬——假如一個市民不幸地患上精神病,他到公立醫院求醫卻要等3年才能第一次見到醫生,在這漫長的等候時間中,他會遭遇到怎樣的身心煎熬、病情會加深到怎樣的程度?

因此,病向淺中醫雖然是一個顯淺不過的道理,但在現時的香港醫療體系下,卻是一個難以達成的遙遠目標,除非希望病向淺中醫的病人,能夠病向「錢」中醫,即是光顧收費極其高昂的私營醫療服務,甚至為得到及時的醫療服務弄得傾家盪產。很難想像,因為經濟能力問題而得不到適切治療的情況、窮人病不起的現象,仍會在看似繁榮富裕的香港發生。

若要追本溯源,要找出造成這種窘境的底因,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亦即香港政府實在是責無旁貸。因為對於醫療體系的問題,政府的主要角色是調撥足夠的資源應對挑戰,雖然今個財政年度醫療衞生開支將多達700億元,佔政府預算約一成半,是主要支出項目之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政府對醫療資源的投放,是到達了近乎「孤寒」的地步。

5月初至昨日,本港共錄得348宗流感死亡個案,單計過去一周就新增44宗死亡個案。(視覺中國圖片)

須擺脫「會計員」施政心態

綜觀全球不少國家與地區的政府,對公共醫療投放的魄力遠遠優勝過香港。據統計,香港公共醫療衞生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約2.8%,不但明顯低於歐美國家普遍達8%至9%的比重,就連韓國的約4%也比不上,甚至連中國內地的3.1%也不如。此在在說明,無論香港政府高官如何解釋,表示已經對提供醫療服務有所承擔,但從羅列在公眾之前的數據,以至各家醫院逼爆的現況,政府在醫療議題上有多少擔當,已經不說自明。

這種情況再次突顯,香港政府官員的施政理念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對於不少官員,特別是財金範疇的高官而言,似乎就是將政府施政當成一盤帳目來看待,以一個埋首數字堆的會計員的態度,數算着各式各樣的開支如何砌成收支相抵,甚至最好做到年年有餘,看着那筆累積成9,000多億元的財政盈餘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然而,這種施政理念極其危險,因為公共政策固然是涉及資源運用——也就是錢的問題,但最根本的是要為社會解決問題,如果眼中只有錢而忽略社會問題的本身,根本就是捨本逐末。在這種「會計員」的施政態度之下,造成了當前的醫療體系亂局,若政府高官仍不醒悟過來,當前的亂局只會愈來愈亂,因為隨着香港人口老化,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勢將呈幾何級數的爆發性增長。

試想,當一個人正值壯年,每年需要看醫生的次數可能就只有一兩次,但對於一個步入老年的人,看醫生可能變成了生活的日常,經常要為各種身體毛病或長期病患出入診所醫院,長者患上嚴重疾病的風險需要更密集的醫療照料,以至住院的需求亦必然較多。如果政府官員仍以這種「會計員」思維,以為每年略為增加三數個百分點的醫療開支便可了事,不但香港現時的醫療亂局難望有解決的一天,這種情況更勢必隨着人口結構不斷老化變得更加嚴重。

公道一點說,政府對此也並非全無認知,例如在去年初,政府便宣布將預留2,000億元,推行十年的醫院發展計劃,提供更多的床位與手術室。惟政府即使願意投放資源改善一下醫療硬件,但最大的問題是,興建更多的醫院就需要更多的醫生。但在醫生人手方面,香港面對的又是另外一個困局。

香港的醫生人手不足,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根據食衞局早前公布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推算到了2030年,香港在最差情況將欠缺1,575名醫生、最樂觀情況也會欠缺1,007人,但無論所謂的樂觀或悲觀推算,其實都是近乎盲目的樂觀。因為就算填補了這些醫生空缺,其實仍有極大的缺口仍未填補,因為當局的推算,大致仍以目前的人口與醫生比例,即約1,000人有1.9名醫生作推算基礎,只是這個數字也明顯偏低,較國際上普遍達1,000:3以上的比例大幅偏低,若要達到國際上相對理想的人口與醫生比例,香港需要的將是幾千名醫生。

夏季流感痠情嚴重,多間公立醫院急症室長期爆滿。(資料圖片)

醫生人手空缺急須填補

要處理這個問題,不外乎兩個辦法:一是培訓更多本地醫生,二是引入更多海外醫生,但無論是哪一個辦法,最大的阻力似乎不是政府不願投放資源、推出政策,而是受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特別是執業醫生團體的重重阻攔,令這些倡議多年來難以寸進。

先說培訓更多本地醫生的問題,一些執業醫生組織指,2003年時,政府因為削減醫療預算,令一些醫科畢業生未獲聘用,結果部分本港培訓的醫科畢業生要到新加坡等地行醫,甚至轉業,當時政府更要把醫科學位由330人削至280人。這些醫生組織認為,如果政府培訓出更多的本地醫生,他朝一旦又未獲政府聘用,將變相浪費納稅人培養一名醫科生所需的300萬元公帑,因此當政府提出增加更多醫科學額,執業醫生組織都慣性地反對。當然,2003年政府削減醫科學位,反映了政府高官的短視,但香港人口與醫生比例偏低的情況,本來就應當解決,顯著地提高人口與醫生比例,而且在人口老化、醫療體系壓力日益加重之下,醫生人手不足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這種簡單的計算,受過專業理科訓練的醫生們不可能不知。

至於引入更多海外醫生,對執業醫生組織而言更是不能碰的議題,這些組織會推說如果引入海外醫生會拖低整體醫療質素,甚至指政府有意引入大量內地或欠發展地區的「庸醫」。但這些說辭是何其荒謬,在港英政府年代,本港一向有引入英聯邦國家醫生,但這個機制隨回歸而成歷史,現時不但沒有引入英聯邦醫生的安排,一些在國際頂尖醫學院的醫科畢業生要取得香港執業資格,門檻亦相當高,相比新加坡政府容許多家世界知名醫學院的畢業生到當地免試有條件執業,工作滿四年而表現達標者更可獲全面執業資格,香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制度,與關上大門沒有多少的差異。

因此,當醫生組織一面高呼醫生工作壓力太大,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但另一邊廂卻對各式各樣增加醫生人手百般阻撓,背後動機實在啟人疑竇。當政府的醫療資源更多,而分得資源的人手卻不變甚至更加緊張,任誰都知道結果意味什麼,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得益,將會愈來愈大。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推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以執業醫生組織對增加醫生人手一直持不符情理的反對態度來看,實在沒有更好的解釋說明這個現象。

當然,公眾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相信香港仍有不少醫生衷心希望將醫療亂局撥亂反正,但一些善於運用其政治手腕、並長期盤據於一些醫生組織的執業醫生,仍掌握了業界的話語權,導至了今天的局面。惟行醫者所為何事?醫生的專業既不是搞政治,更不是唯利是圖的商家。相信作為醫生的,都會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詞》,這份據說由古希臘醫者希波克拉底所立、被視為現代醫學倫理的教典中有這麼一句:「余願盡己之能力與判斷力之所及,恪守為病家謀福之信條,並避免一切墮落害人之敗行。」當中所說的就是一個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行醫者必須以病人的利益為重。

面對當前的醫療亂局,無論市民、醫生都應該感受至深,特別是眼見醫院長期爆滿、醫生工作壓力不斷增加令醫療事故頻生,受損害的正正是廣大病人的利益。今天的香港,醫生不但受到社會尊重,以收入計更是處身於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社會大眾並不介意為醫生們提供最好的一切,因為醫生本來就是一項救死扶傷的神聖工作。只是,當香港社會面對日益嚴峻的醫療亂局,醫生們、特別是一些醫療界的既得利益者,到底拿什麼回報普羅香港市民?難道就算任由香港的醫療體系步向崩潰,也緊抱着既得利益寸步不讓,就是他們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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