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的士與Uber之爭 突顯政府施政盲點

2018年3月19日見報社論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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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的士業團體上周四(3月15日)發起遊行,抗議政府縱容Uber非法經營,影響的士司機生計,但有市民駁斥的士業服務欠佳,生意被Uber搶走乃咎由自取。然而,即使的士業和Uber如何勢成水火,其實兩者的問題殊途同歸,無論的士服務質素每況愈下或Uber司機冒違法風險載客,根本問題都是市民大眾,特別是基層打工仔生活逼人,最終的士司機、Uber司機皆被「逼上梁山」。當全球各國政府都為提升民眾收入費煞思量,偏偏香港政府卻鮮有思考到最根本的就業問題,這個施政盲點,令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愈趨尖銳。

延伸閱讀:【的士抗Uber】30輛的士停泊政總外慢駛 抗議政府縱容Uber

由24個的士業社團組成的「反對白牌車大聯盟」,在3月15日發動「全港的士大遊行」。(林若勤攝/資料圖片)

由24個的士業社團組成的「反對白牌車大聯盟」,在上周四發動「全港的士大遊行」,當日有大約30架的士到政府總部慢駛示威,組織亦號召全港5,000輛的士掛上黑絲帶及響號30秒聲援,抗議政府縱容Uber違法載客,並指Uber出現後,的士司機收入大減20%。只是,的士業團體疾呼「Uber滾回美國」的訴求並未獲普羅大眾認同,在電台烽煙節目上,不少市民批評的士司機拒載情況嚴重、服務態度惡劣,並且認為這才是的士業經營狀況轉壞的原因。

其實在去年3月,也發生過一次的士「佔中」事件,當時在中區參與罷駛的的士達300架,聲勢較今次抗議更浩大。的士業將矛頭直指Uber、市民則指摘的士服務欠佳的情境,近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彷彿已成香港社會的難解死結。若細心分析,的士服務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真是因為的士司機良莠不齊嗎?

不容否認的是,本港的士業服務水平日趨下降,根據交通諮詢委員會旗下的交通投訴組數據顯示,去年有關的士業服務的投訴多達10,759宗,較2016年增加3.9%,的士司機舉止無禮、濫收車資、駕駛行為不當的情況尤為顯著。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難道全港約四萬名的士司機,天生都是野蠻無禮?為何同樣以接載乘客為業,Uber的服務水平卻看似較佳?

延伸閱讀:【的士抗Uber】業界稱收入跌兩成 聽眾:係司機服務態度有問題

眾所周知,本港的士行業的最大得益者是持有的士牌的車主、車行,的士司機只是弱勢群體。(林若勤攝/資料圖片)

歸根究柢,在於收入問題。眾所周知,本港的士行業的最大得益者是持有的士牌的車主、車行。的士司機只是弱勢群體,他們為了向車主、車行繳交高昂的車租,每天動輒開車十多小時,而在車租、油錢七除八扣之後,不少的士司機每月收入僅萬餘元。的士司機不但工時長、收入低,更要面對日益高昂的樓價物價,生活壓力逼人。倘若的士司機每天過着苦日子,乘客又怎能期望一個「自身難保」的人,能夠時時刻刻笑面迎人?

相比之下,Uber能夠乘勢而上,關鍵是Uber的經營不涉被炒至天價的的士牌價, Uber公司和司機分帳時,讓利空間亦較的士車主、車行更多。Uber司機得享較優厚的收入,工作時間亦較彈性,自然更有條件將心思放在服務方面,甚至購置車齡較新、乘坐體驗更舒適的車輛載客,Uber的整體服務水平自然逐步拋離傳統的士。加上Uber善於運用公關策略,不但以創新科技的外衣包裝約車服務,更把自己描述為受到的士業既得利益者排擠、迂腐官僚無理刁難的受害者,故能贏得更多市民同情。

自由經濟下基層淪輸家

的士業和Uber之間的角力,其實應驗了棟篤笑天王黃子華的「人生三大矛盾」論:「搵食啫,犯法呀?我想㗎?」對的士司機來說,因為這份工作愈來愈難「搵食」,產生了更多如拒載、兜路等可能「犯法」的行為,但的士司機根本身不由己,難有誘因改善服務;而對於Uber司機而言,也是因為「搵食」艱難,要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即使駕駛Uber有「犯法」的風險,不想幹也得幹。的士司機和Uber司機都只是為收入苦惱的基層,卻在扭曲的行業環境下,演成「窮人鬥窮人」局面。

這個現象,正揭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政府對的士業的政策也好,又或其他林林總總的經濟、社會政策也罷,都未有意識到問題的核心,正正在於市民的收入問題。政府領導階層以至不少社會精英,都誤以為普羅大眾的收入問題都可以在「自由經濟」下放任自流,就算在市場失效,以至如的士市場般,因為投機炒牌而出現嚴重扭曲時,都繼續緊抱原教旨式的「自由經濟」理念,未有出手撥亂反正。這個施政盲點,令整個社會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既得利益者因而富者愈富;打工仔,特別是從事基層工作的僱員,例如的士司機,就淪為最大輸家,貧者愈貧,社會貧富矛盾亦因而變得愈來愈尖銳。

延伸閱讀:【的士抗Uber】的士業周四發起遊行 促當局正視「白牌車」問題

如何提升民眾收入,是全球不少政府的施政重心,例如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為港人熟悉。(資料圖片)

事實上,如何提升民眾收入,是全球不少政府的施政重心,甚至是整個國計民生發展的中心思想。最為港人熟悉的是,中國內地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00年中共十五大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至去年中共十九大提出,2035年後至21世紀中葉要建成「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在反映,千方百計創造更多優質工作機會、提升民眾收入是國家大政方針的重中之重,一系列經濟、社會政策構思,皆是圍繞這個重大命題而策劃及推行,提升人民收入亦是成就中國內地經濟奇蹟的根本。

就業問題才是核心議題

思考如何為人民創造好工作、提升收入,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產物。正如2016年美國大選,無論是民主黨的希拉里,又或後來成為白宮主人的共和黨特朗普,都不斷圍繞着美國人民的就業、收入問題比併政綱,分別只是希拉里傾向以貿易自由化、提高最低工資等方式實現目標,而特朗普則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向富人減稅並透過「滴漏效應」惠及基層,姑勿論這些政策構想是否奏效,卻顯示崇尚資本主義的美國重視人民的就業問題、收入問題。這亦是一個跨越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核心議題,「J-O-B-S」這四個英文字母,在近代的美國大選中未曾缺席,任何一個從政者都必須拿出答案,分別只在於手段上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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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安坐添馬政府總部、高薪厚祿的政治領袖,也無法說明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惠及市民,又教港人怎會對未來有希望?(林若勤 /資料圖片)

但是,今天的香港政府,不但在的士業的政策上,迴避了的士司機收入嚴重偏低、的士業利益分配不公的根本矛盾,一直在的士電召程式這些旁枝末節上不斷打轉。以至於在其他政策領域,也存在相同的盲點,例如面對巴士意外不斷、巴士車長嚴重流失,政府充其量只是在工時規管上稍作小修小補,但對巴士公司,特別是受政府規管的專營巴士員工的不合理待遇問題,至今未有認真觸及。又如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工潮,也顯示政府多年來只懂外判工作減省成本,懶理外判工人受盡資方不公平對待,甚至壓榨血汗錢;甚至如預算案中提出500億元的創科投資大計,在基建投資和向各式各樣基金注資之後,這500億元的投資可以為香港帶來多少工作機會,可以為市民的收入帶來怎樣的效益,卻不甚了了。當一眾安坐添馬政府總部、高薪厚祿的政治領袖,也無法說明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惠及市民,又教港人怎會對未來有希望?

因此,無論是面對的士業問題,又或不少正困擾香港的社會、經濟問題,一份合理收入的好工往往是一個必須正視的根本結構挑戰。假如香港人人都有愜意的居住空間、收入理想的好工,社會自然和諧穩定,誰會笨得砸爛自己的飯碗?香港的官老爺們,仍然覺得諸般社會問題千頭萬緒、無從入手嗎?笨蛋!問題就是在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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