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青年「逼上梁山」 不公義的制度該當何罪?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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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大年初二凌晨旺角騷亂案其中三名被告梁天琦、盧建民、黃家駒,早前被裁定參與暴動罪成,本周一(6月11日)判刑。對於過去多年的社會不穩,這次判決或許是一個歷史階段終結的表象。然而,導致「梁天琦們」不安與躁動的社會土壤,特別是它的結構性不公義分配制度,仍然存在。政府官員若依舊自滿和沉醉於安逸,而不及早正視,下一群的「梁天琦們」將再出現,精英階層須引以為戒。

除了暴力與激進,主張港獨的青年在近幾年更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主張。代表梁天琦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直言,年輕人犯錯,是上一代精英階層只顧貪圖逸樂、推卸爭取民主責任種下惡果。這種說法雖然沒有錯,但顯然有所偏頗。民主當然重要,但香港的社會衝突與政府多年來未能實踐有效管治,未能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亦息息相關。試問,民主國家就沒有社會不公的情況,沒有激進的少數群體嗎?將所有社會問題推卸到這群年輕人身上並不合理,但將責任只說成是社會制度的錯,同樣沒有看到事實的本質。

單就社會責任一環而論,只要「梁天琦們」以言行表示已誠心反思,放棄極端主張,那社會是有道德責任重新接納他們、幫助他們改正。毋庸諱言,除了部分心懷惡毒的人外,不少參與旺角騷亂的青年都是懷着愛護香港、反抗社會不公的初心。只要他們告別激進,應該獲得重新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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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獨派青年能否「重投」社會,主流青年群體所面對的困難,更值得社會關心。「青年」或「年輕人」在香港已經變成較刻板的概念,社會容易簡單地二分。一邊是像梁天琦這樣走在街頭宣揚反建制思想的激進青年,另一邊是像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般,出身精英階層而親建制的保守青年。但社會實況卻是,絕大部分的青年既非梁天琦,更非劉鳴煒,而只是一群默默地努力,希望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成就一己之福的平凡小市民。

相對於劉鳴煒,梁天琦與主流青年的背景更為貼近;或者應該說,「梁天琦們」多數就是出身於主流青年,因為他們正是最受不公義社會發展所折磨的一群。他們面對的困難是什麼?四字形容,攻守兩難。

青年所希望「攻」的,不過是階級向上流動,可因應時代發展的大趨勢,謀求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發展路徑。若社會穩健發展,青年自然會呈現活躍好動的本性與探險精神,善用各種可資利用的社會因素創立一番事業。殘酷的現實卻是,現時年輕人在踏入社會工作初期,要「守」住基本生活條件已困難重重。沉重的負擔令他們朝不保夕,所謂開基創業只是癡人說夢話。更為殘酷的是,青年根本難以倚賴自身力量改變困局。當活躍好動的本性異變成反抗建制的力量,反過來影響社會安穩。

梁天琦前往法院聽取旺角暴動案判刑。(余俊亮攝)

政府無所作為 或釀下輪衝突

針對上述挑戰,港府可做及應做的事十分明顯,一是減負擔,二是增機會。

青年人現時甫進社會,已深受學債與住房兩大枷鎖捆綁。前者較易處理,誠如我們多番指出,港府只要增撥數十億經常教育開支,已可以全免香港所有大學生學費及學債。對坐擁萬億元盈餘的港府而言,這只是為與不為的問題,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相對而言,房屋問題較為嚴峻。長遠計,大量增建公屋及有針對性地提供青年單身公屋單位,是解決青年蝸居、屈居,乃至無居的根本方法。在此之前,政府也應以需求主導為大原則解決青年殷切的住屋需求,為他們提供租金與負擔能力掛鈎的臨時宿舍,緩解燃眉之急。

增機會,就是要為有意創業的青年營造有利環境,為無意創業的提供好工。香港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均由地產及金融業主導,其他領域的企業多少也與地產商有關。以老掉牙的方式談「地產霸權」沒有意義,但被地產發展商牽着鼻子走的發展模式,令租金不斷抬升,提高創業門檻並遏抑創業意欲,使經濟多元化淪為口號、產業空洞化無從變改,則須正視。

經濟單元乏味,令具備不同專業技能的青年難以找到更「筍」的工作,工資因而受限,無從在第一次分配中參與經濟發展成果。要防止青年的「乳酪」被偷走,政府須放棄不干預思維,主動規劃發展不同產業,並提供可負擔的經營空間。激活創業市場、提高專門人才的薪酬後,整體市場工資水平才有望提升。產業政策與較正義的一次分配的關係正在這裏,也是政府應集中精力處理的關鍵環節。

可惜,上述的大、小建議,政府往往都表示難以為之,甚或聽而不聞。這一來是阻撓社會變革的既得利益藩籬確實存在,但歸根究柢,癥結仍在於政府欠缺推動變革的認識與決心。官員以諸如「尊重市場運作」、「現有機制行之有效」藉口,掩飾庸政、懶政、怠政的事實,即使在小項目上也見不到較為顯著的推進,大眾就更難寄望在他們的管治之下,社會可以出現結構性、綜合性的變革。

青年難自救,政府又袖手旁觀,年輕人的憤怨只能一直累積;這一代的「梁天琦們」就是由此而生。情況就像地震帶中的擠壓力累積,在沒有任何方法疏解下,縱使一時三刻不引發震動,但時間一久卻一發而難以收拾;只要板塊結構不變,震後壓力還是會重新累積,然後等待下一波地震。回歸以來的大型示威及衝突,究其底蘊同樣是社會不公不義所造成,也是官員管治失效所造成的一波又一波「地震」。

在2003年的經濟低谷裏,社會各階層均遭殃,青年的聲音不太突出。到「佔領中環」行動時,社會已出現嚴重的貧富與世代矛盾,年輕人尤其受階級流動停滯影響,完全見不到發展前景,這個世代的不滿變成強力火藥庫,直接威脅社會平穩發展。

社會集體自省 才能推動結構轉型

當然,不滿不代表可漠視社會法紀,甚至以暴力手段宣洩情緒,傷害社會各群體之間的信任。就此而言,梁天琦罪有應得。但社會亦需自我反思:令青少年「逼上梁山」、絕望至盲目訴諸暴力手段的不公義制度,及其背後擁有社會政治權力,卻坐視貧苦大眾遭剝削的建制精英,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香港的貧富懸殊與分配嚴重不均,並不單純是蔡維邦口中的七、八十後所造成的,而是早已深植在香港殖民地時期的制度禍根;它更不單純是蔡維邦口中上一代放棄追求民主自由所導致,而是香港社會一直以來漠視建設公平正義體制、盲目相信只要爭取選舉就是萬靈丹所造成的。今日,不少涉案的年輕人至少已在法庭上口頭認錯,那享盡多年制度發展不公紅利的精英階層,是否也是時刻有所自省?

擺在面前的事實是,旺角騷亂只是香港不公義社會分配制度所導致的其中一波浪潮,只有根本改革社會分配體制,解決貧富與世代矛盾對立,社會才有機會真正安寧。反之,周期性動盪與衝突只會指日可期;一代的梁天琦看似過去了,但下一代的梁天琦卻在孕育當中。

港府官員也應該明白,現時在他們之上的已不是一個事不關己的殖民地宗主國,而是一個出現問題必定會力求標本兼治的強勢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權利意識已經今非昔比,青年本土運動的崛起就是香港人對自身權利有所覺醒的現象之一。港府官員若繼續希冀含混度日,怕是不可能的,還是應該在反省檢討之後,盡早謀劃改革方略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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