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告別鬥爭思維 中港破冰契機──談王光亞《紫荊》專訪
《香港01》早前指出，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與泛民會面，是實踐中央對港政策的新思維。回歸前夕，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專訪，談及中央對港態度，更進一步顯示北京會以對話而非鬥爭思維來處理與泛民的關係，並以理解、寬容和自省的態度認識和處理香港問題。這標誌着以往強調敵我矛盾的對港政策，正式劃上句號。
從這個角度看，王光亞的講話有非常重要的標誌性意義。
這可以從幾方面理解。首先是對泛民的重新定位。王光亞高度評價張德江的訪問，說它取得的效果「甚至比預期還要好」。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參加了「一帶一路」論壇，而是會見了「包括泛民議員在內的不同政治光譜人士」。在整個專訪中，王光亞一直稱泛民為泛民，而非慣用的「反對派」、「異見者」或「持不同政見人士」。他不僅承認泛民的存在是「正常的」，指泛民存在的情況會「伴隨着一國兩制長期存在」；並表示「中央不可能不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代表着相當數量的市民」。
這是對泛民作為民意代表的認受性非常明確的肯定。意義更重大的，是王光亞接着說的一番話：「泛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角度看，他們也屬於建制人士。」
這打破了長期以來民主派與建制派的二元對立，反映中央不再視與泛民的意見分歧為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而是可以透過溝通、磋商和互諒互讓緩和、化解的「人民內部矛盾」。
不再視泛民為敵人，自然不會以打壓的手段對付。所以王光亞強調要減少政治對立和對抗，營造「相互尊重、理解和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以共同應對實踐一國兩制的「新挑戰」。
「挑戰」是關鍵詞。從這篇專訪可見，中央沒有低估實踐一國兩制的困難，並且對香港社會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對自己處理這些問題的局限有一定的理解和自省。王光亞形容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課題」，並承認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央來說，要根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來管理「經濟、社會、法律、意識形態均不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確實會帶來挑戰。
正因如此，中央說要以最大的耐性和克制處理香港問題便不是泛泛之談。王光亞特別提到佔中，說中央很謹慎，保持最大的耐心直到這「違反法治、破壞社會秩序」的事件平息。由此可見，特區政府沒有採取強硬手段處理佔中，不是出於梁振英的「手軟」，是由於中央的謹慎和耐性。
香港政府談港獨色變，但王光亞在專訪中談到港獨和青年問題，卻顯示了深刻、宏觀的理解和高度的同理心。對年輕人的躁動，他指出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明白由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追不上周邊的國家和地區，青年人要承受很大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再加上社會泛政治化，具爭議性問題引發的分歧和矛盾容易使年輕人產生對社會和政府不滿。他相信年輕人的躁動會隨着他們的成長而過去，而社會政治，包括新一代的從政者都會成熟起來。
世代矛盾是令香港人十分困擾的問題，王光亞以心平氣和的理性態度討論，並且肯定了年輕人的自我調整能力，表現了北京對香港年輕一代的態度並非如某些人所想像的充滿戒備。
專訪另一層意義是嘗試糾正很多人對中央對港政策的錯誤理解，以及對一國兩制的認知不足。王光亞提到，香港社會經常對中央對港政策的軟硬鬆緊有所猜測和評論；其實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因為中央對事件的處理立場取決於事件本身。他舉政改做例子，說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有主導性權力，但考慮的側重點卻與香港社會部分人士有所不同。換言之，中央不是在政改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和不肯讓步，而是着重於長遠和整體的考慮。所以，即使發生佔中和旺角騷亂，也只是「眼前的一些亂象」，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王光亞也澄清了對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誤解。他指出，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以及通過《基本法》授予特區行使的權力兩個層面；而中央未授予特區的權力仍歸屬中央。
根據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香港白皮書說「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只是提出了一個中英開始談判已經很清楚的事實，而非顯示中央對港的政策有所改變。
王光亞在專訪中特別提醒泛民，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一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中央的權力」。落實一國兩制既是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泛民要在這方面有所貢獻，便必須明白、尊重和維護《基本法》規定的中央權力。這樣，泛民就可以成為特區的「建設性力量」。
反過來說，如果不明白、尊重和維護中央的權力，企圖利用香港給內地「製造麻煩」和「影響內地的政治發展進程」，就是破壞一國兩制的行為。
總括而言，王光亞的《紫荊》專訪絕非只是一篇回歸應節的訪問，而是有標誌性的意義。自六四以來27年，封建、專制和官僚主義令中央以敵我思維處理與香港民主派的關係，無視他們的代表性與憲政地位。直到近期，中央的對港政策逆轉，對泛民重新定位，王光亞的講話是繼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5 月訪港與泛民會面後，更清楚地闡釋這種對港政策的新思維。
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經2003年50萬人上街，特別是過去三年社會上出現的嚴重撕裂，造成了雙方互信的新低點。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沒有歷史經驗可以借鑑，在如何實踐方面雙方都要有極大的耐心和決心，才能拉近大家認知上可能出現的差距。
當前中央對港政策的逆轉，是雙方尋求溝通和共識的一個契機，也是破冰的第一步，必須堅決朝這個方向走下去，香港才有出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才有真正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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