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經濟失落十年 香港應奮發圖強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2019年即將結束,市民卻無法以舒坦的心情告別2010年代,迎接2020年代,這既是因為反修例運動遲遲未見平息,也是因為兩則與經濟民生相關的新聞令人揪心:其一是根據早前公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地去年貧窮人口高達140.6萬,創十年新高,而20.4%的貧窮率亦刷新近八年最高紀錄;其二是最新失業率升至3.2%,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由於受到社會動盪影響,數字更升至6.2%,創超過八年新高。上述數字看似冷冰冰,但也值得讓人反思,為何在人均收入比英法德還要高的香港,貧窮會如此普遍?為何在這個號稱「全民就業」的都市,「低端」行業從業員會這麼容易「手停口停」?

參考近期數據或許不夠全面,我們不妨把時間線拉長至十年,看看香港的動態發展—2010年,備受爭議的《最低工資條例》通過,香港從此在理論上為打工仔提供工資保障;同年,經歷金融海嘯的香港經濟開始復蘇,當年GDP增幅更高達6.77%,接着數年雖然增長放緩,但表現依然比其他發達經濟體出色。

諷刺之處在於,明明香港出現了繁榮景象,何以許多人覺得自己是被遺棄一群,無法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生活水平的提升?有些人歸咎於欠缺「真普選」,但正如《香港01》多次質疑,為什麼實行真普選的法國無法避免「黃背心」、反退休改革等社會動盪?因此,縱使我們同意必須為重啟政改創造條件,但絕不該耽誤對經濟民生議題的關注—假如社會欠缺克服深層次結構矛盾的共識,不就「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作出改革,那麼香港只會再蹉跎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香港社會長期以來有一種「自由經濟」迷思,認為政府「無為而治」就是好的。(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既得利益形成壟斷 自由放任不合時宜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有一種「自由經濟」迷思—政府「無為而治」是好的,不必因應經濟狀況制訂適切的產業政策;政策總是偏向工商界,因為後者可透過「滴漏效應」造福社會;社會福利會「養懶人」,因此政府吝嗇一點也沒所謂。

同樣嚴重的是,管治精英以《基本法》寫明的「五十年不變」為護身符,把這個概念曲解為經濟結構一成不變,變相延續源於港英時代、向工商界傾斜的經濟格局,保障地產商的既得利益。自由經濟、「大市場小政府」確實有助釋放生產力和創造力,並曾在很大程度上帶動香港經濟起飛,可是,一旦出現壟斷、固化局面,工商界利益便會逐漸與社會整體利益發生衝突,甚至形成結構性矛盾,社會衝突是早晚的事。

自由經濟推動香港發展,卻不幸地導致一些人不加批判地全盤照收,看不到改革的必要。就以上文提及的最低工資為例,當曾蔭權政府2010年推動立法時,其實早已落後於澳洲、法國、韓國、台灣、英國等國家或地區,但本港不少僱主依然反對。到了立法成為主流共識,代表飲食界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還執迷不悟,刻薄地提議把最低工資定於時薪20元。反對最低工資的理由,離不開僱主可能因經營成本上漲而裁員,然而,根據統計,自從法定最低工資在2011年5月實施以來,失業率一直保持平穩,2011至2017年的數字介乎3.1%至3.4%,2018年更跌至2.8%。由此可見,當年反對立法的人根本就是危言聳聽。

住屋問題重中之中 政府不應外判責任

訂立最低工資是對自由經濟的局部修正,港府在這方面是有成績的,但它在房屋這個更重大的議題上,卻一直沒有承擔。住屋困局的成因,在於政府任由地產商主導相關議題,沒有認識到為市民提供適切居所是執政者的基本責任。結果在自由經濟邏輯下,樓價不斷上漲,「劏房」處處,輪候冊上的公屋申請宗數亦由2010年底約有14.5萬宗,飆升至今年9月底的25.75萬宗。

住屋是民生問題的關鍵,如果處理不好,必然影響市民的升學、就業、結婚、退休等人生大計。《香港01》一直呼籲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透過收回閒置土地廣建公屋,但當局畏懼既得利益勢力,對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等可行建議置之不理。直至反修例運動爆發後,當局才姍姍來遲地提出大規模收地,總算有些長進。

當然,單單處理好房屋問題並不足夠,政府大可動用龐大財政儲備,推動全民退保、免除大學學費、回購港鐵等政策。只要當局不再「外判」民生責任,主動在社會分配上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便可大幅減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從而向建立「全民共享」社會的目標邁進。

香港的產業結構嚴重扭曲,「高端」行業的GDP佔比遠較「低端」行業為大。(資料圖片/吳煒豪攝)

經濟結構過度單一 低端行業首當其衝

與此同時,當局應當在「產業結構」改革上發力,扭轉產業結構嚴重扭曲的格局。單從數字來看,本地GDP由2010年1.78萬億港元,增至2018年2.85萬億元,增幅逾六成。但仔細分析,「高端」行業佔比遠較「低端」行業為大,其中金融及保險業佔GDP比重,由2010年16.3%增至2018年19.7%,反觀零售、住宿服務、餐飲服務比重大體不變,由原先分別佔1.0%、0.9%、0.4%,平穩或些微增至1.0%、1.0%、0.5%。

政府官員經常把GDP增長掛在嘴邊,以此證明經濟政策有效,殊不知一般人對這些數字根本沒有感覺,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個人收入是否可以提升,以改善生活品質。在香港,金融及保險業養活了6%就業人口,從業員在2018年的工資中位數達2.7萬元,相比之下,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行業養活15%就業人口,但工資中位數僅稍高於1.3萬元。如果計入供樓、租金、交通等支出,「低端」行業從業員的可支配收入實際上所餘無幾。

產業結構過於單一的惡果人所共知,政府並非沒有克服這個問題的意識。曾蔭權曾在2009年提出文化及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以及環保「六大優勢產業」,試圖打破僵化的經濟結構,但欠缺一以貫之的決心。對於教育、醫療這兩大香港強項,政府本來可以主動籌謀,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前提下,發展教育、醫療產業,藉此創造高增值職位和增加稅收。可惜當局卻欠缺視野,沒有大力發展上述產業。梁振英上台後,甚至乾脆宣布不再以經濟與產業角度看待這兩個領域,等同自斷優勢。

產業結構改革有很多面向,除了發展自身優勢產業,還可拓展新興產業,包括趕上國際創科大潮,為青年提供更多上流機會,但港府「捉到鹿都唔識脫角」。例如在2011年,美國大型科技企業Google計劃在香港設立數據中心,獲港府歡迎,但在舉行動土儀式後,相關地段卻荒蕪兩年,官方說辭是香港缺乏可擴展的土地以應對急速發展,最終Google轉戰台灣。現在回想,問題並非香港欠缺土地,而是政府沒有魄力覓地—香港有地興建迪士尼樂園,竟然沒有地方建設一個數據中心?

對上十年,香港在經濟民生層面建樹不多,反觀新加坡、深圳等周邊地區卻煥發生機。改變始於認知,香港在「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上的改革能否取得成效,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準確把握自身定位。如果她執迷不悔,繼續「外判」自身在經濟管理上的責任,到頭來只會加劇深層次結構矛盾;相反,如果她願意摒棄「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仿效新加坡、深圳,主動推行改革,制訂適切的產業發展策略和財富分配策略,未嘗不能為香港經濟開創新局,繼而帶動民生層面的進步。去舊迎新之際,政府當思如何帶來新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勿讓香港再換來另一個失落的十年。

瀏覽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敬請留意12月23日出版的第194期《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

您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