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警惕「低品質」民主 重視社會整體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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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撕裂的美國在上周迎來第一場總統選舉辯論,且被稱為「史上最混亂」的辯論。爭取連任的特朗普和前副總統拜登同場較勁,互嗆和疊聲不斷,甚至還有人身攻擊。90分鐘的交鋒,兩人誇誇其談,具體政策辯論有限,連《華爾街日報》社論也說:「若不是以評論維生,我們早就關掉電視。」更要命的是,兩人都活在同溫層,以鞏固自己支持者為盤算,而不是思考為社會做幾件好事。難免令人慨嘆:難道美國人不配擁有更好的選擇,只能在兩個爛橙中選擇沒那麼爛的一個?

地球另一端的香港人也在看辯論,許多泛民支持者想拜登輸,因為他們希望對華強硬的特朗普可以「救港」;建制支持者也想特朗普連任,因為美國管治亂局延續四年有利中國。這些都是幼稚、可笑的看法,掩蓋了真正重要的議題。他們看不到美國的問題,其實也是香港的問題—當美國人只能在老態龍鍾的拜登和人格卑劣的特朗普之間作出選擇,香港人甚至連選擇的餘地也沒有,只能在依然裝着熟睡的無能政府、欠缺改革覺悟的泛民和有如應聲蟲般的建制派之間「硬食」。結果,施政效能未見提升,民眾無法體驗善治,因而也就難以過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許多人都在談民主,但何謂民主卻言人人殊。最膚淺的理解是「少數服從多數」、「票多者勝」,某程度上這正是美國的寫照。兩名候選人都宣稱自己代表所有美國人,但明眼人都知道在沒有中間派的美國,勝選者頂多只是一半美國人的總統。另一半人在想什麼、需要什麼,完全不理會,至於如何盡可能讓所有人團結一致,共同為美國的福祉和公義奮鬥,就更不在議程之內。

兩名候選人都宣稱自己代表所有美國人,但明眼人都知道在沒有中間派的美國,勝選者頂多只是一半美國人的總統。(美聯社)

林肯羅斯福遠去 拜登特朗普乏善

美國實踐了二百多年民主,誕生過林肯、小羅斯福這些偉大領袖。他們同樣生活在黨同伐異的年代,他們之所以偉大,在於在歧異之中努力將民主和公平正義聯繫起來。世人記得林肯的最大功績是解放黑奴,讓原先不被視作人的黑人獲得尊嚴;小羅斯福則在大蕭條後實施新政,通過實施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社會保障等政策,修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缺陷。兩人的功績說明了,有同理心的政治人物在黨同伐異的美國也可以有作為。

相比之下,當下兩名候選人不見得有過人之處。特朗普品格卑劣,在國際事務上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招致多國譴責,在國內則與「驕傲男孩」(Proud Boys)等仇恨團體眉來眼去,對弱勢遭遇無感。美國在大選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倘若特朗普端正態度,以適切措施抗疫,當地死亡人數相信不會超過20萬。可是,總統竟如此賤視人命,辜負了選民在四年前的託付。

拜登的民望領先特朗普,某程度上反映了厭倦特朗普的選民的寄盼。「白人奧巴馬」的光環為他在道德上加分,但他在處理美國當下的問題上無法給人足夠信心。在辯論中,特朗普批評他會跟隨左翼參議員桑德斯主張的「社會主義化」醫療體制,迫得拜登跟桑德斯「割席」,指其不贊成全民醫療保險,反映此人對基層欠缺承擔。

「白人奧巴馬」的光環為他在道德上加分,但他在處理美國當下的問題上無法給人足夠信心。(Getty Images)

政治「去關懷化」 普羅大眾未受益

對於美國更為深重的問題,尤其是過度金融化和嚴重分配不公的結構性弊端,兩人就更是不明所以。特朗普不認為需要處理,拜登則束手無策。

美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源於列根年代,由那時起,政府大幅局限自身角色,把推卸責任美化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美國勝出冷戰,更令美國人誤以為「列根主義」是對的,因而錯過了從源頭根治問題的契機。

如何改革資本主義是近年的主要選舉議題,「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在最近兩屆民主黨黨內初選中聲勢浩大便證明了這一點。但他無法成為正式候選人,也揭示改革資本主義的動能仍不足夠。

可以預期,在未來一段日子,特朗普或拜登均不會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前者會遵循減稅、印鈔的路徑而走,後者則會像前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那樣,對問題缺乏認識,坐視去工業化造成的惡果。無論兩人之中誰人當選,美國人特別是低下階層都無緣見證結構改革帶來的益處。

如果說香港可以和美國相提並論、並且從中汲取教訓的話,那就是香港必須警惕「去關懷化」的低品質民主政治。許多人覺得港美之間的體制歧異太大,因而是不可比的,例如香港不存在美式政黨輪替、香港立法會議員的立法權遠遠不如美國國會議員,但兩地有着諸多相似性卻是事實,例如政客對人民需要什麼、應該如何改革,以至如何落實公平正義,都沒有正確認識。正正由於欠缺認識,以及由於欠缺認識而沒有跟進行動,才會導致問題累積至積習難返的地步。

香港失治的第一責任人是政府。(梁鵬威攝)

先天下之憂而憂 社會共善為己任

美國政客不做實事,其實也是香港政客的寫照。香港失治的第一責任人是政府,對於過度金融化和嚴重分配不公的結構性問題,它繼續忽視思想源頭,擺脫不了「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一謬誤,這點與列根、特朗普別無二致。屬於執政聯盟的建制派也難以撇清責任,民建聯、工聯會這些大眾政黨肯定知道人民渴望良好管治,回歸多年卻沒有責成政府推動改革。從政者做不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這合乎民主的真諦嗎?

如果說建制派的問題在於沒有責成政府改革,那麼泛民的問題則是沒有意欲參與香港的改革。泛民一直在爭取西方選舉式民主,其堅持令人敬佩,但執着於此,只爭取民主體制而不去思考如何通過改革實踐公平正義,那樣的民主體制卻不會是高品質的。事實上,美國的情況就證明了,單有「民主」並不必然帶來經濟民生上的革新,關鍵在於從政者要有以社會福祉為己任的抱負。

其實,由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關注城邦的善,到啟蒙時代的盧梭強調公意並非眾意加起來,而是要着眼於公共利益和共善,都可見政治是不應該離開社會福祉的。中國人傳頌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也是強調為官者要為人民幸福而努力。此「人民」絕非僅為自己的選民或支持者,而是「天下」的人民,即是整個社會。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無疑是好的,且值得追求,但外在形式還要加上內在的實涵,重視社會整體的共善,以人民活得幸福為目標,這樣的民主政治才能算為完整。

特朗普和拜登,一個卑劣,一個顢頇。下月大選不論誰人勝出,若沒有辦實事的意識,過度金融化和嚴重分配不公的結構性弊端只會延續下去。其實,美國有很好的本錢,試想,假如華府將每年7,000億美元軍費投放在醫保、勞工保障、教育上,人民福祉肯定可以大幅提升,更能體現民主政治的初衷就是為了公平正義。而對於一些香港人而言,與其盼望特朗普「救港」,或者期望他的失政為中國加分,倒不如在混亂的大選辯論中反思「見不賢而內自省」。倘若市民能夠形成共識,對泛民、建制,以至政府形成壓力,從而迫使當局推動改革,那麼,一池死水的香港就會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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