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教育事業任重道遠 滲入政見徒增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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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有不少教師被投訴教學內容不當。近日,教育局在調查後宣布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教師有計劃散播「港獨」信息,並在9月下旬決定對其「釘牌」,終身取消其教師註冊資格。有關決定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有人歡迎,亦有人反對,先不論哪種聲音有道理,這在在反映了教育界的確存在諸多爭議性問題,社會不得不拿起放大鏡認真檢視。

宣小教師被「釘牌」一事不單只是一個教師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應如何理解教師與教育的問題,要就此展開討論,必須從教育的本質講起。在古代社會,能夠受教育的人不多,是否受教育、如何受教育、由什麼人來教育都是很個人的事情,其所影響的很可能只是某個人的將來與命運。現代社會環境完全不同—能否獲得教育機會幾乎不是我們要煩惱的問題,即使多少有些差異,但每個人都至少會接受基礎教育。如是者,教育代替了傳統宗教和家庭教誨,成為塑造社會基本性質、倫理基礎與根本價值邏輯的關鍵—這是西方現代社會學家所提出的理論,並非此刻才有。

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本應帶有強烈社會價值,為社會培育下一代。教師作為負責教育的前線執行者,便不單只是普通個人,而是肩負以上社會功能的要員。既然如此,社會對教師的要求便不可能與一般人一樣。正如對官員,我們要求他們不只是「打份工」,而是要真正為社會服務;對警察等紀律部隊,我們要求他們執法專業公正;對醫生,我們要求他們專業有醫德。從這點而言,教師的專業能力也需要監察,而且不可能只依賴業界自律或自我監察—事實上,諸如醫生、警察這些依賴自我監察的組織,均無法對行為失德者作出有效懲戒。政府以至社會應擔起把關的角色,以免教育被扭曲操作。

(歐嘉樂攝)

教師品格有要求 言論自由非藉口

一些教師團體或反對派以言論自由作為理由,為涉事教師辯解。言論自由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價值,應當尊重。然而,言論自由並非無所制約,教師亦應有一定的道德和專業要求。例如,去年反修例風波裏其中一大火頭為「警暴」,許多市民不接受警方應對抗爭行動時使用過度武力。政府辯稱前線警員壓力巨大,呼籲市民包容,但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為什麼?原因在於:發脾氣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警察因為發脾氣而胡亂行使權力,那便有失專業;若不正當行使武力,更是挑戰法紀,應予追究。警察必須專業,同樣承擔着重大社會責任的教師何嘗不是?有人稱這次「釘牌」懲處是「獵巫」,將會製造寒蟬效應。然而,對失當行為嚴肅處理的根本用意就是「阻嚇」他人再犯。更廣義而言,法律與刑罰的存在便是阻嚇違法者,難道又可以說它們都是「製造寒蟬效應」?

事情的核心始終在於涉事行為的問題所在。「港獨」既牴觸《基本法》,也是違反香港社會與憲制基準的錯誤價值觀。教育局斷定被「釘牌」的老師有計劃地向學生傳播「港獨」信息,從已公開的工作紙內容與教案來看,這個指控絕非無中生有。有人稱工作紙「沒有標準答案」,以求為涉事教師開脫責任,這更是不負責任的講法。教師的責任是「傳道、授業、解惑」,既然提出了「港獨」概念,便應該負起社會責任解釋「港獨」的錯誤,而非將責任推給學生「自行思考」。就好像,歷史課提起納粹主義,負責任的教師應解釋納粹主義的錯誤,而非推給學生「自行思考」。工作紙的質素嚴重有違專業守則,對學生很可能有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

另有一部份人指「港獨」是社會存在的議題,作為學術討論主題未嘗不可。如果這是大學課堂,無疑存在商榷餘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釘牌」事件回應記者提問時,亦稱大學討論「港獨」並無問題。可是,涉事教師所作的教材是供小學五年級學生使用,使得這種解釋顯得荒謬。五年級學生不過是十歲出頭的稚子而已,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能有多少掌握?如何能夠獨立作「明辨性思考」?又如何能進行有意義的學術討論?從實際執行來看,所謂的「獨立思考」,最終取決於老師向他們提供了什麼資料,想讓他們了解一個怎樣的「現實」。教師若有心操作,便只是假借「獨立思考」為名而「灌輸」想法,而且「灌輸」的是「港獨」這種嚴重損害社會的思想。

教協認為,當局對相關教師「有計劃地傳播港獨」的指控完全不成立,涉事教師只是以教授「言論自由」為目的,學生亦能自由表達意見。(歐嘉樂攝)

「審查」並非全無理 教師不應「無王管」

有教師抱怨這是政治審查,這顯然是意識形態化了言論自由,以逃避教育不專業的問題本質。首先,教育本身不可能沒有審查,歐陸禁止反猶主義、納粹主義傳播,便是明顯的例子。在關乎社會基本價值觀的問題上,審查的一體兩面是把關,是為人所接受而必要的。目前正正是教材出了嚴重問題,教師涉嫌將個人政治主張帶到課堂之內,向小學生灌輸不恰當的「港獨」思想。此時將把關看成審查,將專業失德說成打壓言論自由,豈不正是在逃避教育工作者應有的責任?

若有人認為教育界可以不受任何規管,完全不用思考教育言行會否有違師德、扭曲了教育的本意,甚或挑戰社會倫理的底線,那反映的便是他們本身的認知存在很大偏差。這可能是過去教育界習非成是的陋習,也可能是相關的政府官員一直沒有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意義,因而錯失了建立正確教育倫理觀的機會。故此,社會更應該藉着今次事件撥亂反正,對所有教師發出明確信息:我們對於教師的確是有要求,他們並不能把自己當作一般人看待,認為言行不受制約。若然想推廣某些政治主張,那他們應該重新考慮是否繼續這份育人子弟的職業。

宣小教師被終身「釘牌」,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等人認為懲罰過重。葉建源代表教師業界,從他們的立場出發希望從輕發落可以理解。然而,教育問題涉及重大社會利益,只要涉事教師的行為嚴重不當,對其處以具阻嚇性的懲罰是應該的。當然,調查及判斷的過程需要達到專業水平。教育局對今次事件的處理方式,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例如有宣小校友和家長聯署聲明指教育局調查欠透明度,未有正式召開紀律聆訊,給予老師公平、透明的申辯渠道,這關乎程序公義,因此教育局應當更全面考量如何釋除公眾的疑慮,避免黑箱作業的指控。此外,現時教育局處理這類投訴主要是發警告與直接終身「釘牌」兩種,前者沒有具體後果,難起阻嚇作用,後者卻過於極端,對問題較輕者來說,未免太嚴厲,中間欠缺其他懲罰方式。香港社會的政治情緒仍然高漲,可料未來會出現更多教育相關問題的投訴,局方應該就此檢討,完善現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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