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拜登尚且求變　香港還待何時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上星期最為人關注的舉動，莫過於揭曉麾下之經濟團隊。前任聯儲局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將在約一個半月後成為美國首名女性財政部長，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任三個要職則分別由迪斯（Brian Deese）、魯斯（Cecilia Rouse）及譚登（Neera Tanden）出任。除了拜登重用女性及奧巴馬舊幕僚之外，同樣為外界關注的是，牽頭的耶倫帶凱恩斯經濟學派色彩，魯斯與譚登亦素以增加勞工收入為大方針，可見拜登縱然為傳統建制精英，被視為與華爾街關係千絲萬縷，但至少在姿態上展示出致力令美國變得更為經濟公平。在深受深層次結構矛盾所害的香港，我們的政治領袖何時才有求變的覺悟和意志？

「我一直重視工作的價值，以至我之所以成為經濟學者，也因為我關注失業對民眾、家庭以至社群的打擊。我畢生工作都是在令民眾有工可做，並隨之而活得有尊嚴和自我價值。」耶倫在接受提名之時如此說，並指出疫情與經濟下行對於低下階層的打擊尤其嚴重。向來研究勞工市場及教育政策的魯斯亦謂，「安全網破裂了，美國的弱勢民眾落得困乏無助之境。而重要的是，經濟一直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現在更是前所未有地惡化。」

公布名單時，候任副總統賀錦麗說：「拜登與我明白，我們獲支持是為了還工作尊嚴一份尊重。」政客侃侃而談是他們的基本謀生技能，但她此話誠然非虛。皮尤研究中心8月民調顯示，近八成美國選民認同經濟非常重要。美國失業率雖然已經回落，但10月仍達6.9％；而更重要的是，其經濟與社會不公日益嚴峻。科網巨企亞馬遜（Amazon）近日遭受批評及示威抗議，正是因為其按年盈利增加五成三，股價上漲六成半，老闆貝索斯身家急增700億美元，但亞馬遜員工疫下工作的津貼卻不足每小時一美元；超市企業沃爾瑪（Walmart）生意增長四成半，沃爾頓家族財富進賬450億美元，員工每小時卻只多賺6.3毫美金。利益分配如此不成比例，辛苦耕耘的勞工得不到應有回報，絕非個別企業或行業的問題，而是美國經濟結構的整體不公。

候任拜登經濟團隊對經濟的看法，與現任總統特朗普的理解堪可對比。特朗普經常炫耀道瓊斯指數在其任內破頂，今年疫情期間股市逐步收復各個關口時，他又自誇為其功勞。彷彿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經濟就是資本和股票市場。但經濟者，經世濟民也，並非為資本家累積財富，而是以潤澤民生為要務。在美國以至香港等社會，財富沒有得到合理分配，正是經濟結構出了問題。大老闆可剝削勞工的勞動成果而自肥，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在金融市場累積資本，加劇經濟不公。而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伴隨經濟能力懸殊而來的是生活上各種選擇的差異，繼而形成社會不公。所以當拜登的經濟團隊將經濟焦點重新放到勞工和收入身上，已跟以往口講「經濟」但實指資本的情況有所不同。論述變化當然不一定意味政策改革，但至少透露了一定程度的意識轉變。

危機之後應該展開改革

事實上，社會危機或劇變之後往往出現經濟政策的根本變革。由1929年延續至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衍生出失業保障、政府擴大開支等政策，甚至造就工會興起；三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斥公帑創造大量需求及就業機會；四十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擴大公營社會保障；二戰後，北歐更走上了福利主義的道路，締造了其現今既有資本市場、但又相對經濟平等的成就。不論是羅斯福新政、凱恩斯主義或北歐模式，都不是關上門坐在扶手椅上的離地哲思，而是針對當時社會迫切需要而倡導的改變。窮則變，可謂人類社會的規律。經歷去年社會動盪及今年疫下經濟衰退，香港的政治領袖有否尋求變革之道，從根本上扭轉當前貧富懸殊及種種社會不公之痼疾？

在香港，類似亞馬遜與沃爾瑪的故事以各種變奏形式存在。一方面香港目前有約25.7萬人失業，失業率達6.4％，為近十六年新高，當中零售、住宿及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更高達11.2％；但同一時間，大圍站上蓋物業四輪推售迅速沽清，涉及金額多達238億元。兩者恍如平行時空，基層面對市道不景而毫無招架之力，資產階級的資本累積卻幾乎一切如常。而且基層市民不只在經濟下行時首當其衝，繁榮時也見不得分享到多少成果。由1990至2019年，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由10.4萬增加至38.1萬元，增幅接近2.7倍，但同期收銀員及侍應生的平均月薪增幅僅為1.7倍左右。財富去了哪裏？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用客觀數字說明，香港的貧窮人口達140.6萬人，堅尼系數為0.539，在全球人均GDP兩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和地區中稱冠。

分配改革更要思想覺悟

廣大打工仔無法分享經濟成果，首先是「首次分配」出問題，即勞工未能從經濟生產中得到合理的資薪分配。理論上，2011年起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能保障勞工的收入水平，不至於被過分剝削。但最低工資目前只訂於每小時37.5元，以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工作九小時計算，月薪不足7,500元，僅為月入中位數的四成，遠低於法國、英國及德國。《香港01》自創辦以來一直倡議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惟政府不敢對抗資方阻力。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更打算凍結金額，政府在即將進行的定期檢討中若真決定如此，實在有負社會期望。

其次，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林鄭月娥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市民的強積金除了支付基金行政費外，還要被僱主對沖。香港人也沒有失業救濟金，在疫情之下只能盼望僱主能有一點善心。恆常措施例如長者生活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等成效有限，官員不從制度層面改革，只每年透過現金福利及「派糖」等措施紓一時之困。在「保就業」計劃向僱主不分需要地派發多達800億元後，林鄭便推說公帑有限，難以再增加開支。這既忽略公帑最重要是用得其所的大原則，也無視香港財政儲備仍達八千多億元的事實。

一場全面的結構改革說難不難。除了改革經濟及產業政策以令社會利潤分配更合理，以及透過教育政策和就業支援等加強基層的經濟能力之外，政府還可以增加稅收，並把所得投放在教育、安老和醫療上，讓經濟成果雨露均霑。真正困難的是意識上的轉變，這不但要政府認清其促進資源分配的角色，更需要官員對社會問題有深刻的覺悟。當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反問年輕人若努力工作是否仍買不到樓，以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叫大學畢業生不要嫌棄洗碗工作之時，我們可見許多政治精英忘記了經濟及社會制度之扭曲，足以令個人努力在「父幹」等不可控因素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自詡已看清楚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林鄭月娥，是否真的明白香港必須進行一場根本性的結構改革，讓經濟回到潤澤民生的初衷，讓香港人能在公平公義的社會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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