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拜登尚且求變 香港還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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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候任總統拜登上星期最為人關注的舉動,莫過於揭曉麾下之經濟團隊。前任聯儲局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將在約一個半月後成為美國首名女性財政部長,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任三個要職則分別由迪斯(Brian Deese)、魯斯(Cecilia Rouse)及譚登(Neera Tanden)出任。除了拜登重用女性及奧巴馬舊幕僚之外,同樣為外界關注的是,牽頭的耶倫帶凱恩斯經濟學派色彩,魯斯與譚登亦素以增加勞工收入為大方針,可見拜登縱然為傳統建制精英,被視為與華爾街關係千絲萬縷,但至少在姿態上展示出致力令美國變得更為經濟公平。在深受深層次結構矛盾所害的香港,我們的政治領袖何時才有求變的覺悟和意志?

「我一直重視工作的價值,以至我之所以成為經濟學者,也因為我關注失業對民眾、家庭以至社群的打擊。我畢生工作都是在令民眾有工可做,並隨之而活得有尊嚴和自我價值。」耶倫在接受提名之時如此說,並指出疫情與經濟下行對於低下階層的打擊尤其嚴重。向來研究勞工市場及教育政策的魯斯亦謂,「安全網破裂了,美國的弱勢民眾落得困乏無助之境。而重要的是,經濟一直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現在更是前所未有地惡化。」

公布名單時,候任副總統賀錦麗說:「拜登與我明白,我們獲支持是為了還工作尊嚴一份尊重。」政客侃侃而談是他們的基本謀生技能,但她此話誠然非虛。皮尤研究中心8月民調顯示,近八成美國選民認同經濟非常重要。美國失業率雖然已經回落,但10月仍達6.9%;而更重要的是,其經濟與社會不公日益嚴峻。科網巨企亞馬遜(Amazon)近日遭受批評及示威抗議,正是因為其按年盈利增加五成三,股價上漲六成半,老闆貝索斯身家急增700億美元,但亞馬遜員工疫下工作的津貼卻不足每小時一美元;超市企業沃爾瑪(Walmart)生意增長四成半,沃爾頓家族財富進賬450億美元,員工每小時卻只多賺6.3毫美金。利益分配如此不成比例,辛苦耕耘的勞工得不到應有回報,絕非個別企業或行業的問題,而是美國經濟結構的整體不公。

候任拜登經濟團隊對經濟的看法,與現任總統特朗普的理解堪可對比。特朗普經常炫耀道瓊斯指數在其任內破頂,今年疫情期間股市逐步收復各個關口時,他又自誇為其功勞。彷彿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經濟就是資本和股票市場。但經濟者,經世濟民也,並非為資本家累積財富,而是以潤澤民生為要務。在美國以至香港等社會,財富沒有得到合理分配,正是經濟結構出了問題。大老闆可剝削勞工的勞動成果而自肥,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在金融市場累積資本,加劇經濟不公。而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伴隨經濟能力懸殊而來的是生活上各種選擇的差異,繼而形成社會不公。所以當拜登的經濟團隊將經濟焦點重新放到勞工和收入身上,已跟以往口講「經濟」但實指資本的情況有所不同。論述變化當然不一定意味政策改革,但至少透露了一定程度的意識轉變。

前任聯儲局主席耶倫將成為美國首名女性財政部長。(資料圖片)

危機之後應該展開改革

事實上,社會危機或劇變之後往往出現經濟政策的根本變革。由1929年延續至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衍生出失業保障、政府擴大開支等政策,甚至造就工會興起;三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斥公帑創造大量需求及就業機會;四十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擴大公營社會保障;二戰後,北歐更走上了福利主義的道路,締造了其現今既有資本市場、但又相對經濟平等的成就。不論是羅斯福新政、凱恩斯主義或北歐模式,都不是關上門坐在扶手椅上的離地哲思,而是針對當時社會迫切需要而倡導的改變。窮則變,可謂人類社會的規律。經歷去年社會動盪及今年疫下經濟衰退,香港的政治領袖有否尋求變革之道,從根本上扭轉當前貧富懸殊及種種社會不公之痼疾?

在香港,類似亞馬遜與沃爾瑪的故事以各種變奏形式存在。一方面香港目前有約25.7萬人失業,失業率達6.4%,為近十六年新高,當中零售、住宿及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更高達11.2%;但同一時間,大圍站上蓋物業四輪推售迅速沽清,涉及金額多達238億元。兩者恍如平行時空,基層面對市道不景而毫無招架之力,資產階級的資本累積卻幾乎一切如常。而且基層市民不只在經濟下行時首當其衝,繁榮時也見不得分享到多少成果。由1990至2019年,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由10.4萬增加至38.1萬元,增幅接近2.7倍,但同期收銀員及侍應生的平均月薪增幅僅為1.7倍左右。財富去了哪裏?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用客觀數字說明,香港的貧窮人口達140.6萬人,堅尼系數為0.539,在全球人均GDP兩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和地區中稱冠。

用客觀數字說明,香港的貧窮人口達140.6萬人,堅尼系數為0.539,在全球人均GDP兩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和地區中稱冠。(梁鵬威攝)

分配改革更要思想覺悟

廣大打工仔無法分享經濟成果,首先是「首次分配」出問題,即勞工未能從經濟生產中得到合理的資薪分配。理論上,2011年起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能保障勞工的收入水平,不至於被過分剝削。但最低工資目前只訂於每小時37.5元,以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工作九小時計算,月薪不足7,500元,僅為月入中位數的四成,遠低於法國、英國及德國。《香港01》自創辦以來一直倡議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惟政府不敢對抗資方阻力。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更打算凍結金額,政府在即將進行的定期檢討中若真決定如此,實在有負社會期望。

其次,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林鄭月娥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市民的強積金除了支付基金行政費外,還要被僱主對沖。香港人也沒有失業救濟金,在疫情之下只能盼望僱主能有一點善心。恆常措施例如長者生活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等成效有限,官員不從制度層面改革,只每年透過現金福利及「派糖」等措施紓一時之困。在「保就業」計劃向僱主不分需要地派發多達800億元後,林鄭便推說公帑有限,難以再增加開支。這既忽略公帑最重要是用得其所的大原則,也無視香港財政儲備仍達八千多億元的事實。

一場全面的結構改革說難不難。除了改革經濟及產業政策以令社會利潤分配更合理,以及透過教育政策和就業支援等加強基層的經濟能力之外,政府還可以增加稅收,並把所得投放在教育、安老和醫療上,讓經濟成果雨露均霑。真正困難的是意識上的轉變,這不但要政府認清其促進資源分配的角色,更需要官員對社會問題有深刻的覺悟。當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反問年輕人若努力工作是否仍買不到樓,以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叫大學畢業生不要嫌棄洗碗工作之時,我們可見許多政治精英忘記了經濟及社會制度之扭曲,足以令個人努力在「父幹」等不可控因素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自詡已看清楚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林鄭月娥,是否真的明白香港必須進行一場根本性的結構改革,讓經濟回到潤澤民生的初衷,讓香港人能在公平公義的社會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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