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一個毫無自信的國際城市
上星期三（3月30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抗疫記者會上表示自己「非常重視香港的國際地位」，甚至拋下豪言說在整個香港沒有人比她更重視本港國際地位。由於新冠疫情與封關措施嚴重阻礙了本地對外交流，英、美等國近日又作出了一些跟香港相關的政治動作，包括討論撤回海外法官、發表政府檢討報告，不少人確實因此愈發關心香港的國際地位問題。處於此一敏感時點，特區政府按理更應該加把勁拿出管治成績穩定人心，不幸這段時間的政策反覆卻完全讓社會和市民感到無所適從。
儘管林鄭月娥早前聲稱任何政策措施原本便都需要調校、屬於「朝令夕改」與否「見仁見智」，但是狡辯之辭無法改變當局多番變更其施政策略的事實。連高等法院早前在駁回有關「疫苗通行證」司法覆核申請的時候，法官判詞開首也認同港府抗疫表現存在被批評欠缺邏輯、悖離常識、彼此牴觸、不切實際、本末倒置、短視近利等弊病的空間，後來更直言現行政策反映出「一個美麗口號沒法替代務實策略」。
政策反覆揭示管治失準
就以「全民強檢」為例，政府官員年初依舊以能力不足為由堅持難以推行，但隨着香港獲得中央支援，他們開始改變口風說正在籌備和細化方案，到2月中旬正式公開了要於3月內讓全港市民分批作三次核酸檢測的計劃。豈料其後確診個案急升，當局陸續借欠缺隔離設施、等待疫情放緩等藉口來拖延其事。就在原定計劃出台一個月後，林鄭月娥宣布暫緩「全民強檢」，同時徵引內地專家對本地社區組織能力較弱的評估支持相關決定。最近她提出利用派發給市民的快速抗原測試包觀察香港感染狀況，坊間普遍認為此舉是要透過「全民快檢」取代「全民強檢」。
政策措施適時調整固然並非什麼怪事，面對無從預測的傳染病疫情更是如此，可是卻不代表管治者就能夠藉此推卸本來應該由他們負上的責任。假若所謂調校政策，單純由於力有不逮而打算捨易取難，那麼便只是逃避問題。正確的做法明明應該是盡快改善自己、繼續迎難而上才對，偏偏港府官員很多時候傾向選擇前者，並且絞盡腦汁想出千百個理由來遮掩開脫。對比並列特別行政區的澳門、一河之隔的深圳、同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三地政府均能快速動員完成「全民強檢」，一眾治港者難道沒感到半點羞愧？
尤其跟香港一樣屬於國際城市的上海，當地政府毅然宣布大規模封控來進行「全民強檢」，銳意用最短時間有效地解決疫情，這相信也是上海居民及投資者樂意見到的。反觀特區政府官員往往誤判自己夾於中國「清零」、國際「共存」兩種模式之間，導致決策之時經常會出現優柔寡斷的情況。然而此種想法就是庸人自擾，因為來港外資根本並非不滿「外防輸入」措施本身太過嚴厲，否則它們過去兩年早已撤走離開，沒有需要等到今時今日。倒是疫情長期未能受控，那些措施持續到令人感覺將永無了期，甚至到了看不見任何「通關」希望的地步，才是問題核心所在，跟所謂抗疫模式或社會環境的分野毫無關係。
國際地位非靠外人施捨
當然，即使對於「通關」問題，當局表現亦是欠缺穩定立場。港府官員近幾個月來一時先跟內地部門積極商討免檢疫「通關」，一時又於外國商會和航空公司發聲不久後放寬「外防輸入」措施，讓社會難以捉摸他們對內地及國際「通關」的先後次序。林鄭月娥曾向傳媒宣稱「外資的信心應該是對香港這個城市、對『一國兩制』、對中央如何看待香港的信心」，強調對方應該察覺到香港的優勢所在，她這句話雖然說得漂亮，前後實際行徑卻是接連取消「禁飛令」、縮短入境旅客隔離日數與熔斷機制禁飛期間，客觀來看只怕會令人產生口不對心以至對外低頭的印象。
不管是哪一個城市，它的國際地位必定主要是靠當地人民的努力爭取回來，而不是單憑別的國家或地區片面認可確立。奇怪的是，香港總有個別人士妄自菲薄，覺得本地國際地位必須要由西方世界施捨授予。像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及副院長賀知義辭任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職務，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隨即揚言司法系統若喪失這一普通法龍頭國家的「加持」，將剝奪我們僅存的法治優勢，令香港不再是「生金蛋的鵝」，變成無異於深圳、上海等內地城市。此番言論就頗有乞求英方繼續派遣法官赴港、貶視香港的自身實力的意味。就連韋彥德的辭職聲明也說「香港法院對法治精神的堅持一如既往地在國際間備受尊重」，香港人竟然反過來妄自菲薄，何其可悲！
請抱持這種心態的社會精英、政府官員撫心自問：香港昔日成就是否全無港人自身經營累積底氣？香港的經濟成就是上一代人的打拼結果，是實業家們以港為家、連繫國內外貿易市場的成果，是香港對國家開放改革、全球自由貿易的把握，從來都不是靠別人施捨。事實上，在經濟世界裏頭，根本就沒有人會「開善堂」。港英政府誠然留下了法治遺產，但回歸二十五年來終審法院領導下的司法機構功不可沒，本地法律界和司法人員捍衛了司法獨立，這是舉世有目共睹的。即使英國法官因為種種原因而離任，香港制度又豈會立刻便變成與內地城市沒有任何分別？特區實施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普通法系，不設任何形式外匯管制、進出貨品毋須繳納關稅，這些跟中國內地城市清清楚楚的差別，絕對不會因為沒了誰的「加持」突然消失不見。
自強不息發展制度自信
歸根結柢，無論施政決策上的左搖右擺，抑或尋找許多藉口補過飾非，乃至急於求取外國肯定認同，其實均反映出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治港團隊對他們自己、對港人、對這個城市與對「一國兩制」裏香港這「一制」亦欠缺信心。當一個地方的人都沒有自信，怎麼有可能讓別人對它也有信心？治港者既然成了治港者，那就應該帶頭確立港人、我城與香港制度的自信，對如何發展下去給出一個清楚的認識，這屬於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假若在位者自問真的做不到，恐怕社會不得不請他們退位讓賢，讓其他更有承擔和本領的人來出任名實相副的領袖。
不過，好比政策措施所表現出來的自相矛盾，伴隨這種自信不足卻又有傲慢的元素。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香港醫護主要用英語交流，只接受來自英、美國家的醫生認證，甚至病歷紀錄也都要求必須英文文件；正是這些不切實際的做法一度為來港內地醫護支援構成障礙，讓救治整體工作效率在初期不升反降。某些視野狹窄的港人必須看到國際並不僅限於歐美白人國家，東南亞與中東也是國際，非洲也是國際，這是追求國際化抑或盲目靠攏西方，答案不言而喻。這樣欠缺自信，恰恰無助提升真正意義的國際地位。
《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香港如果仍然想要維持國際地位、吸引外來人才，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自強不息地做好本地的社會發展。只有果斷控制疫情，盡早將傳播鏈截斷並讓患者送醫治療，才不會出現病床陳列醫院門外、按人口比例死亡率冠絕全球的慘況，也不會令市民忙於逃難、訪客避之則吉。同樣，只有改善人民居住環境、解決貧富懸殊差距、打破產業單一結構，香港未來才能夠真正達致可持續發展，進而才有實實在在的成績去說服各方對香港這個城市和「一國兩制」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