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香港須在經濟巨浪中穩步前行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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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周日(6月19日)首度亮相,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矢言將率領新的團隊積極有為地提升施政效能,取得市民信任。新班子在全球經濟面對巨大逆風之際登場,面對新的危機,未來香港能否逢凶化吉,將是對其最大的考驗。

當前全球經濟的最大挑戰是,通脹席捲全球,然而經濟發展卻嚴重停滯,大部分經濟體進入滯脹階段。先進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各自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例如上周美國聯儲局便一口氣將利率上調了0.75厘,是自1994年以來最大的單次加幅;已經十年未有加息的歐洲央行亦漸趨鷹派,表示將於第三季加息並脫離負利率;英倫銀行則再加息至1.25厘,聲言為壓抑通脹不惜付出經濟代價;相反,日本央行堅持不加息,維持負利率政策,無疑等於放棄控制通脹。

通脹的失控本身是由這些西方政府對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過度樂觀、接連判斷失誤、只採取短期措施,完全忽略長期政策效果所致。以美國為首的先進經濟體在疫情期間為拯救經濟而作出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並快速擴大政府支出,例如美國的廣義貨幣供應(M2)在兩年間提升了三分之一,令人難解的是美國財金決策層為何天真地認為這麼做不會引起猛烈的通脹。美國財長耶倫與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去年異口同聲地聲稱通脹只是暫時性,在疫情受控後仍不退出「放水」政策,拖延至近期承認先前的預期錯誤並急忙改為激進加息,但通脹已成災,難以挽救。

美國財長耶倫(右)與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左)去年異口同聲地聲稱通脹只是暫時性,在疫情受控後仍不退出「放水」政策,拖延至近期承認先前的預期錯誤。(資料圖片)

西方政策接連失誤 通脹問題積重難返

通脹失控不只是貨幣政策出現問題,也包含了眾多的政治判斷失誤。美國從上一任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後便刻意地推動「去中國化」,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貨物大加關稅,提升了貨物成本,而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至今,疫情造成的停工停產本已影響了供應鏈,再加上西方國家對安全的考慮壓過了對成本的考量,試圖分散產業鏈又或是將一些關鏈產業鏈移回本國,結果也提高了物價。

近來最大的政治錯誤則是,美國及歐洲國家完全高估了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的效用,並低估了其對自身經濟的威脅和破壞。西方國家史無前例的經濟制裁,不單無法有效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反倒不斷推升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並廣泛傳導至整體物價。西方認為可以輕易擊敗俄羅斯,輕視長期失去俄羅斯供應的後果,卻令自己如今騎虎難下。美國傳媒近日就報道,白宮官員暗地裏承認,他們錯估了對俄經濟制裁的效果及影響,但這些失誤無疑為原本已經因貨幣超發而深陷通脹壓力的經濟再補上一刀。

現在單單依靠加息或縮表等方式收緊貨幣政策,無法令經濟軟着陸。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不斷加大力度收緊貨幣政策,通脹總會被壓抑,甚至造成通縮也不困難。但當前全球經濟的問題並非只有通脹,強行急速地收緊貨幣政策對經濟有着無法想像的打擊。首先,自金融海嘯以來的十數年間,市場已經長期習慣於低息環境。像樓價、股價等過熱的資產價格需要大量寬鬆貨幣去維持,不少企業也依靠低成本貸款運作及擴張,儼然已形成一種過度依賴的情況,突然脫離低息環境必然會引起股市大跌,資金鏈斷裂等經濟骨牌效應。

再者,以收緊貨幣政策應對因那些政治決策而引起的供應端問題,雖然仍然可以控制通脹,但只是強行減少了民眾的購買力,那麼民眾的生活質素必然下降,結果就只能如德國能源部長呼籲民眾少沖一次涼,又或是像英國調查所指只能少吃一餐。從結果論,這種情況與通脹高企蠶食購買力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因此,不管這些央行決定如何應對,似乎都無法避免災難式的結果。如果繼續保持疫情以來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那麼現時幾乎失控的通脹水平更無法平息,不單蠶食民眾的收入,也將導致經濟過熱走向失控;然而,如果將重點放在控制通脹而採取激進緊縮政策,那已經相當脆弱的經濟將進一步陷入衰退風潮當中,西方經濟恐怕會遭遇金融海嘯以來最大金融結構性危機。

儘管一些美國官員堅稱相信美國經濟能軟着陸,但卻只是一種樂觀的想像,無法令人信服。美國股市近來暴跌,納指、標指都已進入技術性熊市,金融市場顯然已「用腳投票」表態。

圖為2021年7月伊利諾伊州一間衣服零售店。通脹令各類物價上漲,影響消費。(資料圖片)

經濟壓力直迫香港 乘勢做好經濟轉型

這些政策錯誤並非香港所犯,但不幸的是在全球體系中香港卻無法獨善其身,不得不承受其帶來的結果。雖然通脹的壓力未算傳導至香港,整體尚在合理可控的範圍,但西方經濟體為了控制通脹而推行的緊縮貨幣政策對香港經濟仍然帶來巨大壓力。

首當其衝可能出現危機的是樓市。香港樓市過去不斷攀升,除了由於政府在土地及房屋政策上未有做好規劃,低利率環境無疑亦是催化劑。現時美歐央行皆激進加息,與美元掛勾的港元亦只能跟隨。上周美國加息後,金管局亦跟隨加息0.75厘,如果美國維持加息節奏,市場預期本地銀行在今年底前亦不得不跟隨調高最優惠利惠(P)。這有可能刺破本地樓市的泡沫,引發震盪。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居住成本太高,樓價更是一般市民無法負擔,但香港整體經濟又與樓市密不可分,如果樓價未能軟着陸而出現崩盤情況,亦會為香港帶來相當大的經濟問題。

政府必須要小心應對樓市可能面對的風險。就好像香港剛回歸不久後,時任特首董建華便推出了「八萬五政策」。大建公屋合乎香港長遠規劃,不幸的是,香港在回歸不久後便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樓價遭受巨大打壓,而政府未有適時調整房屋政策,引致樓價又進一步崩潰。當時不少以為樓價「只升不跌」的炒樓人士淪為負資產,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亦由於此,大建公屋的方向飽受誤會,接任的曾蔭權「斬腳指避沙蟲」,即使經濟已經走出低谷,亦不敢再提大建公屋之事,長遠形成了現在公屋不足的情況。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面對外來經濟挑戰時,香港在政策上要有靈活應對的空間,但亦不能因此放棄長期政策目標,使一時的經濟困境演變成長期的政策失誤。

除了樓市之外,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風險也令香港的企業經營面臨更大的挑戰。政府要如何在緊縮貨幣政策下確保市民就業安定,亦是一大難題。現時西方的經濟模式近乎全面失效,香港已沒有可以參考的舊路可走,只能找出一條適合自身的新路。這輪經濟危機帶來的重要啟示是,依靠操弄貨幣政策作刺激經濟發展終究不可持續,實體經濟、堅實的科技進步才是經濟發展的基石。在處理危機的同時,香港也應乘機為經濟轉型做準備,發展屬於自己的產業鏈及核心科技,才是掌握未來增長的重點。

特區政府即將換屆,下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其團隊上任後應把處理經濟問題視為重中之重,要避免像西方官員一般不斷犯下政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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