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城市】地鐵典範的一體兩面:台北捷運的文明與哀愁(二)

撰文:外部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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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們可見台北捷運從「輿論厭惡」進化成「台北的驕傲」。然而,台北捷運這段文明表現的日子,也逐漸僵化了來往乘客的思維,故時常看見傳統道德、文明規訓,以及人性需求在捷運車站乃至車廂上,互相碰撞,產生激烈的火花。

台北捷運多次宣導「左右兩邊」都可站立,但台灣民眾還是靠右邊站。(聯合報)

台北捷運啟用初期,台灣官方與民眾達成扶手電梯「靠右站」的默契,讓趕時間的旅客能使用左側通道。但就在2004年12月31日,跨年夜人潮洶湧之際的一起「掀頭皮」事件,造成五人受傷,讓台北捷運不敢再鼓勵民眾於扶手電梯行走,並全面降低電梯速度。而有趣的是,動靜分流的「奇景」並未就此從台北捷運消失,甚至在15年後的現今,仍然是台北捷運的日常。

2016年板橋車站曾發生扶手電梯傷人事件,當時扶手電梯不堪負重,向下滑動,導致3人因推擠跌倒而造成頭部撕裂受傷。(截取網絡)

對於支持「站好站滿」的人來說,理由似乎再充分不過。除了安全疑慮,日本扶手電梯協會也指出,大部分乘客站立於同一邊,容易造成扶手電梯負擔不平衡,導致維修成本提高。

此外,作為影響了無數地鐵文化的「元老」,英國也有單位進行研究後發現,在扶手電梯較長的狀況下,由於走動的意願低落,雙邊站立的人流運輸量比單邊提高了28%。

但即便有了權威與科學的背書,對於大多數台北捷運使用者來說,影響他們是否決定靠邊站的,顯然並非時間和金錢考量。

對此,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王志弘認為,排隊之於台灣人所意味的公共生活秩序、效率及文明素養等意涵,可以往前追溯到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性形成。也因此,他認為:

在捷運站的扶手電梯排隊,是做為文明化的表徵和隱喻,更逐漸成了都會人用來對照城市與鄉村、本地與異地、先進與落後的想像依據。
圖為工程人員正檢查出問題的「扶手電梯」。(截取網絡)

從諸多關於台北捷運的討論裡,我們不難找到這項觀點的證據。在台北捷運20週年的專題報道中,台媒《東森新聞》引述新加坡華裔作家沈寧之語,描述了台北捷運獨特性:「台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頗有君子風。即使在捷運車站裡,人滿為患,卻似乎並不喧鬧。」;「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

然而,倘若我們將視線轉向台北其他公共場域如商場百貨,仍然會看到使用者錯落分佈在扶手電梯上的景象,似乎暗示:台北捷運扶手電梯上「不越雷池一步」的社會約束力,是具有高度文明與某種地域性。

如此差異,一定程度地說明了台北人將捷運視為文化櫥窗,展示給他者看的表現性質,以及捷運作為日常公共運輸系統,卻長期負擔著「被觀看」的無形壓力。

「坐、立」難安的台北捷運
台灣捷運上常發生因「關愛座」而起的衝突事件。(截取網絡)

除了怎麼站,困擾著台北捷運使用者的,還有怎麼坐的問題。面對每個車廂裡至少四席的「博愛座」(關愛座),「老弱婦孺」是這項設置明文服務的對象,對應上拐杖、輔助器、懷孕和幼子的圖像,宣導標誌具體限制了人們對於「需求」的想像。

這不僅使得其他需求的人無法「對號入座」,也將弱勢的標籤貼在了「正確」的使用者身上,讓關愛座儼然成了台北捷運裡一頭父子都不敢騎的驢。

總結來說,台北捷運從禁止飲食、先下後上,到緊握扶手、站穩踏階,台北捷運為台灣和各國旅客提供了乾淨、準時、有序的大眾運輸系統。

即使今年23歲的它,沒有革命與戰爭的歷史包袱,卻似乎也尚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輪廓。它是現代都市應有的模樣,它是台北捷運,是台灣人表演文明的舞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