鮭魚之亂｜清代文人未避名諱遭滿門抄斬　揭乾隆大怒背後歷史源流

近期台灣一家日式連鎖壽司店發起三文魚的兩日促銷活動，稱只要姓名與「鮭」、 「魚」同字或同音者，就可享受不同程度的優惠。經過統計，全台約有332人改名「鮭魚」等長短不一的姓名，號稱「鮭魚之亂」。有人批評，姓名乃「父母長輩饋贈與新生兒的禮物」，充滿無比的祝福和期許，怎可隨意更改？
也有人認為參加「快閃」活動無傷大雅，每人對自己姓名都享有自主權，活動結束再改回即可。今日台灣人一生中可依優惠促銷、個人喜好與實際需要改名三次，但古代中國人改名多是因為政治原因。

避諱之風應始於西周

先秦時期就已成書的儒家典籍《左傳》稱：「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檀弓下》云：「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說明了諱名在西周已經出現，而學者王國維等人研究《史記．殷本紀》記載從成湯到帝辛（紂王）的30位商王之名，並遍查殷墟甲骨文，絕大部分都有記載卻無避諱；《詩經．大雅．公劉》為頌讚周王室始祖—公劉的詩篇，詩中有6處直呼公劉之名而無避諱，代表至少在西周以前並無避諱的習慣。故近代歷史學家陳垣在《史諱舉例》表示：「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

內蒙古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碩士李彩云表示，避諱是種特殊的語言現象，來源於古人對鬼神的敬畏，由於原始社會認為名字是身體的一部分，語言為福禍之根源，以避諱方式趨利避害，避免說出全名、只稱一部分，迎合了古人恐懼迷信的心態，所以避諱最早是透過避名來表現恐懼和敬畏。像是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從此後平輩以「字」相稱，不再直呼其名以表示尊敬。像是中國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民盟）首任主席張瀾（1872—1955年），字表方，毛澤東尊稱他為「表老」；毛澤東字潤之，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多稱其為「潤公」，可見直到20世紀中葉，稱人字號而不直呼其名的傳統依然存在。

避諱種類面面觀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王新指出，在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創建之前，避諱制度在中國綿延兩千多年，且類別可分為三大類：公諱、私諱與聖賢諱。公諱主要指避帝王以及類推至七世祖以內祖先的字號，舉國上下必須遵行，影響也最廣。例如秦始皇名「政」，故秦代規定不得直呼其名，將「正月」改為「端月」；為避漢高祖劉邦名諱，將《尚書》中的「協和萬邦」改為「協和萬國」，戰國官名「相邦」改為「相國」 , 《論語》「何必去父母之邦」在漢石經殘碑上寫作「何必去父母之國」；漢文帝名劉恒、宋真宗名趙恒，所以戰國時代齊國大夫田恒被改名為「田常」；為避光武帝劉秀的名諱，將「秀才」改稱「茂才」；東漢初年名士莊光，為避漢明帝劉莊之名，則是改姓嚴。此外，漢朝的避諱範圍擴大到皇后，像是呂后本名呂雉，「雉」原意為野雞，為避皇后名諱，只要遇到「雉」就改用「野雞」代稱。

地名不敵帝王權威

除了人名需要避諱，連地名也要跟着後世帝王名諱更改。東漢建安十七年（212），割據在江東一帶的孫權將治所從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移往秣陵，並改稱為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直到公元318年，東晉元帝司馬睿在建業稱帝時，為避晉愍帝司馬鄴名諱，改名「建康」。而鄴城（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於司馬鄴登基時，為避諱改名「臨漳」。晉武帝司馬炎篡魏後，把原東吳領地內的昭武改名邵武（今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昭陽改名邵陽（今湖南省邵陽市），就是為了避其父司馬昭之名。

後唐同光二年（924），莊宗李存勖因「孝昌」犯了其祖父李國昌名諱，下旨改為「孝感」（今湖北省孝感市），「昌樂」改名「南樂」（今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明清皇宮紫禁城北門，原為相應四靈之一的玄武，故稱玄武門，但因康熙帝名玄燁，因此改稱神武門，沿用至今。今湖北省天門縣原稱竟陵，先後為避後晉高祖石敬塘、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敬名諱，改稱「景陵」，到了清代，由於康熙葬於清東陵的景陵，又改稱「天門」。清雍正帝名胤禎，在他即位後下令直隸省真定府改稱「正定」（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

犯諱的處罰

《唐律疏議》規定，上書奏事犯廟諱的輕者要被杖責，重者還要面臨服刑三年的懲治。避諱的第二種—私諱，又稱家諱，即避父、祖之名，也影響後代子孫參加科舉考試，倘若進士的家諱觸犯了主考官或考科之名，只能被迫放棄考試。例如唐朝詩人李賀於元和五年（810）赴長安應「進士科」科考，但妒才者放出流言，稱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犯嫌名，後來即使韓愈作《諱辯》為其辯解也無濟於事，李賀不得不憤離試院。最終李賀就在懷才不遇、體弱多病且經濟拮据的情況下，於落第6年後病逝，得年27歲。

依學者研究，宋代法制最多、諱字也廣，其廟諱嫌名少則四五字，多者像是宋高宗趙構的名諱就有53字，陳垣在《史諱舉例》中稱其為「空前絕後之例」。後來又加上避諱的第三種—聖賢諱，也就是將軒轅黃帝、孔子、老子、關公的名諱列為禁忌，若必須讀到孔子的名—「丘」字時，要念成「某」。宋光宗時期，需避諱的文字高達298字，文人寫詩作賦無不戰戰兢兢、臨淵履薄，唯恐錯用一個字惹禍上身，遭到貶官罷黜。

清代更是中國史上避諱避到頗為誇張的時代。清雍正三年（1725），清廷下詔：天下人不許冒犯孔子名諱，造成多數丘氏族人在「丘」字加上「邑」偏旁，改為「邱」姓。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舉人王錫侯在《字貫》一書的凡例中未避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孫三人的名諱，結果被乾隆指為「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落得滿門抄斬的下場。

春秋時代魯國大夫申蠕曾經主張，為了將來容易避諱，在給孩童取名時應作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因為「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時過境遷，帝制時代早已離中國人非常遙遠，曾經的種種避諱、禁語已成為明日黃花。不過由於歷朝歷代存在不同的避諱方式，正好也能拿來鑑定古代文物存在的時代、辨別其真偽，對現代來說，由避諱發生的改名，也不完全是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