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2021|梁慕靈:小說所寫的香港好像突然成為某種歷史

撰文:鄭政恆
出版:更新:
梁慕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戀人絮語02.21》是梁慕靈二十年來的小說結集,早在2002年,她以〈故事的碎片〉獲得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又於《聯合文學》及《明報》等發表小說創作。梁慕靈一方面擔任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及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出版了學術著作《視覺、性別與權力: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等,另一方面,梁慕靈創作了創新前衛的長篇小說〈戀人絮語2021〉,在文學創作、研究和教學上,梁慕靈都取得可觀成績。我們以下的筆談,主要討論她的小說集《戀人絮語02.21》(2021年台灣聯經出版)。

鄭:鄭政恆 | 梁:梁慕靈 | 整理:鄭政恆

原題:留下一點印記:梁慕靈《戀人絮語02.21》筆談

鄭:《戀人絮語02.21》是教人眼前一亮的小說集,我們由篇幅最長的長篇小說〈戀人絮語2021〉說起吧。顧名思義,〈戀人絮語2021〉呼應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你為這個小說花了多年的時間,早在2003年已構思,中間也中斷了創作。什麼原因驅使你開始執筆又重新執筆呢?而你覺得〈戀人絮語2021〉可能是寫不完、寫不盡的一篇小說嗎?因為隨著人的情感生活的改變,又會不斷產生新的變化。

書名|戀人絮語02.21
作者|梁慕靈
出版|聯經(2021.03)

梁:其實在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那一年,我正在一間中學擔任中文老師,心底裡隱隱約約覺得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寫作,不論那是學術論文或是文藝創作。但是,那時的我仍然是處於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初投教學工作的成長階段,非常多的工作和雜事充斥著日常,寫作小說好像在香港不是那麼現實的工作。就這樣,我或許就跟其他很多本來對文學抱有熱情的年青人一樣,慢慢地就離開了,或是妥協、或是成長了吧。後來我考上了中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入了在論文的寫作上,那是另一個寫作世界的開始。在準備報讀博士的研究計劃時,我在想,或許這是一個時機,離開工作了五年的中學教師生活,全職回中文大學讀書了吧。這種渴望一日比一日強烈,因為在香港當一位中學老師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要放棄也是相當不容易。那時候有一個很浪漫的想法:將來我臨死前,如果我沒有回中大讀博士的話,是不是會後悔呢?那種一定會後悔的想法愈來愈強烈,如果是這樣,就放手一搏吧。我想與我同屆的幾位博士生同學一定不太會明白這種誇張的想法。(笑)那時的我從來沒有要做一個大學教師、或是以後要做什麼學者的想法,就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有一種強烈想要寫作、覺得有很多對世界的看法要表達出來的欲望罷了。

梁慕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梁:時間過得很快,在十多年後,我因緣際會到了香港公開大學,任教創意寫作和電影藝術課程中的寫作課。我突然又發現,原來在我這埋首學術研究的十年間,仍然有那麼多的年青人喜歡文學,對創意寫作有那樣大的熱情,很多人夢想成為作家。我看著我的學生,心想:他們還是會走我們的老路嗎?就是在年青的時候滿心歡喜,長大以後逼不得已向現實低頭嗎?我們在塑造這個夢想給年青人的時候,是否也需要為他們的未來負責任?一味的強調夢想,美化和神化成為作家的欲望,為年青人製造一個看似與別不同的位置,過分地抬舉「寫作」的孤芳自賞的小眾品位,不是我教寫作的目標。讀博士的三年讓我明白,其實很多事只需要坐下來,專心一志地去做就可以了,不要想太多。我覺得我需要親身嘗試一次,只要踏踏實實地寫作,不要沉醉於自我幻想、不要為自己找尋太多理由,在人生任何階段和任何時候,我們仍然是可以寫作的。於是,我就想起我那些一直沒有完成的作品,包括這篇〈戀人絮語2021〉,然後用了四個月的公餘時間,寫成了我自己的第一篇中篇小說。我很慶幸這篇小說經過了十多年後才完成,因為再重新執筆的我已經不是剛大學畢業的狀態,它包含了很多人生的閱歷和思考在當中。

梁慕靈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2002年以〈故事的碎片〉獲台灣《聯合文學》第十六屆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並入選台灣九歌出版社《九十一年小說選》,並於《聯合文學》、《香港作家》及《明報》等發表小說創作。現為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及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曾出版學術著作《視覺、性別與權力:從劉吶鷗、穆時英到張愛玲的小說想像》、《數碼時代的中國人文學科研究》及《博物館的變與不變:香港和其他地區的經驗》等。

梁:你說得很對,這種我稱為「絮語體」的小說真的是一篇寫不完、寫不盡的小說。在完成這篇〈戀人絮語2021〉時,時值2017年,當時我仍然覺得還有很多的話未說。在等待出版的這幾年間,其實我已經寫了另一篇〈戀人絮語〉(2018)的三萬字,但是我發覺,小說中的那種有關戀愛的思考和語感已經離開我了,可能我畢竟已經不是二十多歲時的那個我。(笑)但是,我預感這篇續集會是更為成熟之作,因為它逐漸走向了對香港的觀察,帶著文化研究的角度,更多的談及了世界、文學、歷史和藝術,結合了自身的體驗。如果它真的有完成的一天,可能已經不是「戀人」的絮語了。我非常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劇本中,世界的回應、磁場會互相激盪導致各種因果。我在2018年的時候因為太忙碌,寫作這篇小說的工作又停下了。突然,2019年、2020年、2021年到來,令到這篇小說所寫的香港好像突然成為某種歷史。本來在一個全球化視野下的創作觀,在這三年間面對了各種各樣的衝擊。在沉澱一段時間後,我想如果我還會重新執筆,這篇小說應該會有另一番面貌。

梁慕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鄭: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好像向你提供了一個結構或方向,而你面對的是當代人的情感世界。你用後設的手法,以討論和介入,表露出小說的虛構特質,當然,這些都不是一般傳統小說的寫作手法,是不是傳統的手法已令你覺得不能再走下去呢?或者,你想進行另一方面的創新或嘗試嗎?又或者,你想刻意挑戰讀者熟悉的閱讀習慣嗎?

維特式的暗戀怎樣寫

梁:是的,你說的都是我這篇小說希望達到的目的。當然,最初寫作這篇小說時我並沒有想這麼多,只是覺得羅蘭‧巴特《戀人絮語》的思考方法和寫法很特別。十多年前開始寫這篇小說時,我仍然只是以表現愛情的心態為主,當時只是單純在想,維特式的暗戀發生在現代社會的話會是怎樣的呢?十多年後,到我再執筆寫作這篇小說時,我重新又看了一次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這時吸引我的不只是當中對愛情的哲思,更是那種後設的思維、理性的語言,特別是我看的是中文的翻譯本,那種翻譯式的語言並不是傳統的中文,卻令我興起活用這種新鮮的表達方法的念頭。一般來說,我們並不鼓勵不中不西的翻譯腔,那種複雜的句式結構、那些「的」字結構等,通常都不會被認為是好的文筆。但是我想,我在早年的寫作中已經證明了我有寫作傳統中文的能力,現在的我既然要再寫作,就應該嘗試一些新的寫法。我在大學的小說課上教過法國新小說派、魔幻現實主義、後設、鄕土、女性書寫、荒誕、意識流等,既然我鼓勵學生通過學習不同的寫作小說方法去創造自己的風格,那麼我自己能做到嗎?所以,〈戀人絮語2021〉可以說是我給自己的一次習作,屬於實驗之作。但是,我仍然認為我不會放棄傳統的手法去寫作小說,我的理念是:選擇最適合的小說方法去寫作適合的題材。

我不知道是否有挑戰到讀者的閱讀習慣?我暫時還未聽到有讀者反映這本小說很難讀。(笑)我想這篇小說最大的特色是讀者可以用多個角度去閱讀。喜歡愛情小說的讀者,他可以看到一個表現愛情的小說,因為它有不少跟流行愛情小說很相似的地方;但是,越讀下去,讀者又可能會發現它有點像學術論文,因為它引用了很多理論,似是而非地帶來很多聯想。再讀下去,讀者又會發現它融合了很多女性書寫的特色:自傳體、抒情、私密、女性主義等等。與其說〈戀人絮語2021〉企圖挑戰讀者的閱讀習慣,不如說它其實歡迎你用各種各樣的角度或情緒去閱讀。

最有趣的地方是,不同的讀者會為這本小說有不同的定位。聯經的編輯非常盡責地替這本書設計了一個營銷方案,希望讓更多年青讀者可以接觸到這本書,而我自己卻一直以為這本小說應該算是嚴肅文學,非常懷疑是否有這麼多讀者對它有興趣。我想,這真是非常有趣的後現代情況呀!無所謂嚴肅文學或流行文學的分野,對於一個停留在學術寫作很久的作者來說,聯經的編輯和團隊真的是帶來了一次非常有趣和啟發性的出版經驗,我非常感謝聯經。後來小說出版了,我在不同的書店看了看,這本小說有的被安排在流行愛情小說的專櫃,有的則不是。在台灣的新書資訊網,這本小說更被分類為「散文、隨筆、情感」,這令我覺得自己可能真的做了一次頗為有趣的小說實驗。

鄭:〈戀人絮語2021〉運用了不少西方文化理論包括羅蘭巴特的《明室》(Camera Lucida)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等等,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學院派創作人嗎?在〈戀人絮語2021〉中,你挑戰了理論或評論的應用界限,正如你說羅蘭巴特和本雅明評論模式被局限了,你想以論文的方式寫可以胡言亂語的小說,在你看來,這場實驗也是對你自身學者身份的反叛和遊戲嗎?創作的過程可帶來意想不到的趣味?

學者與小說作家的距離

梁:如果單從〈戀人絮語2021〉這篇小說來看,它的確是一個學院派創作人的作品,但是我希望它不會帶來一種傲慢感,好像不懂理論、或沒有看過羅蘭‧巴特和本雅明就不會明白這篇小說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我想我最希望呈現的是:看待事物實在有太多太多的角度,我想呈現的是「可能性」。我其實到現在也還是不太感覺到自己是「學者」,或是某種類型的人,將來我也想挑戰一下寫網絡小說或穿越小說呢!但是從你的問題中,我亦思考到我確實是喜歡文字上的反叛和遊戲,只是這些反叛和遊戲必須建立於對世界提出問題。從這一層面來看,我想我不是對「學者身份」反叛和遊戲,我是希望借用「學者」和「文學創作者」的位置去挑戰自己。你說得很正確,我在十多年前寫作小說時是要抒發對世界的情感,但寫作〈戀人絮語2021〉時確實是充滿了思考的趣味。

梁慕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鄭:關於〈戀人絮語2021〉,我最後想問,你在「我城」一節對文學本土性的作出反思,可否說說你對文學本土性的看法呢?

梁:「我城」一節談及了文學「非本地」和「本地」的關係。我覺得我離不開本土性去寫作小說。不論是十多年前或十多年後,始終有一個「香港人」的身影充斥在我的這些小說之中。我在〈戀人絮語2021〉中曾經寫過:「在這個城市長大的人,不論視野多開闊、胸懷多廣大,人們仍然習慣狹小的愛情觀:執著於某一點,並且不斷反芻咀嚼。不論走得多遠,我們仍然是習慣這個城市的繁忙與狹小,並且引以為傲。」這段文字寫的雖然好像是愛情,但是它代表著敘述者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跟在大陸型或島嶼型地方生活的人不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不論如何的國際化,他心心念念的、他的思維和認知模式,都仍然是有非常濃重的香港本土性。但是,我認為我雖然離不開香港人的視角去觀察世界,然而我們的小說是否只有「本土性」這一個賣點呢?每一個香港創作者的作品本身必然具有「本土性」,但是除此之外,有沒有別的東西是我們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創意呢?

多年前獲獎的小說與今日的香港

鄭:我們談談《戀人絮語02.21》中的短篇小說吧。2002 年的得獎作〈故事的碎片〉,大概是寫七十年代的秀茂坪,為什麼你想以這個時空為小說的背景呢?如今看來,張愛玲的影響是不是當時創作的動力呢?

梁:其實這些小說有很多都是源於我的父母在我童年時候告訴我的點滴。我是通過他們的口述、翻看他們的照片來認識那個年代的香港人的,而我覺得有一種寫作的必要和責任去述說他們這一代人的故事。我的外祖父就是住在油塘,小時候我住在屯門,感覺要經過千山萬水才能到達油塘去探望他,所以我對觀塘和油塘一直有一種來自於童年的想像,對於那個昔日的油塘高超道有一種模糊的記憶。讀大學的那幾年,有一段時間我常常去秀茂坪,它勾起了我很多童年時對屋邨的記憶,所以我就選擇了這裏作為〈故事的碎片〉的背景,而其實它融合了屯門友愛邨、油塘高超道邨、官塘秀茂坪邨的點滴在內。我其實也很熟悉沙田博康邨、黃大仙上邨、荃灣石圍角邨等,這些就是組合成我們這一代普通背景長大的人的共同記憶吧。我們的家庭、生活、經歷都離不開屋邨,有機會我很希望可以為香港的屋邨文化寫下一個小說。我想張愛玲一直是我創作的動力,但不是唯一。現在回看,〈故事的碎片〉中有不少的句式也有某種影子在內。但我特別記得我在寫作〈故事的碎片〉前,是大量的閱讀了《紅樓夢》和張愛玲的小說去獲取一種語感,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再重寫〈故事的碎片〉的話也許已經不能再有那種感覺了。

因「現代季常偷胸圍惹禍」而寫小說?

鄭:印象中2003 年發表的〈紅莓記〉沒有紅莓的意象,恕我愚魯,題目的用意何在?

梁:你這個問題令我回想起昔日年青的自己真的很任性,那是在一種什麼也不在意、什麼也覺得沒有意思的心態,可能很多年青人都曾經經歷過這種漫無目的的狀態吧。那時的自己就是覺得一個小說的名稱沒有什麼重要,所以我只是在一本飲食雜誌中隨意選了一個題目就命名了這個小說,所以你說得很對,那是一點意象和用意也沒有的。如果今天要為這個任性的舉動說明有什麼用意,可能就是記錄了那一個過去覺得做什麼都沒有什麼意義的自己吧。(笑)不過這也提醒了今日的我,就是面對如同過去的年青的我一樣的年青人時,不要把什麼意義強加於他們身上,因為意義並不是取決於我,而是取決於他們自己。我常常都勉勵我的學生,可能你覺得別人總是比自己幸運,常常都憤憤不平。但是,這可能是因為命運要安排你做一個小說家呢?太幸福的人是寫不成小說的。(笑)

鄭:2003 年發表於《明報》的〈胸圍〉,實在教人捧腹大笑。這篇小說的調子與〈仁愛街市〉不一樣,但都刻劃了女生的成長焦慮,但結局一教人喜,一教人悲,回望這兩個本土色彩較濃早期短篇小說,可跟讀者分享,你最初的創作動力與背景嗎?

梁:這兩篇小說其實都是我在中大中文系讀本科時寫作課的習作。因為要交功課,卻沒有什麼題材,所以糾結了很久。很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令我印象深刻。那是1999年6月12 日《星島日報》〈現代季常偷胸圍惹禍〉的港聞,這則新聞報道了一個中年無業漢洗爛了妻子的胸圍,因為怕老婆而不惜鋌而走險偷胸圍,文章同時記錄了裁判官的話。我看了這篇報道,就興起了寫小說的念頭。我記得那個年代,「包二奶」好像是香港一種常見的倫理問題,貨櫃車司機來往香港和大陸,成為了這類事情熱門的主角。我也認識一位貨櫃車司機,他曾經告訴我這份工作的辛酸,這些後來都成為了這篇小說的題材。那時候失業情況非常嚴重,我於是把我當時見到的、聽到的,結合想像出來的,為這個無業漢添寫了他與他家人的情節。這件真人真事本身就具備了一種黑色幽默,同時也是一件令人十分無奈的悲劇。那時在中文系讀了很多小說,都是為低下階層發聲的鄉土小說之類,所以不知不覺就寫了這種風格的小說。

至於〈仁愛街市〉同樣是一篇功課,這個小說純粹是虛構,但也標誌著我最初的寫作方向,就是那個被困在屯門而無法伸展的年青人的窒息。我自己並不是成長於一個與街市有關的家庭,當時的校服裙也不是白色的。只是,我記得小時候陪母親去街市時的氣味和感覺,融入了我當時覺得一定要寫的有輕鐵的故事。或許,將來我會更認真寫下一個與屯門有關的小說,更多的記憶會突襲而來吧。

我想我和很多香港的寫作人一樣,就是對香港有一種割捨不下的情感。二十年前的我已經有一種預感要為我見到的香港留下一點印記,我很慶幸我把它們寫下來了。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同樣感到一種責任、一種述說的渴望,要以小說的方式把這些年的人和事寫下來。希望很快我又會再重新執筆寫小說吧。

(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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