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集物・Julius Tart Optical】專訪Tommy O'gara 不談時尚
當眼鏡成為國際潮流語言，品牌頻頻出貨，消費者密密進貢，一時間配飾變時尚單品，像近年Gucci靠Alessandro Michele反彈之際，大眾鎖定的正是他手中那副復古鏡；若說更早期已撼動時尚界的自然是Thom Browne，量少質高價位更高，當年幾乎沒有現貨上架，彌足珍貴貴在堅持，堅持高質，Thom Browne因而將製鏡的保證交付予DITA（當年創作總監正是Tommy O'gara），系列美得叫人沒話說。
後來Tommy建立the LIGHT Co., Ltd、跟Neighborhood主腦瀧澤伸介推出Native Sons系列、顆拍John Mayer重塑Max Pittion，為Visvim、Tom Wood等品牌設計眼鏡，還有最近重新將美國老牌「Tart」以Julius Tart Optical Enterprise之名重推出市場，在黑雨招搖當日親自將鏡架帶來香港，為了訪問他特意換上不同帽子造型，然而一切無關於潮流，我們只談眼鏡和故事。
攝影：潘思穎
I never look at other glasses, never, ever.
幾年不見，Tommy還是直率直接。當年首次見面在他的酒店房內，一排排未曝光的Native Sons眼鏡就鋪在床上，朋友式的casual對談，一如系列的「二戰後自由主義風格」，他本人和他的設計都在強調獨立的表達。
再碰面，設計依舊圍繞個人，真真正正依循他的生活進發。「我從不看其他品牌的眼鏡設計，從不。」狂妄？也不。他總是很專注地聽別人的一字一語，因為他沉迷所有的故事。他的愛好很多，是個標準騎士，是電單車、古董車與賽車狂迷：「這個月的LeMons我會到場，Porsche Team一位車手是我的朋友，他會戴着Native Sons出賽，我會負責拍攝照片。我跟另一位攝影師友人正計劃出一本關於古董Porsche跑車與Native Sons的相冊。」
他關注所有有內容的事物，於是也迷音樂、電影、藝術，甚至詩；設計眼鏡之餘甚麼都設計；極迷日本，三十多年前從美國跑到東京至今，又迷上建築和設計自己的房子，現居於山上。「你喜歡Fisherman Pants嗎？」他興高彩烈的看着我一身打扮而問，我就知道吸引他的還包括形狀（說「時裝」未免太籠統）。
要認識一個品牌，透過潮流大概是最差的途徑，因為你總會錯失很多故事和溫度。
重啟老牌 經典從Max Pittion到Julius Tart
迷上一件事是重要的，尤其當你迷得比他人更深。就如Tommy O'gara與Tart Optical Enterprises（Tart）之間的起承轉合，說來爽快直接，情況一如你和我，身邊總有人四處尋找原版Tart眼鏡，分別只是他在找眼鏡之餘，連同Tart創辦人的甥兒Richard Tart也一併找上。
「當時一位好友希望託我找一副原版Tart，為此我做了許多資料搜集、聯絡了許多人，得知很多關於Tart與後來許多模仿它的設計的事。我想說這些人模仿它並非出於欣賞或受品牌的歷史影響，一切都只為了賺錢。」假如你知道Tommy為法國眼鏡品牌Max Pittion做的事，自然理解他對時間和歷史的執著，因為一切都是故事 ─ 他跟美國著名歌手兼收藏家John Mayer在品牌失落40多年後將它重新帶活，讓這個法國老牌得以再度流傳，將故事繼續說下去。
「這花了我幾年時間，我找到了Richard，那一代Tart至今僅存的後人；他跟我一樣大，今年五十八歲。這些年間無數人找過他希望將品牌復出但都一一被他拒絕；我對他說出我的想法和理念，讓他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寄給他一箱Native Sons眼鏡，讓他切實知道我們的品質和造工，我對他說這是最好的做法（保存Tart），最終得到他的首肯。」Tommy形容，如今的Julius Tart Optical質量幾近乎全人手製作的Native Sons，他正在用現代的上乘工藝，力保1950年代的經典樣式；此舉另一重點是將這原創設計重歸於Julius Tart品牌名字之下。「你看鏡架呈完整zero base的直角90度，這是一種古老造法，現代再沒有人會這樣造眼鏡。我們用現代機械造出古老的鏡框，說來彷彿容易，當中涉及不少複雜的問題。」
隨後他們一同到了巴黎和日本辦發布會，見了多位重要人物，Tommy說自己崇仰創辦人Julius Tart到一個程度，是以用上一句「Uncle Julius wants you to see the truth.」來正式為品牌復甦。
Uncle Julius wants you to see the truth.
迷上癮的第二步
從Tart家族取得正宗的設計草圖，在確保所有鏡架依足原創設計和製作質量後，Tommy又急不及待捧着它們跑到了美國，跟Miles Mosley等人做了些與Jazz音樂有關的宣傳合作。「它（Tart）給我的感覺很Jazz，你認同嗎？就像1960、1970年代的Blue Note，一切都啟發自Jazz。」
為了將Tart復活，從歐洲東奔西跑到北美洲，終回到日本，我問Tommy，為何系列竟然不在他設於福井縣的自家工場生產？
「這很有趣，我來告訴你，就在二戰之後，Julius Tart在1948年的紐約開設了自己的工場；而如今為它生產的工場同樣開設於二戰後，1949年，就在一年之後，我帶着Tart的故事告訴工場的創辦人，一位跟我相識超過二十年的朋友，我告訴他我想要什麼，然後他為我製作出第一副原型鏡，自此一直負責生產。」才知原來連生產工場也有段故事包裹。
從策動品牌復出，再確保設計的原創性、帶入高質製作，以至再包裝、為品牌定位，Tommy一力包辦。the LIGHT Co., Ltd現擁有品牌版權，然而除了會按銷售作分紅，更一次付予了Richard Tart四年酬金。「因這一切無關於賺錢，我只想跟Tart家族建立正途的合作，將經典設計好好流傳；市場上每個人都在賺錢，但金錢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是這叫他當初能選擇離開DITA的高薪厚職，創立自己的工場，這樣才能將Organic和Naturalness安置成他的工作重心。「還有sustainability，而這源自設計本身，就像這些鏡架設計來自七十五年前，但依然非常酷！」講究sustainability的包括材質，跟Native Sons同樣用上日本Takiron廠的醋酸纖維素製作，全因它不會釋出有害氣料，毒殺地球。「Patagonia創辦人Yvon Chouinard是我的hero，我一直以他為榜樣，我們都是hippies，同樣熱愛這個地球，也希望感染到別人，重視sustainability，關注污染問題。」
時尚險著 不以量制勝
既然如此，就無法不談到眼鏡近年以時尚單品的潮流姿態一直以第二種方式「sustain」着；時尚界靠眼鏡帶起了幾波衝擊。而Julius Tart Optical首系列將重推四個型號：SEAFARE、BRYAN、AR、FDR；五種色調，三個尺寸，算很保守。也非抗衡，只是不屈服於以量制勝，亦成了一種sustainability：清楚確立需要，因為做得好不等如要做得過度。「時裝品牌都愛將東西版權化，但純然加上自己的名字就算，這實在是個不好的舉動。假如時裝品牌都能有多點自家設計的元素，或加以調整，大概已很能賣錢；又假如它們能用上更環保的物料製作，情形又會更好一些。它們的生產量同樣是問題核心，今天被丟棄成為海洋垃圾的太陽眼鏡數量相信比戴在人們臉上的要多更多。眼鏡的確成為了fashion item，但需要每人都擁有10副嗎？我想不需要吧。」Tommy為珠寶品牌Tom Wood設計的系列就只有三個款式、Visvim五個；Julius Tart Optical同樣按步推進，三款新設計和尺寸隨後才會推出市場，縱然品牌的設計草稿已全盤在手，依然一點不心急。
我最喜歡BRYAN這款鏡，要知道我們透過原稿資料將一切調校回最正宗的尺寸，市面上仿冒的一般都較細小，然後仿冒的又再被仿冒，因此一直都是小尺寸的，但我們將它矯回正宗了。
世界是我的嘉年華
故事還未完。都說一切關於他個人。不少訪問都見攝影師愛拍攝Tommy雙臂的紋身（右手紋上「The Road Is My Brother」，左手是「The World Is My Carnival」），卻幾乎沒有人將它的故事寫出來，置若罔聞。
「我告訴你多一個故事，關於我自己。當年仍是學生年代，我跟一同成長的老死找了一份清洗大廈外牆的暑期工，當然地我們都只一直在玩，一天我駕着台小卡車，剛泊好在一個大型野外公園內，隨即就見有十多台藍色卡車駛了過來，車隊的人們都穿着獨特的藍，車隊主人的名字也叫Blue，他對我倆說：『看來你們的工作都完成了，有興趣加入我們一起午餐嗎？』當然我們加入了，那簡直像是一場遊歷嘉年華。Blue給我們油漆工作，一路上耳邊都響着猶如嘉年華的聲樂，我們一起狂歡了一整夜。」Tommy繼續說。「他有妻子的，但離婚了；因為她搭上了另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後來卻殺死了Blue和他的妻子。你知道嗎，當年我完成了DITA跟Thom Browne的合作後，在離開的時刻，我在新加坡認識了替我紋身的人，當時我腦內就有念頭掠過：我畢生都在遊歷，深深感激一切遇上的經歷，因此我想在臂上紋下這兩句，也是為了紀念Blue。」
The Road Is My Brother. The World Is My Carnival.
Visual Culture
銅鑼灣蘭芳道21號地下
（Julius Tart Optical系列已於店內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