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台北明暗：楊德昌的《獨立時代》與《麻將》

《獨立時代》的記者先後問「為什麼要改變風格呢？」、「請問為什麼這次想做喜劇？」，話語疊在「獨立時代」與楊德昌等一眾製作人員的字卡上，不難意會出這些問題也可以是楊德昌對《獨立時代》以至自身的質詢。片中Birdy是一個沽名釣譽、最會搞噱頭、不學無術、亂擺導演權威的當紅劇場導演；簡單來說，他就是文藝界的敗類，所有刻板的藝術家劣行都集結到Birdy身上。楊德昌以這樣一個人物開場，某程度上代表了作為創作者的自己，並且自嘲，可謂前所未見，更重要的是這處理帶出了《獨立時代》的核心—這是一場對道德良知的內省與拷問。

電影越往後發展，我們就會發現部份角色在不同層面上都被「真情還是假意」這個問題困擾。美麗的琪琪被質疑她的良善溫柔是裝岀來的、琪琪老實的男友小明行事忠直反變成了岀賣同事的黑手、富家女Molly的姐夫抱怨今日至誠之作竟不及舊時滿紙的糖衣謊言那麼受歡迎⋯⋯

這些挫折不滿，在在指向楊德昌眼中華人社會在經濟轉型時無可避免的問題。中國傳統文明以儒家的禮教作為規範，教約我們日常的行徑；到了二十世紀末，可以被商品化的東西都變成了商品，製造更高市場價值成為統率一切的綱領。在這個情勢之下，儒家傳統也不能倖免。

在淺薄庸俗的新時代裏，儒家維繫人倫與秩序的禮教，很容易會被利容、扭曲成為操縱別人的心術。沒有了精神內核的禮教，大概也不過是只圖利己的策略手腕而已。如何替補、翻新禮教底下日漸流逝的傳統精神，這應該就是電影中所提到的（也是電影英文片名），「儒者的困惑」吧。

《麻將》的黑畫面加上畫外音，我雖也視為導演的腳註，但它得出的效果卻與《獨立時代》的非常不同。在《麻將》的故事裏，紅魚原本要設圈套把十年前害他爸破產的Angela搞慘。紅魚父自殺死後，Angela的新相好邱董知道Angela對紅魚安排的風水師小活佛言聽計從，便跪求紅魚設法令Angela不要再向他索錢。紅魚本身不搭理他，後來見邱董的虛偽奸詐，便怒上心頭的向他開了數槍。紅魚沒打算要他的命，但最後邱董卻說出他正在報復的Angela不是十年前那個Angela，這時紅魚便失控的狂轟邱董。紅魚倒在邱董死屍旁嚎哭，黑畫面接上，哭聲未止，就聽到Marcus的失笑，加上一句「這真的很搞笑」（稍後我們才知，Marcus其實是在車廂中與Marthe交談）。

這段落給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Marcus彷彿如戲院中的某個觀眾，嘲笑著紅魚「點錯相」的愚昧與及無端淪為殺人者的荒謬。這個態度當然不能完全等同楊德昌的取態，但起碼他是刻意的剪接聲畫去製造錯覺，引領觀眾分享這個嘲諷紅魚的觀點——這是楊德昌給予觀眾對電影角色的一種解讀。我在戲院看到這一幕時，是非常震驚於當中的冷酷殘忍。在楊德昌的電影裏，大概沒有幾個時刻能如此坦露地表達創作者的絕望與虛無。

這裏另一值得注意的點是，兩種極端情緒（紅魚的痛哭與Marcus不自禁的笑）同時並存。戲中較早的另一場面，都有過相同情形出現。那是紅魚脅持著追債的黑道兄弟，一起去找他老爸算帳，卻發現老爸已跟情婦仰藥自殺。不能置信的紅魚蹲在父親身邊怔怔出神，欲哭無淚，同時間黑道大哥撥了電話去報案，被警局的官僚口吻（先問是他殺還是自殺，又推搪說地址不屬管轄分區就不理）氣得加倍焦燥，相當滑稽。這種強烈的悲喜並存的場面，有種精神分裂的傾向，如兩個觀點迥異的人對同一事情作反應。這特徵也可以連結到《麻將》整體歇斯底里、近乎發洩性的氣氛，與及電影本身散發的迷茫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