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度放棄撤僑 堅決留守的外國人自述:因為我早已是一個武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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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後,美國、日本、澳洲等國紛紛派機撤僑。誰走、誰留?困擾著武漢的國際家庭。不少家庭選擇讓一方帶著孩子離開,也有不少選擇全家留下。一名常住武漢的法籍醫生說:「疫情期間,我在武漢能做的比在法國多。」而另一位日籍教授的回應,在網上廣為流傳:「我的研究室裡還有中國學生,我無法拋下我的同事和學生逃回日本。」不論是離開還是留下的人,都在脆弱與溫情中堅持著。

一条和兩個做出不同選擇的武漢國際家庭,進行了一次深談。在武漢的外國人面對哪些獨特困境?撤僑到底需經歷哪些過程,存在哪些問題?那一個個武漢國際家庭,現在怎麼樣了?

自述:曉宇、Fred 編輯:葉荔、瀟鉞(一条)

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回爸媽家過春節的曉宇,讓英德雙國籍的妻子安娜,聯繫大使館問問情況。同時另一邊在黎黃陂路上,在武漢生活了10年的法國人Fred,已提前把自己的3家小店打烊,並打電話給中國岳父母解釋:「今年的年夜飯不能在一起吃了,你們老人家也不要出門亂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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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外國籍常住人口有1.8萬,80%集中在武漢。都說每一個數字背後,是一個鮮活的人;而每一個人背後,可能牽動著一整個家庭。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往返武漢與世界各地的航班停飛。疫情風暴中的外國人面臨和當地人一樣的日常難題:失去公共交通後,購買物資變得很難;兒童和老人需要更多的照顧;本身就有疾病的人無法去醫院;有的人本打算春節假期完了就回去工作。此外,他們很可能還多一個問題:中文不夠好,不能第一時間獲取並理解疫情信息。

於是,許多人開始向大使館求助:

綜合各媒體報導,截至2月22日各國撤僑人數統計。(一条授權使用)

撤僑面前,離開和留下都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不僅關乎個人。一旦去留涉及到一個家庭,問題就更為複雜。

曉宇和他的跨國家庭,匆亂之中、壓力之下,選擇讓妻子帶著孩子離開;而Fred和妻子,思前想後,決定一家人一起留下。

我們與這兩個做出不同選擇的家庭,進行了一次深談。他們的諸多經歷,也映射了武漢乃至湖北的整個外國人和國際家庭群體,在這次疫情中的困境與應對。

(一)離開 VS. 留下:一個家庭「武斷的溫情」

講述者:曉宇

家庭成員:妻子安娜(英德雙國籍)、兒子3歲、父母姥姥都是武漢人

現狀:妻子帶著孩子離開,自己與父母、姥姥在武漢自我隔離

曉宇自己留在武漢,妻子帶著孩子離開。(一条授權使用)

剛逃離澳洲大火 又陷入武漢疫情

我和夫人安娜,從2014年起在牛津居住。我攻讀牛津大學政治學的博士學位,安娜在大學工作,研究東亞傳統音樂,她是英德的雙國籍。半年前,我們從英國搬到澳洲。回武漢是春節過年回家,但比計劃的早,我們一月初回來了,逃離澳洲大火。

1月23日武漢的對外交通停止後,我就開始督促安娜聯繫大使館,希望她把孩子帶出去。一開始,她沒當作急事,只登記了信息。她異常鎮定,比我們逆來順受,說沒關係,從十二月逃到現在,「我已視作常態」。

安娜的焦慮始於大年初二(1月26日),廣西兩歲的小孩確診。我們的孩子還沒到三歲。此前,我們口中說,不會傳染小孩,給彼此心裡安慰,誰都不敢確信。病毒終究打破了年齡的界限。而孩子的詞彙日益見長,在澳洲學會“大火”,在武漢學會了“咳嗽”和“口罩”。

誰走、誰留 家中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

1月27日,英國啟動了撤僑的計劃,安娜打電話錄入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她說,我把你的信息寫進去了,他們說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說,安娜,如果你們能走,我會留下來。我父母、姥姥,還在。年輕人最有可能扛過病毒,我要留下來,直到封鎖結束。安娜說,我能理解。

家裡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父親說:「能走一個是一個,你留下來,能幹什麼?」我說:「我要蹭長假期。」母親問:「你留下來到底有什麼目的。」父親答:「他不想被人說是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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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德國派軍機來的請求被拒。連著兩天,安娜掛在嘴邊的話是,法國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兩個祖國落後了鄰國。她終日在房間裡打電話、發郵件,不放過一條小道消息。她遠在歐洲的父母也已儼然生活在中國的時區。

終於, 一家人看《別告訴她》時,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們等她的宣告。「德國人要來了,」她說,「但是,我們要被強制隔離兩週。」麻煩不止於此,離開的人要經過醫學檢查,有症狀則不能走。沒有說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

英國撤僑飛機想在1月29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

在家中,母親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兒童用,向內折,用線縫上。父親找開車去機場的上報機構。安娜不情願地簽下了強制隔離的同意書。我為隔離期間準備兒童電影。孩子驚奇地發現,我們在為出行準備大量日常限額的餅乾和電影。我說,這是中國新年,還沒有過完。

臨行前沒有人知道要在機場等多久,我們也沒有過多的告別……

機場無止境的等待 點擊瀏覽曉宇一家拍的照片及撤僑相關報道↓↓↓

一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們出發了。德國飛機抵達的時間臨時提前一天,要求我們八點前到機場。紅綠燈時遇到飆車的摩托,一左一右,在空曠的大路上疾馳。手持名單的檢查員在機場收費站,確認後再過軍隊的崗。

機場門口的防爆檢測變成了體溫測試。出發大廳裡有韓國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土耳其人、德國人。三名德國官員出現,穿橙色馬甲。他們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張中式的木桌,兩把椅子。從包裡,掏出德國國旗放在桌角,開始登記。多虧英國人前面的拉鋸,孩子、家屬今天都可以上飛機。我們心中卸下了一塊石,但是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

時間從八點到了十一點,孩子在機場跑乏,也不願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車上睡覺,遠離機場人群。他非讓我抱他在前座睡。過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機響起。

凌晨三點半,沒有一點進展。機場冷颼颼的。起初防護嚴密的人群,這時候被擊垮,他們摘下口罩和手套,敞開地吃零食和泡麵。又這樣過了兩個小時,我們把行李登記,開始排隊體檢。安娜懷中的孩子,穿著紅色的襖子,像一團火,睜開眼睛說:「回家,爺爺奶奶家。」我們沒人搭話。

我說:「這次不陪你和媽媽了,要是媽媽不讓你看佩奇,你打電話給我。」他說,一起走。行事匆忙,我們都沒顧得上給他打要分離的預防針。我們沒有過多的告別,兩天沒怎麼休息,口乾舌燥、頭昏腦脹。他們消失在白色和黃色防護服的身影裡。飛機第二天早上九點才起飛。

離開後的隔離:每個家庭成員壓力大 孩子尤其煎熬

德國蓋姆斯海姆軍營隔離區外景。(影片截圖/一条)

現在,我們保持每天的視頻聊天,包括和夫人的父母,他們比我們更焦慮。德國的隔離政策是:每天檢查,如果在一百多名隔離的乘客裡發現新的感染者,隔離時間就要重新計算,也就是重啟兩週。這給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撤僑航班上有2個確診病例。)

營地是單間隔離,和酒店房間差不多,有公共活動的空間,可下樓在院子裡活動。隔離區由德國紅十字會的志願者運行,親友不能送包裹進去。一開始的條件不能滿足家庭的需要,比如孩子用的食品和餐具欠缺,吃的也較簡單,後面做了調整。

第二天,志願者帶來了孩子的玩具,飲食上也逐漸豐富。同行的隔離人裡有瑜伽教練,組織了瑜伽課。現在大家心態上都輕鬆多了。但對於孩子來說,他還是難以理解為什麼不能出去,這對他是考驗和煎熬。14天隔離期結束後的2月17日,他們又再次進行了檢測,確認同批隔離的人都沒有出現反應,已經回到家中。

「武斷的溫情」是我在這場危機中對家庭的理解

在武漢,我和父母、姥姥一起居住。現在,我們所在的小區已經完全封閉。我的母親說,我們生活在其中,反而沒有那麼的緊張。死亡離我們更近,認識的人確診、疑似,但沒人會在談起死亡時,覺得它立刻要臨到自己頭上。我們緊張時,想的盡是家裡誰感染了,朋友誰感染了,要怎麼辦。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壞了,親人和朋友要怎麼辦,接觸的那些人呢。

武漢人沒有特別的信息渠道。我們和全國網友一樣,從媒體和網絡獲得一手信息,同時依靠親友的微信群傳播。我們和所有人一樣,讀到個體故事,但在家人面前從來不提。不是否認那些絕望的經歷,而是它們離我們近。

出於研究的需要,我時常去衝突或人道主義危機地區。2019年去了委內瑞拉和敘利亞,親眼目睹了很多家庭的離散。從客觀上說,我們這場分離不過是一場小波瀾,沒有生離死別。甚至可以說,有撤離的選擇就是奢侈的。

但它仍然給家庭帶來不小的衝擊。我們一直在糾結的問題是:能出去一個就出去,還是優先保證家人在一起?保全的意義,到底是家人共克時艱,還是生命上的延續?往最壞的情境說,一家人集體赴難,家庭就沒了。但要是一人倖存,孤家寡人,那意義又在哪裡?

我們最終的共識是:孩子能走就走。當然,這個決定唯一就是沒有徵求孩子的意見。即便他的年齡大一些,能夠理解處境,如果不想走,我們會接受他的意見嗎?恐怕也不會。家庭的決策可能是溫情的,但也是武斷的。「武斷的溫情」,就是我通過這場危機,對家庭的理解。

(二)我勸太太帶兒子走 自己留下: 哪怕以外國人的面孔站出來鼓勵大家也好

講述者:Fred

家庭成員:妻子Vikcy(武漢人)、兒子1歲、岳父母武漢人

現狀:Fred一家三口、岳父母兩人分別在武漢家中自我隔離

我和我太太Vicky是2015年在武漢認識的,她是武漢人,父母和親戚都在武漢,去年我們剛迎來了自己寶寶的出生。

我在武漢生活了10年,和我太太在武漢最美的一條街——黎黃陂路上經營著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裝店和一個設計工作室。(點圖放大瀏覽)↓↓↓

我知道新型肺炎的消息是在去年12月31日,網上開始流傳華南海鮮市場的圖片,當我聽到的解釋是「不明原因」,我就知道情況不妙。近年來的病毒感染頻發,像伊波拉病毒、H1N1流感爆發的速度都非常快,我馬上給我的員工每人發了口罩。有幾個員工還跟我開玩笑:「Fred,現在戴口罩也太誇張了。」

1月20日,我再三考慮下,決定提前關閉所有門店。三家門店每天都有不少的客流量,萬一有員工感染,後果很嚴重,我不敢冒這個風險。

1月23日,武漢封城,是我預料之中的措施。事實上,我們家在封城前兩天就已經主動自我隔離了,我跟我太太的爸媽解釋,還特意囑咐他們不要出門亂跑。

1月24日,我收到法國領事館發來的郵件,通知我們法國政府將安排撤僑回法國,讓法國公民按照情況填寫個人信息。我當時心裡特別焦慮,但還是很鎮定地對太太說:「我希望你和Gaspard(兒子)走,我留下,這裡需要我,你好好考慮一下,晚一點告訴我。」

24日是武漢市封鎖的第二天,醫護資源緊張,國際醫院裡的法國醫生也建議大家撤離,他們沒有辦法保證法國人在這裡能接受治療。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小孩,我的孩子剛一歲,撤僑能保證太太和孩子,萬一出了狀況,一定可以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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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來說,我早已經是一個武漢人,我沒有想過離開,我也無法離開。萬一家人有狀況,店裡、員工,甚至是去醫院幫忙,哪怕僅僅是用外國人的面孔站出來鼓勵大家。

我太太內心當時是很矛盾的,她知道我一旦決定就很難改變,一方面如果帶兒子走了,我一個人在武漢,她完全放心不下我;但如果全家留下,一歲的兒子不幸感染,獲得救治的機會有多少?思前想後,她決定和我一起留下來。我們已在家隔離的這些天,都沒有出現任何症狀,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

我們為何最終放棄四次撤僑?

法國的第二次撤僑是在第一次撤離的第二天,我們得到消息,飛機可以帶法國人和部分歐洲其他國家人回去。我又有點動搖,問Vicky:「要不這次走吧?」但是她看到新聞上說,中央已經派人來接管了,各地的物資也都開始支援武漢,她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第三次撤離是2月1日,英國安排的飛機抵達,法國領事館組織了200多人從武漢撤離,但是我們已經堅定要留下了。不知道為什麼,我有很強烈的感覺:我們在家肯定是安全的。

最近一次是2月21日,法國再次撤僑,60多位法國和歐盟其他國家的僑民,被送回歐洲。我聽說撤僑的法國人,有一部分是被安排在南法的度假酒店隔離,還有的是被安排在消防學校,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和警衛人員監測,要隔離14天才能離開,幸運的是這批回到法國的人中沒有人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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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幾個外國朋友也決定留下來,大家都屬於自我在家隔離,跟其他中國人一樣,互相在微信群裡交換信息,為彼此打氣。比較慘的是我的一個法國朋友,被困在國外,航班取消,無法回武漢,也不方便回法國。我就用微信聯繫他,多跟他分享一些疫情的最新情況。

在武漢的自我隔離:我學會了做熱乾麵

我們社區沒有安排物資分配,從隔離到現在,我們只出門採購了三次。我負責騎電動車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周的物資運回來。

我每天都在關注法國新聞和新華社的app,法國國內現在也開始恐慌,政府開通了專線幫助人們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種問題,有些人會問:我吃了中國菜會被感染嗎?從中國收到的包裹,可以安全打開嗎?我覺得挺可笑的,反而在武漢,我感到很踏實。

我是服裝設計師,每天我都還在堅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騎自行車去工作室做設計,但都是一個人,不再跟他人接觸了。(編按:截至發稿時,武漢已經施行小區全封閉化管理,全家也不再出門了。)我的太太除了做設計、負責店裡大小事務,她還是一名音樂老師,她在家照顧寶寶、做家務之外,偶爾會在線教鋼琴課。晚上我們通常一起吃晚餐,再一起看一部電影。我還利用了這段空閒的時間,學會做了武漢的熱乾麵。

在武漢反能踏實地生活 Fred隔離期間的日常(點圖放大瀏覽)↓↓↓

家人健康之外 最擔心疫情之後店舖的經營

隔離了一個月,最高興的是我一歲的兒子,以前我們去上班,孩子白天是給我的岳父母照顧,晚上再接回來。現在他特別開心,我能有這麼多的時間陪他玩,給他講故事,哄他睡覺,父子感情也變得更好了。

目前我們全家人沒有一個人生病。我們沒吃什麼預防的藥,就是按照平時習慣補充維他命之類的保健品,堅持早晚監測體溫。Vicky的爸媽隔離在另一個小區,身體也很健康,這已經是最大的幸運了。

最擔心我的是我在法國的家人,我每天在微信上跟我媽匯報,晚餐吃了什麼,早晚的體溫等等。我媽媽之前來過武漢,她在新聞上看到曾經走過的街道,現在空無一人,感覺很傷心,每天為武漢和我祈禱。

這次疫情對我們的店鋪也有很大的影響,我現在更擔心的是生意,三家店閉店一個多月的損失還是很大的。不光我們,所有店都關閉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恢復營業。這是所有武漢店家最關心的問題。不過我會耐心等著政府的恢復營業通知,在此之前,我要做的就是保證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正如曉宇所說的,「武斷的溫情」,可能是一個家庭,在這場危機中能做出的最好的決定。願疫情結束後,每個分離的家庭,早日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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