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復歸】追憶美好的單位辦社會 大包大攬的計劃經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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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當馬雲在中國大陸B站(Bilibili視頻網站)發表的演講《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被數以千計的評論攻擊爆棚後,再看看當今的全球社會,令人不禁想問,究竟誰又能肯定自由主義才是人類的唯一解藥?

疫情當前,世界各國經濟低迷,中國大陸雖然陸續復工復產,但許多行業已扛不住景氣的壓力紛紛裁員、關廠,使人們開始重新關注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與公益。這種憶苦思甜的情緒,其實可以追溯至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在經濟建設上「以俄為師」,開啟了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時代。

在中國大陸計劃經濟時期,單位職工享有「福利分房」的政策。圖為1980年代的單元房。(新浪微博@似夢_非夢0045)

單位辦社會

國共內戰剛結束時,中國人口雖是俄國的四倍,現代工業成分卻未達帝俄時代的一半,且中國長期仰賴外國經濟,平均教育水平和農業技術均低於俄國。1952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值僅僅是1920年代蘇聯的20%。如何在全面落後的基礎上快速發展起來,成為中共執政初期最關心的事。

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生產關係發生改變時,勢必造成生產力的突破,尤其是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化」,於是甫建立的人民共和國隨即展開「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隨後人們被納入一個個的單位裏,黨政務機關、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編制內人員享有單位提供的各種福利與社會保障,從托兒、教育、工作、職工住宅、醫療、養老等都由由單位包辦。具體來說,當住家的水、電、天然氣(瓦斯)、物業都由單位負責,並由單位承擔離退休人員管理,承辦教育、醫療機構以及公共安全(消防安全)時,人們已經和其所屬的單位分不開,即所謂的「單位辦社會」

緊缺的「福利分房」

除了上述政府提供的公共財之外,由於全中國城市土地為「全民所有制」,即所有權歸國家、政府支配,並由政府興建、提供一定面積和接近無償的低租金住房給單位職工,民間俗稱為「公房」,但無法轉賣,且限制轉租。人們所屬的「單位」會依據是否結婚、是否生養子女、職位高低、學歷、入職時間長短(工齡)等指標來安排分房的時間與分房面積。所以當時人們並不擔心沒有房子住,而是在意多長時間能等到「福利分房」,以及面積大小、新舊。然而,城鎮居民在改革開放前人均居住面積僅6.7平米,即使到改革開放後的1999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積才10.3平米、市區舊房7.2平米,就是弄堂更是小到極致,只有5.8平方米,差不多只是上海平均水平的一半,代表「公房」的供應還是相當緊缺。

福利保障不再 下崗職工湧現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示進行「改革開放」,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將「經濟建設」作為工作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形成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意味着中共已經為經濟改革從意識形態上解套,中國大陸經濟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大幅度轉軌,引入市場經濟的許多要素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料此舉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時,除了下放企業決策權,還鼓勵負債企業兼併、重組或破產,造成各地國營企業大規模的關閉,全中國大陸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這些名義上仍屬於工廠單位,但實際上已沒有支薪的中年「下崗職工」,既缺乏工廠以外的工作技能,不但極難再次就業,且伴隨着醫療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的壓力隨之而來,下崗職工的生活愈發困難。

為因應市場化改革,1998年,中國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自當年起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貨幣化、住房供給商品化、社會化的住房新體制,停止住房實物分配,新建住房原則上只售不租,象徵實行半世紀的「福利分房」結束。此時單位或重組或解體,早已無力承擔過往各種習以為常的「福利措施」,眾多生產要素均交給市場調節,「單位辦社會」從此走入歷史。

如今,中國大陸民眾雖然享受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紅利」,但人們往一線城市集中、住房剛性需求日益突出,並對教育、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形成了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並稱為近年中國大陸的「新三座大山」。於是,人們才又開始緬懷計劃經濟時代「單位辦社會」的經濟生活型態。或許,這才是今天社會大眾希望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做更多公益事業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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