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庶民的六四對港台和中共的啟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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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過去三十年來,人們對這場運動的定性和反思基本上在沿着兩個維度進行。中共定性的是反革命暴亂、動亂、政治風波,而港台與西方則認為它是一場旨在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制的運動。這兩種定性針鋒相對,構成一個死結,既造成了當年的悲劇,又在扭曲着六四的本質。

本文試圖還原六四的全貌,發掘其內在的本質,以求超越各方爭論,反思六四。(此為下篇)

2019年5月21日,巨型充氣坦克與充氣人現身台灣自由廣場,影射「六四」三十周年。(路透社)

政治運動的庶民本質

回顧百年前的五四,本質就是一場救亡運動。一方面是國家救亡,將中國從西方列強和封建主義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是庶民救亡,將中國從列強、軍閥、地主和無能政府的壓榨中解放出來,說到底就是為了生存,是需要「馬先生」(money)。但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氛圍下,相較於西方在民主和科技浪潮推動下獲得空前發展,中國因為封建專制陷入生存危機,這被知識分子詮釋以「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繼而定義了這場運動的性質。其實在內憂外患、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北洋軍閥時期,國家和庶民的生存問題更是根本

幾年前香港的佔中以及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在全球範圍內其實都不奇怪,都是當時全球反建制運動的一部分,是已發展經濟體的民眾對自由資本主義長期主導下社會公平問題和貧富差距的集體抗爭,是生產要素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流動造成產業轉移的必然後果,和英國脫歐、保守主義在歐洲的崛起,乃至代表了極端保守主義、打着維護白人利益和傳統產業工人及農民利益的特朗普如出一轍。

在香港,佔中背後的根本原因是香港的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是市民對港府無力解決這些問題的不滿和對未來的焦慮在台灣,太陽花背後根本原因是民眾對經濟長期停滯的不滿,是對馬英九治下國民黨買辦性,以及由此導致的大陸惠台政策未能在台灣形成內部分配機制的不滿。如果說香港的佔中運動還包含了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那麼台灣已是完全民主化,以及完全實踐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這就更彰顯太陽花運動的本質。

然而,佔中和太陽花在內地和台港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下,在一些政黨與政治人物自以為好意的操弄鼓動下,被扭曲為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抗議和荒唐的分離主義運動。事實上,撥開這兩場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表層,深刻認識台港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矛盾,就能認識到這兩場運動的庶民本質,說到底,也是為了生存與發展,為了經濟民生,而不盡然是政治上的自由

六四與佔中、太陽花相似的是,都有學生激烈的抗爭,一些行為還屬於違法;也有政治路線和政治權力的鬥爭。(合成圖)

六四對港台和自由主義的啟示

與港台這兩場運動不同的是,中共在六四之後認識到穩定的極端重要性。儘管穩定絕不是將專制變為可以接受的理據,但看看國共內戰、文革,就不難發現穩定之於社會發展的意義。在保守主義短暫的反撲之後,以鄧小平1992年南巡為標誌,決定繼續改革開放,歷經三十年時間,把中國從一個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到2008年把中國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今更是成為一個全球強國,幾乎在各個領域都對以往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構成挑戰,使得當年得出過歷史終結論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因中國的崛起而修正自己的結論。

但是在香港,佔中幾年後,除了有幾個當年的組織者因為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名入獄,以及香港在加速融入內地主導的以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為平台的區域全球化進程外,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經濟問題依舊存在,貧富分化也沒有得到緩解,市民仍然對政府不滿,當年本來可以「袋住先」的普選機制也白白失去。

在台灣,雖然換了執政黨,經濟依舊停滯,勞工的權益依舊沒有得到保證,年輕人依舊看不到出路,左翼和搞社運出身的民進黨在蔡英文上任之初被台灣人寄予厚望,但幾年下來,卻成了女版馬英九,甚至比馬英九更糟糕地搞垮了兩岸關係,使得台灣的安全以及台海的和平穩定都面臨極大壓力。另一方面,台灣除了精英以外,連參加過太陽花的部份青年學生,都紛紛跑到大陸謀生。

三十年前發生的六四,與佔中和太陽花相似的是,裏面當然也有學生激烈的抗爭,一些行為還屬於違法;也有政治路線和政治權力的鬥爭,是中共黨內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博弈,存在着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鄧小平等元老有維護共產黨執政地位和保持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動機,趙紫陽等在當時的政治幼稚,確實激化了中共高層的內部矛盾,也給了學生以錯誤的預期,從而為後來悲劇的發生埋下了伏筆,這些都是中共應該反思的問題。

1989年5月中旬,學生的行動升級,在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有學生代表絕食抗議,得到大量民眾的支持。(資料圖片)

在總體上六四是一場愛國運動,是青年學生在政治與社會焦慮下的正常和合理反應,儘管和1919年五四爆發的外部條件不同,但他們都有着愛國和庶民的本質,參與兩場運動的學生,許多人本來就是庶民出身,在精神上更是具有強烈的庶民認同

六四之後的中國發展,也恰恰是順應了這些庶民要求。除了那些自由主義想要否定中共政制的主張被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如五指山蓋頂之外,鄧小平南巡後改革開放在有序進行,雙軌制也解決了,市場經濟也在之後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建立了,中國經濟總量從當時的世界排名第八升到第二位,人均GDP也從1989年的310美元增長到超過9000美元,從一個典型的貧窮落後的低收入國家變成了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並且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和最大貿易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更是蓬勃發展,成為美國之外最主要的產業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在社會治理上,從那場運動之後,中共也開始強調法治,並在習近平時代上升為全面依法治國,成為「四個全面」的重要構成,這都是向現代國家治理邁進的重要舉措。毛澤東、鄧小平那一代人當時革命和改革開放的理想都得以逐步實現。

從歷史的高度和反思的角度看,除了對和平運動進行暴力鎮壓必須譴責,當時中共的其他決策應該說是必要的。事實上,就算是很多當時參與了那場運動的人,除了極少數仍然停留在意識形態裏出不來,多數人已經改變了對這場運動的看法那種借用某種機會企圖改變中共體制的激進觀點已經完全缺乏社會支持。

一個最簡單的反證是,今天部分人認為習近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鄧小平的開放路線,他們用各種說法去呼籲要堅守鄧小平的政策,這些人大多是曾經支持六四運動或支持其精神的人,也就是當年批評鄧小平如此處理六四運動的人。他們今天對鄧小平路線的捍衛,其實正驗證了鄧小平當年的決定,構成了對他們自身當年批評的反諷。當然,這些人要小心的另一個問題是今天針對習近平修正鄧小平路線的批評,多年後可能也會成為另一次對他們這種批評的反諷。其實,歷史上這種「反諷」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香港佔中運動時,政府使用大量催淚彈和警力企圖鎮壓。(資料圖片)

六四後的中共反思

六四以來,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中國取得成績是巨大的。但儘管如此,也不能改變六四主體的愛國性質,不能否認學生對國家發展的熱情;對那些受難者家屬和受傷者,應該要賠償,在合適的時候應該盡快給予平反,解開這個死結。

中共不能低估對六四的重新認識在社會上、知識分子心中所具備的時代和政治作用,以及對自身政權合法性和澄清歷史認知的正面與積極意義。對中共來說,要展現更大的政治自信,適時放下這個歷史包袱,不能一說到這個事情就遮遮掩掩授人以柄,每年到了這一天前後還都嚴防死守。對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來說,也有助於打開這個歷史心結,彌合當初因為國家暴力留下的傷痕。

而與此同時,台港和西方政治社會,也包括大陸內部的政治自由派們,也應擺脫意識形態的先入為主,既要看到六四的全貌,又要注意到六四後中國大陸的積極變化,向前看,別總活在六四的想象和陰影裏

對六四更重要的反思是當時的處理方式,那種暴力鎮壓的方式絕對是錯誤的。我們可以理解當時特殊情況下中共面臨的來自黨內外、國內外的壓力,也理解自1921年建黨以來第一次成為學生和市民運動衝擊對象時中共的高度錯愕,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極大心理衝擊,剛剛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共還沒有學會應對這些突發社會問題,但即便如此,當時的處理方式也是粗暴的,現在想來,也是可以採取更妥當方式區別處理的。

對中共這個將「為人民服務」視為最高執政理念的政黨來說,認識不到這場運動的複雜構成和庶民價值,片面地從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定義,最後採取了暴力鎮壓方式,也是不對的。這是為甚麼今天它需要徹底反思並重新評價六四的關鍵道理與意義所在。對中共這個已經成立將近百年,執政也已經七十年的政黨來說,從六四得出的反思就是必須要走出國家暴力與對專制的迷思,學會用現代執政黨的心態來對待當下社會不同群體的正常爭論和利益分配問題,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上需要果斷的認識與持續的努力。

香港幾年前的佔中運動,面對市民示威抗議,政府竟然使用大量催淚彈和警力企圖鎮壓,還好在發展到危險邊緣之前,傳出是習近平及時親自下達命令,干預港府的錯誤行為,港府便不再使用暴力,結果雖然是佔中運動持續了79天,但卻基本保持和平,沒至於釀成悲劇。這種對庶民的敬畏以及在國家暴力上的謙抑精神,應該是今天的政府吸取了歷史教訓的結果,它更應該在內地社會治理上不斷延伸與發展,推動國家治理走出專制主義的迷思。

我們今天反思六四,就是希望那樣的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希望演繹了那場悲劇的雙方都能自我反省。(資料圖片)

這場運動給中共的另外一個反思,是必須嚴厲反對腐敗,謹防資本和權力結合劫持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成果,在資本主導下形成嚴重的貧富分化,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黨性質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這也是這場運動在當年被中共粗糙定性,沒有認識到其反貪污、反官倒、訴求社會公平的庶民追求本質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積極意義。值得肯定的是,從2012年開始,通過嚴厲反腐和大規模扶貧,這種危險的傾向已經得到有效遏制,或許一場潛在的革命或街頭抗議運動,已經被化於無形。

我們今天反思六四,就是希望那樣的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希望演繹了那場悲劇的雙方都能自我反省。二十世紀最大挑戰是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他們兩者都是人類社會性質的異化認識,或者說是威權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異化理論,它們或許在一定時間裏解決了部分問題,但它們所創造的社會關係扭曲,傷害了普及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其中,專制主義的問題容易理解,基本上世人皆知,自由主義的問題卻時時未能得到有效檢視。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被物質的相對現代性所誤導,根本沒有對現代性有過深刻的批判認識,自以為自己就是宇宙或歷史的中心和巔峰,這種理想主義、一廂情願和自我中心主義,根源還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忽視,對人類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意義缺乏掌握。將六四運動簡單歸為自由主義抗議,忽視其庶民本質,就是這種錯誤的現實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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