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換人】從駱惠寧看中共精英制度下的政治官僚與技術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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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執掌中聯辦被視為「黑馬」,北京究竟為何突然做出此人事任命引發外界揣測。各方分析聚焦駱惠寧的政治優勢,其中駱惠寧作為廖輝之後又一位有地方執政經驗的中共官員,駱惠寧背後其實隱藏着中國政治環境中「政治官僚」與「技術官僚」的優劣對比。

微博大V「兔主席」在文章《中聯辦換帥指向治港新思路》中即分析,駱是一個典型的地方大員。中國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治理者。他們經驗非常豐富,精通政治,熟悉體制的橫縱運作,了解各種複雜的社會民生議題,有豐富的實務政策經驗,極為擅於處理各種不同的利益與矛盾,如果說中央部委、外交體系的官員都屬於技術官僚的話,那麼這種地方大員就更像「政治家」,中國國家領導人通常都是這麼培養出來的,這個人才培養體系也是千百年來中國體制的延續,這在西方以法律從業人員為主體的選舉政治體制裏是極難見到的。派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地方大員來,就是看到技術官僚政治經驗不足,能力不夠全面,希望地方大員能夠從新的視角幫助全面梳理香港事務,摸索對港治理模式。

有人擔心駱之前與香港聯繫太少,人頭不熟,也不了解香港,這是太小看了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智慧、素質、能力。像這樣在地方摸爬滾打幹上來的幹部都是人尖子。他們不用花太長時間就能摸出香港問題的脈絡。

而中聯辦官員曾經多為技術官僚,即使有些時候對於香港深層次結構問題有所了解,但多數時候有心無力,循規蹈矩,難以破局。這種情況也反映在港府官員身上。也就是說,香港的治理體系,無論是港府自身,還是中央派駐機構,都是以技術官僚為主體的管治機構。

不是說技術官僚有問題,一個國家、社區的運行,十分依賴技術官僚。

在中共眼裏,「官」和「吏」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廣大基層公務員,即「吏」。如果說官員負責整個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是這個國家的領航人,那負責具體執行數量更為龐大的公務員就是船員。他們並不一定需要「憂國憂民」,但是必須要有屬於這個崗位的職業道德,其中當然包括廉潔、奉公等要求。

技術官僚或說公務員可能只是中國政治的最小構成單位,而以往海外觀察人士在觀察中國政治時多將注意力放到了高層人事佈局、領導者政治動作甚至各派系權鬥之上,甚少關注中國基層官場。但是正是這1300萬、佔據中國總人口數量百分之一的基層公務員,構築了中共執政的基礎。

但是,當一個社會發展出現根本性問題,積重難返之時,就需要「政治官僚」來破局。北京對港事務很多年一直實踐的其實是所謂「井水不犯河水」,總是避免直接干預香港事務,怕動輒被指控違反「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這幾年,重新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外交系統、港澳辦系統的官員知識結構偏外事,缺乏相關的治理經驗及訓練,很難從政府治理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香港問題。

像駱惠寧這種做過多省書記的官員,他一直處於中國治理體系的中介層,屬於上傳下達的樞紐。省長既要懂政策,還要向中央要政策。地方長官既要充分洞悉中央政策的意涵,也要了解本省省情的獨特性,並將二者相結合,而最擅長此項的,恰是這些從地方摸爬滾打上來的地方官員。

今天中國模式、中國方案正在前所未有的作為中國成功的經驗向世界進行輸出。當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什麼會成功」的時候,就一定不能忽視「人」的因素。在過去四十年,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精英政治制度中選拔出的官員,他們一手締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他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有強大執行力並熟稔規則與人性的群體,在他們之中,只有最優秀的佼佼者才能邁過最後的台階,邁入中南海。一個新入官場的年輕人,真的像謝春濤所說,要經歷「16次大的職務變動,工作過的地區總人口超1.5億」才能成為中共的總書記嗎?

716萬公務員,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93個中央部門,從普通公務員上升到這些部門黨政一把手的機率是5萬分之一。如果你想從一個公務員成長為中國國家領導人,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這個是一個延續數十年的時間,不能出現任何重大失誤,甚至需要很多政績、人脈乃至運氣的過程。可以說,今天外界能夠在中國重大黨政會議「主席台前三排」看到的人,他們超強的個人能力和經歷的嚴格考驗遠超常人想象。這也是駱惠寧這種政治官僚能夠執掌中聯辦,為紛亂如麻的香港局勢破局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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