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郝海東「造反」到許章潤被捕 中國異見者已至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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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網絡上傳出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當天上午被警方帶走的消息,一些內地學者也在微信「朋友圈」上表示確有此事,不過目前尚未有官方媒體發佈確切消息。許章潤被視作大陸自由派中的代表人物,從2018年7月開始,因為發表對中共及中國政府言辭激烈的批評文章,被清華大學停職、停課。有觀點認為,此次他被警方帶走,可能與今年2月他再次發文抨擊中共體制與中國領導人有關。

網傳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遭警方帶走。(資料圖片)

而在一個月前的6月4日,一段長達23分鐘的「新中國聯邦建國宣言」視頻在互聯網上流傳,其中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程度更為激烈的批評,並稱要「參照西方民主法治體系和相應國際法……制定憲法,建立三權分立政體,『一人一票』產生新政府」,並且「選舉與彈劾制度並存」。在鏡頭前朗讀這份宣言的人,正是很多中國人印象中與政治不搭邊的郝海東。

昔日足壇「亞洲第一前鋒」在「六四」當天成為「反共先鋒」,實在出人意料。郝海東2008年退役後一直沒有淡出大眾視野,頻繁現身各種體育節目乃至娛樂節目。儘管敢說真話的性格讓他素有「郝大炮」的外號,但大多是炮轟中國足球的亂象,並未涉足過政治,更不用說如此直白地站在中共政權的對立面。

從郝海東所讀「宣言」的內容來看,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美國白宮前戰略顧問斯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才是這份宣言背後真正的「大佬」。而郝海東6月11日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採訪時也毫不諱言地表示,他正是受到郭文貴視頻節目的感召,才主動加入戰壕,且已經準備好「承受後果」。

儘管聽上去有些無厘頭,但郝海東從一些大陸知識分子眼中「少見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退役運動員,變身為中共政權的異見者,輪廓大抵如此。在天安門母親、香港維園燭光集會等話題已經徹底在內地輿論場失去關注度的今天,郝海東用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勾起人們對於中國的異見者群體的回憶。

6月4日,郝海東發布「新中國聯邦建國宣言」。(視頻截圖)

海外民運

中共作為一個左翼政權,其異見者的出現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中共建政後的前三十年走過的彎路,特別是文革十年給社會帶來的傷痕,讓中國的知識界在改革開放後形成了「八十年代共識」,即對「文革」前傳統社會主義的反思與否定和對西方社會及社會模式的嚮往。這種右翼思潮或者說西化思潮,沿着「自省——自卑——自責」的邏輯,在1989年夏天最終發展成打亂中國政治節奏的天安門事件。

以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為代表的六四學生領袖,以及更早的「西單民主牆」作者胡平、任畹町等,都在那場政治風波後流亡海外,成為「民運人士」,也即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第一波以群體形象出現的異見者。

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異見者並不是一開始就站在執政黨的對立面。「西單民主牆」的主流是「改革從經濟開始」;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的政治訴求,是以「反貪污」、「反官倒」為出發點。可最終,在各種因素的裹挾下,通過「黃雀行動」輾轉海外的學生領袖與自由派們,一步步成了中共眼中的異見者。

六四之後的三十多年中,由於中共始終沒能放下歷史包袱,一直將六四的研究列為禁區,讓西方壟斷了對六四的解釋,民運人士因此一直在國際輿論中佔據道德高地。可惜的是,這種光環並沒有給民運人士帶來前行的動力,反而患上了「時光靜止」的通病,對中國的觀感和分析,對中共的敵視,永遠停留在了1989年。即便是曾經相對理性的胡平等人,亦落入逢中必反的窠臼。

現如今,海外民運群體早已風光不再,所謂的「政治熱情」也早已被生存焦慮吞沒,各國主流媒體上很難再看到他們的蹤跡。近期王丹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會晤更像是一種反諷:為什麼31年來美國官方從未正式接觸民運人士,偏偏在中美陷入全面對抗之際才做出如此安排?

回看海外民運人士的命運,不禁令人唏噓。圖為1989年6月3日,柴玲(左一)、王丹(左二)、封從德(左三)和李録(右一)宣稱將留守天安門廣場。(Reuters)

《零八憲章》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才再度「浮出水面」。千禧年後中國經濟進入騰飛期,市場化進程大大加快,私有經濟迅速成長,隨之而來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再次燃起了異見者們在中國推行新一輪「民主運動」的希望。

2008年12月10日,參與過六四但並未出走的劉曉波,與中國大陸303位各界人士發起《零八憲章》的簽署運動,主張以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普世價值」理念為基礎,宣稱要「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

劉曉波因《零八憲章》承受牢獄之災,也給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留下了那個經典的空椅子畫面。事實上,相比其他民運人士,劉曉波是一個相對温和的民主派,明顯比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要更加理性,正如他最有名的那句「我沒有敵人」。只能說,六四之後的劉曉波,被民運人士、西方輿論,甚至中共自己,打造成為一個「符號」,一個代表着挑戰中共權威的異見人士群體的符號。

值得一提的是,劉曉波等異見人士推出《零八憲章》的時刻,也是中國發展的關鍵節點。那一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脱胎換骨的古老大國通過體育舞台映入世人眼簾;胡温體制宣佈推動「四萬億投資計劃」,大量投資基礎建設,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不管是民族自信還是國家實力,中國正處於上揚趨勢,這也意味着中共的統治更加趨於穩定。

因而有人認為,《零八憲章》是中國大陸的異見群體乃至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的奮力一搏。

2019年7月13日,支聯會在尖沙咀舉行劉曉波逝世兩周年追思會。(資料圖片)

散兵遊勇

劉曉波之後,中國的異見者失去了以群體形象出現的能量,只是零零星星的出現。他們與中共政制針鋒相對的具體理由各不相同,但總體上未能脱離六四和《零八憲章》一代的總框架。

艾未未與政治的交集很大程度上是他對自己藝術觀念的身體力行,只不過被西方政客與媒體當成反華工具利用,所以近幾年艾未未的興趣轉向後,中共亦放鬆了對他的注意,西方輿論則對他的「背叛」感到惱怒。

陳光誠被判入獄比劉曉波更早,他是維權人士中第一個進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異見者,但他最終出走美國的故事裏摻雜着太多的大國政治博弈成分。

2015年的「709」事件中被抓捕的周世鋒、胡石根等維權律師,是近年來影響較大的一次異見人士「集體出鏡」,只是這個群體並沒有系統的政治主張,維權本身帶來的正當性也漸次被消解。

許志永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今天已幾乎沒人記得。倒是曾幫「新公民運動」做過辯護律師的原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張雪忠,今年5月發表致中國全國人大的萬字公開信,呼籲儘早啟動國民制憲程序,努力實現政治和平轉型。為此張雪忠被上海警方帶走傳喚24小時,但他這種更像是持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案例。

正如新冠肺炎(COVID-19)「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所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中共作為世界最大黨,有不同聲音,甚至是尖鋭的批評意見再正常不過。除了郝海東之類的極端者,多數中共眼中的異見者之存在,本身也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有機構成部分。對中共來說,這既是一種有力的提醒,也是檢視自身的契機。

本文轉自《多維CN》059期(2020年07月刊)中國欄目,原標題《從中國足球名宿郝海東「造反」說起》。瀏覽更多月刊文章:【多維CN/TW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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