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壓正】姜文民國三部曲終章:我拍的荒謬,遠不及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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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是中國電影裡獨一無二的存在,許多人對中國電影最後的期待,是姜文。

苦苦等待4年,今年夏天,他的新片《邪不壓正》終於定檔上線。

編輯:石鳴(一条)

姜文是中國社會少有的寵兒,從大眾到精英,從市場到藝術,統統都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拒絕被任何一個既成標籤收編,他把自己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形容詞:霸氣又羞澀,粗獷又細膩,極陽剛外放又極內斂溫柔,是他,也是她,既被女性簇擁,又在女性關係中永遠處於某種失敗地位。

他和他的電影一樣,是一個迷人的矛盾綜合體,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對他念念不忘,他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精神指標。而《邪不壓正》作為他「民國三部曲」的終章,我們有理由期待這部新片,因為他電影裏最精彩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又一個夏天。

《邪不壓正》電影海報(一条提供)

A Hidden Man

邪不壓正

《邪不壓正》改編自張北海的小說《俠隱》,故事背景是1936年的北平,「七七事變」前夕,北平城內危機四伏,主人公卻渾然不覺。他是江湖中人,一心只想報滅門之仇。可是昔日仇人卻早已勾結日寇,雞犬升天。家仇國恨,全都被攪和到了一塊兒。驚心動魄,暗流洶湧,分分鐘就是人命關天。姜文形容,講的就是一個「李小龍智取卡薩布蘭卡的故事」。

這個中西混搭的形容很有趣。原小說中,主人公本身也是中西合璧,最愛煎餅果子和咖啡,吃完番茄炸醬麵,要喝加冰的威士忌。

《邪不壓正》是姜文的「民國三部曲」終章。首章《讓子彈飛》,講的是晚清、辛亥革命時期的南國。次章《一步之遙》是1920年代末,美國的「爵士時代」,中國的北洋時代,軍閥混戰,華洋雜處,故事地點也移換到了洋碼頭的前沿——上海。此番終章,他回到了北平,抗戰爆發前夕,西安事變,國共合作,另一個時代馬上就要開啟。

再順著時間軸往下捋,接下來是抗戰末期,《鬼子來了》。然後是《太陽照常升起》,建國後,1950到1970年代,人性被政治禁錮的年代。最後是他的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當導演24年,默默地,他拍出了整一個中國近現代百年史。台灣電影教母焦雄屏說,「每一個斷代他都聯結到了,每一個段落他都思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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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l Man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可能很多人都不記得了,姜文在轉行當導演之前,曾經是一個多麼優秀的演員。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有兩個男演員各自佔據了影視的半壁江山。一個是陳道明,主打電視劇,被稱為「視帝」,另一個就是姜文,主要演電影,被稱為「影帝」。

這個平衡也很快被姜文打破。1994年,他主演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播出,風靡大江南北。此劇導演馮小剛說:「沒有姜文,就沒有《北京人在紐約》。功勞切四瓣兒,四分之一歸小說和劇本,四分之一在大夥兒,剩下的四分之二得給姜文。」

姜文最早是在謝晉導演的電影《芙蓉鎮》中「一鳴驚人」。他22歲的年紀,和30歲的劉曉慶搭戲,演了一個40多歲的右派分子秦書田。 

著名翻譯家、劇評家童道明對姜文在片中的一個表演細節印象深刻:「李國香在台上大聲發話:把右派秦書田揪上台來。誰知姜文扮演的秦書田竟大步流星直奔批鬥台,將派去執行扭送任務的紅衛兵遠遠落在後面。『文革』期間見到的大小批鬥會可謂多矣,但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被揪鬥者和揪鬥者在精神上進行如此『智鬥』的精彩場面。」

後來有一次,童道明問姜文,這個調度,是導演的提示還是他自己的設計。姜文說是自己的設計。他又追問姜文,到底是怎樣才想出了這樣的設計。姜文遲疑了一下,說:「也許這和我本人的性格有關……」

《芙蓉鎮》(一条提供)

當年,姜文差點就演上了電視劇《末代皇帝》裏的溥儀,結果後來片方換上了陳道明。他只好去《末代皇后》裏演了溥儀。看片名就知道,這部電影的主角是婉容,溥儀只是個配角,姜文卻把這個角色演成了全片的亮點。

「《末代皇帝》本來是他演的,都簽了合同,結果又不讓他演了。對這件事,他看得很淡,不計較。他又看得很重,逮到機會,我一定要演個溥儀。不過,他不露。這就是姜文。」童道明說。

他演過皇帝,也演過太監,演過知識份子,也演過農民。一方面,「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形象,如張白紙,上什麼顏色是什麼顏色」(李碧華語),另一方面,「他的臉上有一種強迫性」(陳丹青語),無論他演什麼,都能用一種很生理的方式激起觀眾的反應,從而辨認出,這准是姜文。

《末代皇后》(一条提供)

1994年,姜文31歲,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橫空出世,和王家衛的《東邪西毒》、蔡明亮的《愛情萬歲》在威尼斯共逐金獅。最後,《愛情萬歲》勝出,《陽光燦爛的日子》拿了一個最佳男主角的銀獅。

焦雄屏是那一年威尼斯電影節的選片人,又負責《愛情萬歲》的公關宣傳,在威尼斯忙得沒有空看片。她回到北京,姜文給她專門放了一場。

「我帶著蔣勳一起去看,我記得半夜看完出來,我們走在北京的夜色裏,蔣勳就大聲唱起歌來了,什麼『一條大河波浪寬』啦,什麼『黃河大合唱』那種,他都會唱。就很開心,兩個人的步伐都特別輕盈。」

回去之後,她給姜文捎了個信,第一句話就是:「金獅獎應該你們得,不該我們得。」

「我是真心的這麼覺得,不是為了拍馬屁。」事後她努力分析《陽光燦爛的日子》的落敗原因——參選太倉促、準備不齊全、宣傳不到位,等等等等。然而,有一個原因卻是誰都沒有料想到的,那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用了《鄉村騎士》的音樂,一部分外國人覺得不高興。

「他們就覺得奇怪,你拍你中國的成長,幹嘛用我們的《鄉村騎士》、馬斯卡尼尼?外國人覺得,你就拍你自己的東西嘛,就要土嘛,你不要來拿我的東西。可是,在姜文的創作裏面,他從來沒有去分中西,他沒有這個概念,他覺得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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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紅高粱》、《菊豆》、《霸王別姬》等等影片正在西方大受歡迎的年代。西方人接受了這些電影所展示的前所未有的東方奇觀,嵌入了他們的詮釋體系,並自此想要把中國電影按照一個模式固化下來。

姜文並不想去迎合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觀看和想像。如果說《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一次無意識的冒犯,那麼他的下一部片子直接拍成了黑白片,便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抗。

「這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是一個內容的問題。以往中國的電影太靠色彩、靠美術、靠美女等等,來渲染這個氣氛。以至於有些電影,我們剝去了包裝以後沒有什麼內容。」他說。

他從小喜歡看戰爭片,曾經有一部片子讓他「久久不能忘懷」,「而且很長時間想起來就覺得彆扭,甚至有點恨這部電影」,就是《甲午風雲》。

「以往的電影都是衝鋒陷陣、以少勝多,但這個電影不一樣。不僅失敗了,而且後來連撞人家都沒撞成,這是我當時不能接受的一個結局。可是實際上,這部影片影響了我的成長。後來我對戰爭、對歷史有了興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部電影。」

他去日本時,去了一家賣日本武士刀的店鋪。「店裏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買。但它是文物不能賣。陪我去的是個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飯他問我,你為什麼對那把刀有興趣?我說,這把刀給中國人帶來恐懼,直到現在,擺脫這種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攥在手裏,跟我的手合一,屬於我。」

如今,姜文工作室的案頭有一塊白得鋥亮的長方形鐵塊,表面佈滿蜿蜒奇詭的花紋。他遞過來,我掂一掂,重量相當壓手。「你知道這花紋是怎麼來的嗎?」我搖搖頭。

「這是做刀、做劍用的坯子。一層一層鋼壓上去,敲打平整,最後成了鐵塊,你看那紋路,就能看出有多少層鋼。那個日本武士刀上邊,最後不是有那種雲紋嗎?就是這麼做出來的。」這塊刀坯,被姜文用作了鎮紙。

《讓子彈飛》(一条提供)

A Delicate Man

一個細膩的魔羯座

姜文曾經就讀於中戲。中戲老師劉波對他的藝術造型能力印象特別深刻:「弄個雕塑,畫個人像,有滋有味的。他給老師雕的像,像極了。」姜文解釋說:「生活中,要研究人最細微的東西,我曾有意識地用泥塑來訓練自己。」

那個時候,老師對他的評價是「願意學,肯鑽研,英語好,文學上也有修養」。演中、法、加拿大合拍片《花轎淚》時,他用英語演出,從17歲一直演到70多歲。法國製片人到學校簽合同的時候談到,在上海城隍廟拍戲,好多老頭認不出姜文是小夥子,他就和老頭們開逗:「您看我多大年紀了?」老頭說:「您不大,最大也不過七十。」

他在中戲編的小品,讓師弟、著名編劇史航印象深刻。劇情很簡單,講的是一對大學生戀人在小飯館分手,沒錢點吃的,就各要了一瓶汽水,汽水三毛錢,退瓶一毛五。汽水喝完了,分手也分完了,男生要把女生的汽水瓶拿去退錢,女生不給,把瓶子拽回來擦了擦,裝進書包,走了。男生想了想,也把瓶子擦了擦,裝進書包裏走了。

「所以就是這個男的被這個女的生生教會了,什麼叫留下點東西。」史航的結論是,姜文表面線條很粗、很霸氣,實際上是「很騷很細的」。竇文濤接茬道,難怪姜文周圍的人都叫他「姜姐姐」。

拍片現場,他不會讓任何人干擾演員的表演。幾個人一起聊天,他會注意到誰誰的脖子不行,讓人拿個東西給墊一下。

拍《太陽照常升起》時,劇組有個剪接師給人看手相,說製片主任是操心的命,心碎得像肉餡兒,而姜文的心,則是「碎得像肉泥」。

他的心思細膩,從他對「反復」這件事的熱愛可窺一斑。13歲那年,因為喜歡《劉三姐》,他連續看了17遍。迷北京人藝、迷於是之的時候,《茶館》前後看了不下二十遍,「以至於這個戲從看得糊裏糊塗,到崇拜,到看出這個戲的毛病來,以後我就不看了。」

等到學著當導演的時候,他拿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狂牛》(Raging Bull)開刀。這部電影他太喜歡,沒事就想看,一看就要看完,到最後看了二十多遍。

「我差不多能把整部電影的鏡頭給背下來,什麼地方該有音樂,什麼地方是什麼音效,然後怎麼走,我已經記下了,沒什麼神秘的。作為演員,我拍電影只不過是在機器這邊站著,導演是在機器那邊站著。」

「姜文導演,其實整個故事都在他腦子裏頭,永遠都是。你去問他劇本,改來改去,改來改去,很多都是在他腦子裏頭。」香港英皇影業的行政總裁利雅博說。

《太陽照常升起》開拍前,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劇本,直到有一天姜文把整個劇組叫在一起,把整個電影的故事講了一遍。「那個有錄音,一個多小時」,利雅博後來聽了那個錄音,「其實往後的電影拍出來也是一模一樣,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已經在一年前講出來了。比如開場的那場戲,黃色的泥巴,腳是怎麼樣,風景是怎麼樣,都在他的講述裏。」

《長天過大雲》一書中,收錄了這段錄音的文字版本。姜文的講述,已經細緻到房頂是什麼顏色,霧是什麼質地,動物要像焗了油,植物像又不像滴水觀音……

「其實我拍每一部電影,在開拍之前,電影就已經在我腦子裏了,我自己已經看過很多遍了,只是我想把我腦子裏的電影用攝影機複製出來給大家看。所以開拍的時候,電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實際的工程,需要提前制定好方案,所有部門按著這個方案去施工。」姜文說。

拍《太陽照常升起》時,他們四處找景,坐車一走就是幾千公里,很多都是無人區,一天下來看不到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好的辦法。當然後來我們發現衛星拍的圖片也可以幫我們找一些,比如有條鐵路就是這麼找的。但你要是想找個局部細節符合想像,那只能用最原始的辦法,走、找、看。」

《讓子彈飛》,120分鐘的電影,姜文做了120個小紙條,把每一場戲都變成一個橋墩子,小紙條上記的,就是怎麼從這一個橋墩子,跳到下一個橋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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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壓正》,主要故事情節都發生在北平,主人公留學的三藩市只是附帶一筆。結果,就在這附帶一筆中,帶出了金門大橋,大家都好奇為啥這座橋看起來並不完整,一查歷史才知道,1936年的金門大橋的確還未竣工。

「講故事對我來說太容易了,要單純為了敘事,我一年能拍10個電影。我要的是細節,那種語言或者肢體上的微妙的東西。」

因此,姜文追求的細節,並不單單是寫實。「他絕不是一個寫實的導演。你從他的第一部電影看,他的電影,或多或少都是誇張的,一種魔幻寫實,而且他對現實是質疑的。」焦雄屏說。

To be or not to be,在莎士比亞或許只是一句台詞,在姜文,卻是貫穿他所有電影的一個母題。

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影片進行到大半的時候,主人公馬小軍突然恍惚了一下:「過去真的就是這樣發生的嗎?我的記憶是真實的嗎?我能相信我的記憶嗎?會不會不知不覺中我已經通過記憶改造了過去?⋯⋯」

第二部片子,整個就是一《哈姆雷特》。「他 (馬大三)一直拿著那人,不知道該怎麼辦。這俘虜是該送,還是不該送?很多角色都是陷在哈姆雷特的困境裏。」

《一步之遙》,姜文乾脆在全片一開頭就三次引用這句台詞。還配上了一句絕佳的中文翻譯:「to be or not to be,這麼着,還是那麼着?」

在《太陽照常升起》裏,to be or not to be成了一個把大家都繞暈的問題。到底誰是誰,幾時是幾時?「它的迴圈時空設置,表面上是在玩一個推理遊戲,實際上影片卻拒絕落入一個完整閉合的理性邏輯。」戴錦華說,「很大程度上,它的美和詩意,也正是來源於這樣一種拒絕。」

「我喜歡主觀的真實。」姜文說。「我看到的中國,不是小津式的影像。我拍出來的荒謬,還遠遠不及現實世界。」

王朔曾說姜文身上有種特別的勁兒,讓認識他的人願意為他做點事。(一条提供)

Let Jiang Wen Fly

讓姜文飛一會兒

王朔曾經說過,姜文身上有股勁兒,讓很多認識他的人願意為他做點事。「一般聊到他,不管大家對他的某部電影看法如何,他的電影票房啦獲獎啦成績如何,一個評價是普遍有共識的:中國需要有這麼個人。」

當年,《太陽照常升起》投資5000萬,全國票房不到2000萬。香港英皇影業是在最後一刻才加入投資團隊,且深以能夠合作為榮。票房數字出來之後,也沒有放棄,繼續投了姜文的下一部電影。

英皇的老闆楊受成對利雅博講,「我們和姜文導演的合作方向,不是單看一部電影,而是一個長期的合作。」

2014年底,《一步之遙》票房遠低於預期。不到半年,姜文宣佈即將拍攝新片,改編《俠隱》。圈內不禁有人感歎:「投資人與熱錢真是不放棄,真心嫉妒。」

法國電影製片人讓.路易驚歎姜文是「天才」。「我知道天才是什麼樣子的,因為我只和天才合作——貝托魯奇、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伯格曼、法斯賓德、科波拉、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年輕的時候我就和法國最優秀的哲學家們來往——德里達、福柯、羅蘭巴特,我的電影老師是羅伯特布列松。我非常熟悉電影史,我知道,在電影中、藝術中發現一個天才是多麼稀缺的事情,而姜文是一個大師,真正的大師。」

「姜文拒絕對影片進行剪輯,如果他覺得某個場景中有一處小地方無法接受,就會堅持把整個場景從頭拍一遍。在電影界,這種拍片方式聞所未聞。據報導第二部影片姜文用了中國國內能買到的每一卷柯達黑白膠卷,一共50萬英尺長,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膠卷的五倍。」

這部電影最後花費了將近500萬美元,是原來預算的兩倍。

這種拍片偏好,或許和姜文本人是話劇演員出身有關。他極其注重演員表演的完整性,認為一場戲裏,演員必須從頭到尾把台詞說完。常常是攝影機開著,演員在那裏自顧自演著,一遍演完,再來一遍。直到演員放棄抵抗,完全敞開,最終出現姜文想要的那個瞬間。

他還為此發明了一個詞,叫「演員醃制法」。「你想吃鹹菜嘛,那蘿蔔你得醃過,你不醃過,你就沒法吃。它是一個生蘿蔔,或者一個青蘿蔔,你怎麼吃啊?」

他不喜歡搞分鏡頭劇本,「我會有幾個關鍵鏡頭,是事先想好的,剩下的我是要在現場去找,找到一些比我原先設想更好的。」

他的五官出奇地敏感,嗅覺、聽覺、視覺、味覺……似乎都比常人發達。「我這電影非得我聞到味兒了,我才能拍。我能聞了,我就有自信心我比誰都能拍得好,因為別人聞不着,我能。」

姜文的拍片速度很慢。「他永遠說,他每一個電影都要四五年才拍出來,我們也希望他能快一點。其實他在整個創作過程裏頭,劇本這一部分是花時間最長的,每一個劇本都花一年、兩年去弄。」利雅博說。

26年下來,姜文總共才拍了6部電影。「我不覺得我比別人聰明,我得用好幾年,才能想明白一件事兒,才去拍。其實大家的聰明程度都差不多,只是有的人會糊塗,忘記了他自己是個聰明人,非要做別人希望他做的事兒,或者說大家都興做這個事兒,他就去做。我只不過有這麼一點,我不願意隨大溜兒。」

「這個人是一個思考者。姜文常常凌駕於其他導演之上的就在這裏,他願意思考。」焦雄屏說。

姜文的家裏和工作室裏,到處都是書,「有些人的書是裝飾,姜文是真的看書。他的書打開來,隨便翻,上面都有很多注解和眉批。他學書法、畫畫,樣樣俱全。」

姜文的拍片速度很慢。(一条提供)

拍完《一步之遙》,姜文和焦雄屏討論電影,焦雄屏自認也算半個讀書人,可是姜文歷史知識豐富得讓她「都有點慚愧」,「有時候跟他講話,他說哎你怎麼都不知道,我說哎喲對不起,民國史我比較沒涉獵。」

《一步之遙》裏,姜文設置了兩個極端,一個是王志文演的王天王,迎合大眾,不學無術,消費至上,娛樂至死,「以懂來當做目的,以懂來做招牌,賺取觀眾的歡笑和錢袋,手段也相當有效,他借此也活得優哉遊哉。」

另一個是周韻演的武六,她有著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慢慢發現不對勁兒,決定去追尋真相,「最後就跟馬走日走到一塊去了,電影也不拍了,她讓馬走日進入了她的電影,毀滅了她的電影。」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然而,這兩個極端之間,就沒有一條中間道路嗎?

「我覺得人類其實沒那麼聰明,或者人生道路沒那麼美好,」姜文說,「有時候就是沒有中間道路,你不要想得那麼美好。」

姜文除了拍攝電影,還學書法、畫畫,樣樣俱全。(一条提供)

【本文獲「一条」授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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