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我找到生存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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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出世與入世之間的最佳距離,是在局限中尋找自己最理想的位置。若果突破是需要膽量,那麼面對人只能作有限的突破,便需要更大的勇氣。
楊立明

冬奧前的索契,整個社會沉迷着一些短暫性的投機。(Getty Image)

俄羅斯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它也是一個充滿歷史傷痕的民族。而在我旅居南部城市索契的那段日子,我時常反思「公義」,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在這個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中,最令人費解的是,這裏的工人待遇比起資本主義社會更加糟糕。當城市的物價能與香港相比的時候,大部分僱員(即使是白領)的月薪也低於港幣3000元。

而我,也曾是他們的一員。2011年,我受聘在當地從事文字工作,而那時我的月薪只有港幣2000元。

當地的基建很糟糕。每天上班,我和一眾乘客在那輛接近密封卻沒空調的巴士,呆在擠擁的車廂,一同享受大家呼出來的二氧化碳。整個城市只有一條公路,由早到晚也在交通擠塞。

我曾向一位同事抱怨。她這樣說:

「在我們眼中,這個城市,或是這間公司,也如你眼中所見的荒誕。我們最大的分別是,你只是過客──你的人生仍然充滿選擇。」

當時我的上司常常告訴我,他相信公義,但他卻將同事賴以維生的薪金一拖再拖,對他們的要求又總是分外苛刻。他時常沾沾自喜,自己在這個冬季奧運城市最大的媒體公司身任要職。

然而,這個城市少於40萬人,而這間公司的規模不過是數十人。

那時與他朝夕相對,我開始明白,要成為一個遊戲中所謂的「成功者」,你必須要相信遊戲的規則和所得的回報是最好的。

無論是我的上司,還是我的同事,他們在一個沒有公義的制度下,仍是被剝削的一群。他們只是投資者在財務報告這棋局上的一隻棋子。那時候他們為着冬季奧運這個泡沫雀躍不已,忘記受益的只是建築商和政要,還有接踵而來的通貨膨脹。

冬奧為索契帶來的,除了是空置的高樓大廈,還有並未完工的地產項目。(相片由作者提供)

冬奧前的索契,整個社會沉迷着一些短暫性的投機,例如意大利餐廳為賺遊客生意亦設有冒牌的日本菜,一支兩公升的可樂賣港幣40元,或索性將房間以高價出租。

難道他們認為,多賣100支可樂能改變他們的一生?

事隔5年,我終於重回索契。冬奧為當地帶來的,除了是空置的高樓大廈,還有並未完工的地產項目。

政府不是為冬奧投資了一些基建項目嗎?蒸發了。

我在當地的朋友不是為了糊口而離鄉別井,便是賦閒在家,由父母供養。

井底之蛙,坐井觀天。這是婦孺能解的道理。只是,如我的舊同事所說,若果他們的人生沒有太多選擇,為何不乾脆讓自己盲目地,為能活在井裏而高興呢?

也許如此,香煙或酒精等能帶來短暫感官享受的東西在這裏大受歡迎。夜裏街裏酒醉的人很多,很多大醉不願醒來。是否當世界變得太悲觀的時候,人應該要放棄理性?

實情是,無論是太投入還是太抽離,這種情緒的本質也是非理性的。

在任何的社會,被認為是精英的一群,總愛分享他們成功的故事。

或許,他們需要這種儀式說服自己,他們所犧牲的時間、精力或人情是值得的。他們彷彿在假設,世界所有人的人生目標也與他們相同,而他們卻是萬中無一能在遊戲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

每個遊戲也需要有失敗者。失敗者的價值,在於突顯勝利者比失敗者的存在更有價值。所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是金科玉律。正因如此,要反省為何自己不能白手興家的論述,在我們的社會如此鏗鏘入耳。

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在某程度上還是相信這套價值。口裏說不屑一顧的,心裏卻耿耿於懷,不也是因為你認同對方的觀點?

說到底,抽離在實踐層次很難。我或可裝作看破紅塵,然而難道我血肉之軀真的可餐風飲露?

畢竟,「每個人出生時是一張白紙」是世上最美麗的謊言。在我們出生的一刻,我們的出世紙上,已寫上我們生於怎樣的社會,怎樣的家庭,並且面對着一個怎樣的機會結構。

無可奈何地,人要學習抽離的同時,也要學習投入──投入在遊戲當中尋找一個令自己愜意的位置。

如果學習的終極目標是啟蒙,或即所謂的思想上的解放,那麼最後一課應該是學會坦然面對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還有那些令人乍喜的社會流動,在本質上也不過是香煙和酒精──小可怡情,大可亂性。

也許,出世與入世之間的最佳距離,是在局限中尋找自己最理想的位置。若果突破是需要膽量,那麼面對人只能作有限的突破,便需要更大的勇氣。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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