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以林鄭月娥班子的識見，香港不用奢想有新產業

前文提到新舊產業交替涉及「技術經濟範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 ）的轉移，乃是一個痛苦和曲折的歷程。只有各種矛盾和衝突到達臨界點，經濟危機拉動社會經濟的全面危機，廣泛社會政治力量才會痛定思痛，範式轉移才會真正出現。最佳例子，莫如1929年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正是二戰後榮景出現前的陣痛。

正如Carlota Perez在《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Financial Capital》（2002）一書指出，在範式轉移的過程中，新產業走出泡沫投機的「鍍金年代」（gilded age），全面邁向如假包換的「黃金年代」（golden age），生產資本則取代金融資本的主導地位（詳見該書第五章）。Perez的研究成於2002年，正是期許資訊科技能在科網泡沫爆破的殘局中，重整旗鼓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然而這亦並非必然命定出現的結果，須端視乎每個社會對未來的集體抉擇。支撐新產業的硬件基建固然重要，相關的專業管理制度亦不可或缺（Perez稱之為「組織的常識」，organizational “common-sense”）。在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層面上，尚包括教育和培訓制度的革新，相關法律和管理制度的建立等等。凡此種種，皆涉及漫長的改革和適應過程。

回首香港，早在1960年代已進入大規模生產年代，藉著輕工業出口帶動經濟起飛，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但「廠佬」、「買辦」的治港意識仍延續至今；相反中國大陸比香港遲廿多年才起步，但現階段已致力擺脫舊產業的綑綁。「一帶一路」，說穿了，就是將過時舊產業對外轉移的過程，在國內則另覓新範式的發展空間，產業轉型升級才是真正的戰略重點。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快培育和壯大新興產業。包括「全面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製藥、第五代移動通訊等技術研發和轉化，做大做強產業集群。」看來只有香港仍戀棧已逝的美好歲月，依然故我死抱過氣的「磚頭」不放，1997年樓市泡沫爆破之後，仍宿命地回到地產霸權的舊路上。

「移動的機會之窗」

平情而論，香港從來皆並非經濟新範式的推動者。早年香港晉身「亞洲四小龍」的行列，乃是得益於美國大規模生產效益的衰落，被迫外判工序到東南亞一帶，來勉強維持企業的競爭力。1990年代中國大陸工業化的過程中，香港則扮演了「前店後廠」的角色，進一步延續了舊範式的生存空間。回歸後香港新產業和新企業的發展，幾乎已完全陷入停頓，即使有的話，亦只能在招股投機中曇花一現。

回歸之初董建華、梁錦松一度提倡知識型經濟，力求為香港尋找升級轉型的出路，作為面對鄰近城市（包括內地城市）競爭的策略，可惜終因外部環境不配合、加上「眼高手低」而黯然下台。2003年沙士之後，香港的發展方向全面由中港融合主宰，現在則難免充當「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人」。香港固然無法閉關自守，完全自主自決地掌握未來；但這卻絕不表示，香港只能繼續「等運到」，靜候在上者的聖寵臨幸。

香港仍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新技術和新產業自然趨之若騖，金融體制亦能敏銳地與時並進（例如fintech）。資金和技術沒有國界，但要將新技術和新產業植根香港，那便涉及社會政治環境的配合。以現時治港班子的識見，再加上既得利益的盤根錯節，香港也奢想能有浴火重生的機會。

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是近月公布的智慧城市藍圖。假如未來的政府措施配合得宜，將提供重要的基建及制度平台，大大有利於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並且惠及更廣泛行業和階層；但按照治港班子的一貫往績，則藍圖往往淪為利益集團的分贓遊戲，又或是專業界別小圈子玩意。如此相關巨額投資難免如泥牛入海，自難捕捉新範式在不同發展階段構成的「移動的機會之窗」（moving window of opportunities）。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