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看《銀翼殺手2049》前 重新凝視《2020》的夢境與記憶

撰文: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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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礡的影像、幻變的光線、迷離的聲效、醉人的配樂、閃爍的眼神、彌漫的煙霧、灰暗的雨天、詩意的台詞,2020 年的都會風景在廣闊銀幕下成為了永恆。《2020》(Blade Runner)譽為劃時代的科幻經典,如同其再造人突破自身生命的局限的故事背景,電影亦意圖以有限的光影與樂聲,追求達致無限的境界——無限,即永恆。

隨着現實時間逐漸步向這個年份,我們將意識到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成為真實,只是一個仿似曾經存在過的記憶,或夢境。人生、電影,原是一場夢。縱使生命結束,只要記憶延續,夢境繼續,《2020》就永不過時,並流傳後世,不息不滅。

(《2020》電影劇照)

情感與欲望

《2020》若只是一個建基於科學基礎的幻想,那冰冷城市的外殼下就不需有溫暖的炊煙。縱然人們四處奔走,但他們的內心應當還有熱熾的靈魂。正如 Deckard 作為 Blade Runner——一個殺手身份,工作時不帶感情,但生活還有情與慾的需要,Harrison Ford 的演繹往往臉帶苦笑,就為角色注入了人性的溫度,對照殺人的冷酷本質,顯現 Deckard 的內在矛盾。

而眼睛作為打開《2020》世界的起首,既是代表靈魂的窗戶,是電影測試何之為人的核心,亦是我們在大銀幕下對角色作出情緒連結的橋樑。Sean Young 所演的 Rachael 臉如冰霜,面對測試木無表情,然而她那雙靈活、光亮的眼神肯定了她,讓 Deckard 對她傾心,也讓銀幕外的我們心生憐憫,感受到再造人也有這樣豐富內在的情緒。

站在 Deckard/Rachael 的對立面,Roy/Pris 不需掙扎於自我內外之別,卻一心追尋身世從何而來,又將何去。於是作為人造人的他們,跟作為人類的我們,有着同等的問題,擷問創造與結束的終極命題。

分別是 Roy 可親自面對創造者,而我們仍在世世代代的等待或懷疑之中; 然而大家都一樣避不過短暫的生命周期,以肉身的有限追隨靈魂的無限。雨中淚水的感嘆,跟人類對自身宿命的慨歎,都將持續到永遠,直到生命不再有終結的一日,電影史上或再沒有比這剎那更永恆的瞬間。

再造人也算是人嗎?笛卡兒說過,我思故我在。四周的環境可能都是掩眼法,但我們的感情若然真實地存在過,那碰觸的溫度,那共鳴的眼淚,可以虛擬得到嗎?當 Deckard/Rachael 懷疑自己的夢,懷疑自己的身份時,這份懷疑不就證實了自己的活着嗎?人或再造人,答案已經不重要了。最重要是其中的愛情,就是靈魂的證明。同樣當 Roy/Pris 為自身局限去尋問創造者,其各自與 Tyrell/Sebastian 的互動,不論是愛是恨,同樣證實了其人性的存在。

從而《2020》的科學理性假想與感性是相並存的,稍欠一面就不完整。沒有感性的《2020》世界將等同推翻再造人的人性可能,於是情緒的釋放於電影不可或缺,卻也不能過於高調,而是有所隱藏的含蓄。因此 Vangelis 的配樂不只有單鍵音符的聲音實驗,同時有優美的旋律起伏,也有耐人尋味的迥盪在內,正如沒有聲調變化的獨白、測試,與充滿人性的情話、詩句,合奏於電影之中。

(《2020》電影劇照)

原創的想像

樂聲與情感之外,還有視覺的塑造。1982 年的時代如何表現 2019 年的未來?三十五年的差距,當中跨越了千禧年代,有科技突破的期盼,有環境污染的憂慮,亦有全球化的可能,衍生《2020》的洛杉磯原型。電影在 Philip K. Dick 已建立完整世界觀的文本上,再以視聽佈景打造一個外觀上可信(理性具說服力的未來投射)、可感(感性具親和力的過去懷想)並能反映人民生活面貌的洛杉磯。

眼睛瞳孔下充滿火光的一個不夜城,霓虹燈管高照,光源錯落不定,牆上的商品廣告化作明亮的移動影像,人們摩肩擦踵地走在喧囂繁盛的街道上,拿着仿如光劍的雨傘,照耀着漆黑的夜晚——這是從光線上塑造的未來景觀,源自黑色電影的佈光法,突出陰影,掩蓋人物。光源的加工不自然,與城市中各種人造的虛幻相輝映。

身處人工化的城市,一切不再自然,沒有動物、植物,只有虛擬的替代(如蛇與貓頭鷹),並被視為理所當然。會呼吸的生物體只剩下人類,然而人類也有了複製品,並成為故事的主題。自然景象之中,最頻繁可見的是一場又一場的雨,總是下個不停,有時淒冷,有時浪漫,在在表現身處未來的人們,縱置身熱鬧群眾之中,卻份外孤獨。

這亦體現在多元種族文化混合而來的陌生感。粵語日語似乎變得普遍通用,繁體中文字與日文字亦隨處可見,亞洲之外也似乎夾雜了他國語言。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從人與自然的相處上,《2020》似乎準確捕捉了未來時代的氛圍——我們迷失於人工燈光下,追求商業消費,卻逐漸忘卻真實接觸的交流。

回到當下現狀,電子產品的進化早超越《2020》的設計,生物滅絕的進程亦未如《2020》預計的急劇,然而電影的創意在於大膽的假設,卻又不流於完全的幻想。《2020》帶有濃厚的舊時代痕跡,是新奇科技之外的親切感。於西方觀眾可見到五十年代,因其建築、汽車、人民,皆有過去味道可尋;於東方觀眾可見到八十年代,因其東西文化交融的靈感就來自東京與香港當時的現代化背景。

當我們愈貼近 2020 年,甚或將超越 2020 年,《2020》的懷舊氣息就愈強烈,彷似遙遠的過去回憶,卻又是趨近的未來猜想,於是電影更似是一場將過去與未來交織並置的幻夢,不曾存於現世時空,卻又似曾相識,復又前所未見。

(《2020》電影劇照)

朦朧的夢幻

夢之所以迷人,大概就是因着其模擬真實的本質,同時又與真實存在一道距離,總留有一線空白,不需要解釋,只需要體驗。Deckard 的夢很模糊,只有一頭奔走的獨角獸;Rachael 的回憶很清晰,以一張相片作為真實的記認,原來卻是人為植入,這些片段都沒有前因後果,只是在腦海深層意識中存在,並有強烈的情感,猶如夢境。

《2020》的時代背景大概也有這種錯覺,因為沒有清楚交代的歷史,也沒有可以捕捉的將來。這種含糊性,在於場景(雨水、煙霧、陰影),也在於故事。Deckard 的身份危機只有暗示,是人類還是再造人,留待觀影後回溯也未可知,是為留白之美,亦造就兩種閱讀並存的複雜性,沒有單一可解的答案,兩者皆可通往「怎樣才算是一個人的存在」之命題。

Roy 為何拯救 Deckard?是動了惻隱?是渴望有人理解自己靈魂?是期盼有人繼承自我回憶?是證明自由意志之存在?是表示自己比 Deckard 更美好更像人類?是寬恕救贖的神性表現?一個簡單行動,延伸思考與情感的可能,《2020》的詩意就在於此,不在於唸出的台詞,而是沒有說出的空白。Roy 的遺言,在原來劇本有更多援引人類未曾看見之事,然而一一細陳,就比不上 Rutger Hauer 現在的演出,留下聽不見的想像,更恢宏,更壯麗。

電影文本之外,《2020》從 1982 年首映到 2007 年的周年紀念,演變不同的版本,也意外地讓這虛構未來的時空,更像夢中的回憶,細微之處的變異,讓電影有了不確定性,哪一個拷貝才是最真實的記載?我曾看過獨角獸在其中,也曾聽過 Deckard 的內心獨白,然而他們不曾存在於同一電影時空,誰去判斷哪樣真實哪樣虛幻。每看一次《2020》,都加深了這種難以判辨的印象,有如經歷一場記得不太清楚的長夢,睡醒了只有一些碎片埋藏記憶中。

《2020》如夢一般的觀影體驗,跟原作者 Philip K. Dick 的《Do Androids Dream of an Electric Sheep》又有所呼應——我們作為觀眾都會去夢,然而夢又會否是他人所植根自己心中的意念?電影從此角度看,就是植入記憶的媒介,讓我們感受再造人們的內心,而我們對電影角色的投射,正是同理心的呈現,於是《2020》電影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Voight-Kampff 測試。

愈朦朧,愈像夢。愈不去解釋,愈想尋求答案,讓《2020》一路發酵,永遠有新的解讀,永遠有新的感悟。

(《2020》電影劇照)

【編按:文章原刊於作者網誌,獲作者授權轉載。現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Blade Runner 2020》永續的夢境,人造的記憶」。】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