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我們在逼迫還是培育下一代？以教大民主牆事件為例

在教室維持學生秩序從來不易，起初學生每一天也在挑戰導師的底線，經常在做功課、溫書等事上討價還價，又愛投訴這個那個。基於時間所限，導師只可處理被投訴者便了事。漸漸地學生什麼事也喜歡利用語言藝術，不斷在機制上鑽空、撒賴、討價、投訴以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脫離機制的結果是「龍門底線」因學生而異，依賴「人治」令導師疲於奔命也只能解決表層衝突，不但完全無助於學生的融合，反而製造了學生間及師生間的深層次矛盾，培養了一班心術不正，好私利、小利、勾心鬥角的學生。

幸好早發現問題源自導師的不夠果斷、不能一視同仁，便即針對導師在維持公平機制、講理方面的特訓，自此互相尊重、幫忙、扶持、自律、自重、講理、承擔責任等便在這群來自南亞裔、新移民、基層、中產、中學、小學的男女學生中植根，取代了以前的語言藝術、討價還價、投訴、敵我矛盾，之後我們還一同以理訂立班規，不時檢討修正。

近年兩代矛盾愈來愈白熱化，曾對新特首上任時聲稱的「大和解」有一絲冀盼，上行下效，以身教帶領便會事半功倍。可是從公關及教育角度看近日大學事件，卻察覺不到丁點和解痕跡。

以教大的「贈慶」標語事件為例，輿論不分派別、年齡、階級也不認同學生的行為。如欲「大和解」，從公關角度，我們的父母官們根本無需火上加油，極其量只以官方式回應，輕輕對事件表示遺憾，「相信只是個別例子，不代表其他學生，相信大學會按既定程序處理，希望公眾可給予大學空間……」既可示範領袖應有的胸襟及氣度，又可對教育自主表示尊重，讓事件回歸教育，釋出大和解的善意。

從教育角度看，有權有勢的人，一窩瘋、鋪天蓋地式的譴責、聲討、打壓，好像不見人頭落地不罷休，那是否對待反叛學生最有效的教法？給整個教育界對口不擇言的「涼薄」學生起示範作用？還是示範如何建立欺凌文化？更奇怪是近年不時傳出更涼薄的說話是來自有話語權的成年人口中，執筆之時，驚見一群專貴的立法會議員竟以「殺無赦」聲討學者，糾正歪風，世事可有更荒謬嗎？卻不多見任何官方譴責，為何對待下一代的標準比成年人要高？

每個人在出生時也是一張白紙，透過與人的接觸及經歷，一點一滴地建立對自己及對外界的認識，自主與非自主的界線，便是建基於與別人互動過程的經驗。從小到大的教育，本可以讓我們用眼、用心感受及分辨黑白善惡，那些人的行為、操守是可取，那個是別有用心的人。

諷刺是這些年只見「界線」、道德標準，在不知不覺間被有權有勢或聲大夾惡、甚至惡形惡相的人僭建，真正的真理只是被別有用心地妖化成歪理，行為、樣貌似「奸人堅」之眾成為道德重整會的中堅，主動為原是服務我們的公僕護駕，然後獲論功行賞，沿錢途或權位上流，那希望給下一代建立甚麼的模範？如何讓下一代心悅誠服地聽勸聽教？難怪所接觸的學生，最多對成年人的不滿是「講一套、做一套」、雙重標準。

當領導的失去了讓人敬服的條件，不停搬龍門，還高調示範親疏有別的雙重標準，對疾呼殺人的沈默，對無聲的贈慶橫額厲聲譴責、讓事件發酵，權貴愈趨炎附和，為好事者樂此不疲地製造話題，繼而任由文革式批鬥、謾罵、欺凌湧入大學，情緒化、以偏概全地醜化及懲罰一整代人，是在製造大和解，還是製造敵我矛盾？帶領社會把下一代看成敵人甚至妖魔，是社會之福還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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