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廣東話】普教中?EMI?母語教育? 語文政策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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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教育局五年前上載的一篇文章,最近引起廣東話是否香港母語的爭議。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議事廳中「廷責」特首林鄭月娥,更將事件推至高潮。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手法與態度無疑可以改善;另一方面,矢言要守護廣東話的一方,大部分人都是抱着一顆單純愛護香港的心,但似乎內中也有少部分人,是旨在拿事件製造話題。更須留意的,是事件背後隱藏的「反殖」心理。當然,政治以外,我們還須注意的,是各種語文在香港傳播與使用的問題,探討怎樣的語文教育才是最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

林鄭月娥本周四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拒答其母語是哪種語言。(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這場爭議之所以愈燒愈大,關鍵始終是教育局在挑選參考文章時,未盡把關責任;也就是說,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的確是有問題的。漢語是一個大組概念,它內中既包含了標準語普通話,也包含了各種變體、分支。說香港人的母語是漢語,是個不會錯的表述,但這種說法難稱得上是精準的描述。這情況就像我們說香港人是母語是漢藏語,又或人類語言,在描述效果上是沒有大分別的;別人聽了,也不可能確定你的母語是什麼。事實上,與大陸民眾不同的是,香港還有相當部分的人,普通話水平遠遠還未到「母語」水平,而普通話又是漢語的標準語、主要母言,要強行說港人的母語是漢語、甚或是其標準語,嚴格而言是有點自欺欺人。那麼說港人的母語是漢語中的粵語又如何?這種說法極為累贅,不斷前置不必要的定語也是多餘補充,難得我們為求精準,要說香港人的母語是人類語言中漢藏語系的漢語中的粵語?不必要,不必要,簡單一句「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就夠了——有少數例外的,就由他們自行解說吧。

不論是官員還是學者,最好還是尊重香港既存的語文使用習慣:普遍使用屬於漢語的粵語,書寫時依循漢語標準語習慣,發音則仍使用粵語。這種習慣並非一時之間的無根據發展,因此,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是最合符語文運用實況的描述。這種說法既不違反香港人的母語是漢語的高一層次事實,又能精準說明與國內語文使用實況的分別,更豐富了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的表述,可謂一舉多得。語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中國人的歷史,或中華民族的演進,是多民族多地域逐步整合而成的,它還是在發展中,「一國兩制」就是對有了七十年經驗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一種獨特嘗試。既然社會制度都可以作出有意義的嘗試,語言的發展,在不違反其基本文明規律的前提下,用不同眼光來審視或迎合某個時期的現實狀況,既是可行的,也是值得鼓勵的。不應該搬出「語種」這麼大的「教條」來制約它的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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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不論是林鄭月娥,還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回答質詢時,不但未能把事情的本質解說清楚,手法與態度也是大有改善空間。的確,問林鄭月娥的母語是否廣東話是相當無聊的問題——她的母語怎可能不是粵語?但問題無聊,不等於就可以不答。港獨同樣是無聊問題,林鄭可以用同樣的理由,拒絕回答嗎?關鍵是,現時香港社會的確因為母語問題,情緒被牽動了;大眾會拿一份五年前上載的語文政策研究文章,質疑教育局,更是反映了部分市民對局方的猜疑及不信任。常說民無信不立,市民對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充分而有效的溝通之上,若然大眾因為無聊問題而不安,為官的人可以一句「我不答無聊問題」就推搪帶過,不深究其中成因,叫市民如何信任並與官員同行?

同樣,楊潤雄的說法,也是難以令大眾釋疑。的確,教育局是有權上載不同的論文予教師參考,但誰會相信背後沒有政策考慮,論文沒有經過官員的細心挑選?從該文章的結論看來,其本意還是在強調兩文三語政策對香港非常重要,以及普教中的長期合理性。但其立論過程中論及粵語作為一種方言,是不可說成香港漢族人的母語,卻是「犯眾憎」的說法。這種立論在學術界的討論中,或可看成是一家之言,但在香港社會中,卻是極度不友善的說法。而且,這種強行要香港人認自己的母語是漢語,而不是粵語的說法,跟強迫香港人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之間二選一的做法,是同樣無聊。我們常笑說,有個北京人走來問你是哪裏人,你答「中國人」,對方只能苦笑;同樣,一個北京人問你母語是什麼,你答「漢語」,人家大概也只能苦笑。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根本不會影響粵語作為漢語一支的事實,實在犯不着為合理化普教中,而指鹿為馬或白馬非馬式地說香港人的母語不是粵語。這種只適合存在於象牙塔的論說,教育局「精選」給中文、普通話老師參考,除了自埋地雷待時機引爆,引起社會不必要的猜疑,還能有什麼其他效果?錯勿憚改,楊潤雄應爽脆道歉,先撤文章,再節錄及重新上載對普通話教育政策探討有正面作用的部分。教育局必須明白,推廣普通話教育是必須,但推普過程中,絕對沒有必要,以任何方式貶損我們的母語廣東話。

楊潤雄回應指,八間政府資助大學都是獨立自主機構,在人事任命方面,政府不會參與。(資料圖片)

這次事件鬧得沸騰,主因當然是官員處事不當,但一隻手掌是拍不響的;站在政府對面的,又是什麼人?相信沒有人會否定,這次網絡上發起撐廣東話,絕大部分是抱着愛護香港、守護粵語的純粹情感的普羅市民。事實上,政府近年來在教育政策上,錯誤頻生,市民很難不認真檢示教育局的每份文件——不論是政策,還是參考文件。到發現不妥時,有強烈的群眾反應,不應簡單地歸咎於是「上綱上線」就了事。市民對自己的城市有如此強烈的歸屬感,也願意為守護這座城市而付出這麼多的心思心血,這是為政者應該珍惜及好好運用。若然見到市民有所誤解,更必須盡力排疑解惑,而不是逃避問題。

必須謹慎的,是須提防有少部分人,會以類似的事件製造文章,挑起紛爭。香港在梁振英管治的五年間,過於習慣事事提防。有少部分人當年已利用了這種群眾心理,不斷製造社會對立,導致支持與反對建制的群眾,出現嚴重撕裂。今日香港社會漸歸平靜,林鄭月娥雖然還是相對欠缺執政能力,卻不是好勇鬥狠之人。在這形勢下,不論是獨派,還是自決派,都必然會費盡心思,尋找各類可以「發大來搞」的議題,包括可以輕易觸動人心的各類教育議題。香港現時急須解決的是民生困窘、經濟轉型問題,若然社會再被牽扯進入這類意識形態爭議,再作空轉內耗,是極其不智的抉擇。要避免就須慎加提防;政府也要明白,不應該再為對手提供可以挑起事端的資源。

表層爭議以外,我們還須注意這次粵語爭議背後的反殖情緒。宋欣橋的文章,談論的主體是普通話教育,但談及的系統問題,卻是語文教育政策,也就是「兩文三語」的問題。眾所周知,兩文三語是回歸初年就定下的基本語文教育方針。廣東話是香港人最有效的溝通語言,也是最有效的教育語言,這一點毋庸置疑。因此,在至為理想的教育政策,或語言政策當中,廣東話都應該處於絕對核心的地位——不論任何人,只要來到香港生活、工作或求學,都必須學習並說好廣東話。兩文三語政策的關鍵,是在確立廣東話的絕對優勢地位之外,我們還要充分掌握普通話及英語。

問題就在這裏——何以這次的討論中,英語好像缺位了?縱使宋欣橋的文章中,直白地指出香港人視用英語教英文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對於用漢語標準語普通話教授規範中國語文,卻反彈甚大。只是我們在這次事件中,有意無意地選擇了逃避討論這些問題。事實上,這次的爭議,表面上是廣東話與普通話之爭,但其實我們心底都明白,要真正撼動廣東話在香港的社會地位是不大可能的,普通話真正在香港挑戰的,其實是英語。

英語與普通話之間,有着明顯的政治共通性,就是作為主權國家的通用語言——若然這樣說是政治不正確,那我們可以說兩者是主宰香港政治經濟命運的群體所使用的語言:回歸前是說英語的英國人,回歸後是說普通話的中共黨員。過往廣東話被英語欺壓,引起反彈,回歸後,有部分人誤將同屬漢語的普通話也當作純粹的外來宗主國語言,以近乎同樣的態度「抗擊」。在這種邏輯下,無論是反英,還是反普,本質上有其相通的地方。過往香港人也會反英語,中文作為法定語文運動更是其中至為關鍵的一役——當然,這場運動的根本本質是反殖,也是至為合理的訴求,是與今日情緒式的反普通話運動,不可混為一談。但回歸後,保護英語地位反而更能突顯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分別。在這情勢下,使用英語反而成為了香港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縱使我們大部分人的英語水平的確不怎麼樣),質疑英語優勢,反倒成為了對香港「不忠」。所以,社會現時都不反英而改為反普通話,但背後還是同一種的反殖情緒。

社福界邵家臻關注近期粵語問題。(盧翊銘攝)

簡單來說,回歸之前,英語是香港精英社群所使用的語言,不論是政治影響力,還是經濟作用,都是凌駕於香港人的母語廣東話。回歸後,使用英語的優越感雖然未見消退,但普通話在香港的政經精英圈中,地位確實在慢慢抬升。主要官員宣誓使用的是普通話——雖然多數政治任命官員及高級公務員的普通話還是「有限公司」,但明顯已較回歸初期改善。經濟上,隨着中資公司在香港的力量壯大,以及國內經濟實力抬升,普通話在經貿上的力量也是今非昔比。這一切看在香港的「舊貴族」、「英國紳士」眼裏,大概都屬不是味兒的轉變。現時有本土派的人在充當他們的爛頭卒,抵抗普通話在香港的發展,他們也是樂於以撐粵語為名,伸出「援手」。但這群精英的眼中,廣東話能有什麼地位?

說及這點,不是要仇英、仇富或重提反殖舊事,而是要指出,我們在守護廣東話的戰役上,在殖民地時期已慘敗過一役,今日不應再輸。以往來到香港的殖民者,又或一般外籍來港人士,都可以堅拒學習廣東話。我們除了屈服,對着口講殖民地語言的人,更心生一種莫名的自卑感。回歸以後,在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就應該自豪一點對所有來港者,不論是說普通話的,還是說英語的,都說句:「請學好廣東話」。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單靠盲目反對普通話教育,更不是繼續抱着盲目崇英心理可以做到。要檢討的,不單是普教中政策,更有英語在教育體系中仍然不可撼動的地位。

但這也不是說是自尊自大,在要求所有人都學好廣東話、以廣東話作為中學甚至大學主要教育語言的同時,我們也須完全掌握普通話及英語,因為只有這樣,才是最為符合香港長遠利益:只有熟操這兩種語言,才能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以港口業為例,我們在船舶管理服務領域之所以仍能與上海、深圳、新加坡等航運中心競爭,主因就在於我們既有與新加坡不相伯仲而高於滬、深的英語能力,又有着新加坡沒有的「中國特區」優勢,令香港在實體貨櫃交易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仍有足夠的能力在亞太區承擔港口服務管理中心的重責。同樣,普通話既是漢族共同語,也是漢語的主要母言,港人要充份發揮「一國」優勢,就必須深刻掌握普通話,這是符合時代需要的必然之舉。簡言之,不論是仇視英語,還是仇視普通話,都是不設實際、不符社會利益的。如果我們的英語及普通話能力稍有下降,我們目前擁有的經濟優勢就可能隨時消逝。

經濟以外,當然還有文化的考慮。保護多元文化,突顯香港中西交融、古今兼容的特色,是我們發展信念中的其中一項核心價值。據調查,香港現時流通的語言多達27種,除了外來語如東南亞少數民族語言、國內不同地區方言,還是原居民使用的客家話、圍頭話等。這種多語言混雜的社會環境,本是極為有利於學習不同語言、了解不同文化、擴大見識視野。但失敗的語文政策,不但無法善用這些優勢,反而令不少新一代的學生,甚至連中、英文也未能有效運用。

社會是時候展開檢討,看看怎樣的語文政策,才能令廣東話真正名副其實地成為我們最尊重、最愛護的語言,才能令普通話及英語成為我們對外競爭的利器,才能令既存於香港的多種語文可以協助我們擴張視野。宋欣橋在文章中提及,香港要發展有香港特色的中國語文教育政策;事實上,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有香港特色的多元語文教育政策。這不是無聊問題,政府官員須認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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