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堅尼系數持續高企　羅致光「口術」未掩貧富懸殊

香港樂施會在近日公布《香港不平等報告》，深入地討論本港貧富懸殊的困境，當中尤其「吸睛」的，莫過於是有關本地與外國的堅尼系數對比，充分地顯示香港的社會經濟如何扭曲。可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就此發表網誌，不點名地指有公眾以錯誤方法，詮釋稅後／福利轉移前後的堅尼系數，其分析既不公平之餘，更漠視了政府一直在福利政策上的努力。可是，如此言論歸根究底都只是數字遊戲，任局長如何在稅／福利政策前後數字間打轉，始於難以掩飾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且政府無力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

任數字如何被詮釋　嚴重貧富懸殊依舊存在　

羅致光網誌主要論點有二：首先，不應僅以稅／福利政策前的堅尼系數來評論政府政策，因為政府主要政策成效乃體現於稅／福利政策後的數字上；另外，不應以外國稅／福利轉移後的數字比較本地稅／福利轉移前的數字，比喻此為「蘋果與橙的比較」，不甚公平。例如，他特別地指出，不應如有坊間評論般，以香港稅／福利政策前的數字（2016年：0.539）與加拿大稅／福利政策後的數字（2015年：0.314）作比較。（前為羅文數字，OECD數字為0.318）

理論上，堅尼系數反映一段時間內國民收入的分配程度，並介乎於0至1之間，指數越大，意味更多收入集中於少撮人手上，反之亦然。故此，稅／福利政策前的數字反映了一個地方的財富分配狀況，以及其經濟體系的扭曲；然而，與上述數字比較，稅／福利政策後的數字則能顯示了政府介入後的收入分配狀況，以及政府福利政策的成效。故此，兩種數字均為重要，而公眾評論側重稅／福利政策前數字亦非不無道理，因為它象徵着本地經濟分配不均的嚴重程度，亦即政府介入糾正所需的力度。

誠然，若有論述誤把稅／福利轉移前後數字一併比較，固然不公。不過，即使以香港政策介入前後的堅尼系數分別與其他先進地方比較，均清楚顯示本地貧富懸殊嚴重，以及政府干涉收入再分配力度不足的問題。再以加拿大為例，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於2015年，該地在政策介入前的堅尼系數為0.435，較十年前數字（0.433）僅微升了0.46%。相反，香港於2016年的稅／福利轉移前數字為0.539，較十年前數字（0.533）上升了1.13%。換言之，即使以相同基準分析，也能指出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遠較其他先進國家嚴重，而且惡化情況亦遠為快速。

即如羅致光所言，以稅／福利轉移後的數字作標準，香港的數字也毫無令人驕傲之處。單以最新數字（2016年）來說，香港於政府介入後的堅尼系數為0.473，較干預前只下降了約12%；而美國、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等地在政府介入後的數字為0.391（2016數字）、0.351（2016數字）、0.337（2014數字）及0.318（2015數字），均分別下降了22.8%、30.6%、30.2%及26.9%，足顯本地政策就收入再分配的干預仍然力度不足。

再言，稅／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亦未必如羅致光所言般未能顯示政策成效。現時，政府唯一能影響稅／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的政策為最低工資。可是，眼下最低工資為「兩年一檢」，檢討過程緩慢，加上每每在資方的壓力下，修定水準往往未能追上通脹水平。據樂施會報告分析，在2010年10至2018年3月期間，最低工資雖由$28元升至$34.5元，但其升幅（23.2%）未能追上同期通脹（28.6%)，導致基層員工不但未能共享經濟成果之餘，其工資的實質購買力反倒下跌。換言之，稅／福利轉移前的堅尼系數的高企，亦可被理解為因政府最低工資政策失效所有份招致。

福利政策，真的加大了力度嗎？

另外，羅致光總結政府其實已經在近年加大力度，改善勞工及福利政策，並於文末強調來年度（2018/19）的社會福利經常性開支預算將較上年度增加21.3%。其實，政府自沙士爆發以降，有關教育、醫療和福利等經常開支均節節下降。樂施會報告指出，上述經常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在2003/04年度為15.7%，陸續減至2007/08年度的新低（12.1%），即使近年「加大力度」，來年的比例亦只達14.4%，仍較沙士前的數字為低，更遑論追上先進國家水平。在這個人口老化的年代，面對各項社會福利開支需求逐步上升，如此力度絕對不能被接受，更何況港府坐擁過萬億港元財政盈餘，本地福利政策仍待大力改革。

當然，羅致光亦有反駁，辯道政策的改善須考慮「社會的接受及吸納能力」，解釋現時香港奉行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未能如西方國家大力支持福利政策。但須要明白的是，香港的稅務安排正正是導致嚴重財富不均的元兇之一，即使現時近三分一入息稅已為少數的港人（1%）支付，但卻不見得現行安排有助收窄貧富差距。若政府有欲認真處理貧富懸殊問題，正如〈01觀點〉一直指出，增加向富人徵稅為不二之法，既能為完善福利政策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更能從根本上達致更公正的財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