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寄語——願香港撥開雲霧 | 于品海

撰文:于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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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經來臨,大家卻無法收拾心情,因為社會騷亂雖然減少,但依然持續,一些人繼續沉醉於通過暴力干擾社會運作,不惜觸犯刑事罪行,誤以為這樣做可以傳播自己的信念,包括那些搖旗呐喊,堅持不割席的旁觀者,他們的人數已經大幅減少,但依然無法擺脫自己的心魔。然而,局外人無法提供援手,他們只能通過反思過去半年多發生的一切,承認混亂和打、砸、燒兌現不了想像,更無法將自己從心魔的控制中釋放出來。只有用理性,而不是情緒與躁動,直面香港整體以及自己面對的挑戰,才有機會尋找到解決方法。

無疑,這場騷亂的第一責任人是香港政府,這不只是指它用錯誤方法修訂逃犯條例,而是它竟然以為香港社會有條件面對激烈的挑釁,可以肆無忌憚推出極具爭議的法案,更狂妄到認為夠票就可以對民意毫無敬畏之心。這究竟是偶然的錯誤,還是香港需要解決的結構困局,大家都應該思考。市民要表達的顯然不只是對修例的焦慮,更是對政府傲慢與無視市民所思所想的憤怒。民意最終將修例徹底擊潰,將政府曾經擁有的一些合法性拋到九霄雲外。這是市民對政府強烈不滿的怒吼,所有政治人物,包括建制與泛民的政治精英、商界領袖,都必須謙卑地接受這一次政治洗禮,必須重新認識香港社會的出路、市民的期盼,只有這樣才能修補騷亂造成的傷害,讓新的一年能夠成為真正承載希望的起點,包括從深層次結構層面推動徹底改革的起點。

市民到尖沙咀海旁等候倒數慶祝,有人揮舞「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又高舉手機燈。(盧翊銘攝)

自由民主就可有「凍死骨」?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除夕夜面對全國人民發表了新年講話,介紹了過去一年國家的成就,包括減免接近兩萬億元稅款,而國家的經濟規模已發展至接近百萬億人民幣,但最讓我注意的卻依然是脫貧的表現,再有超過一千萬人在這一年脫貧。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目標就是脫貧,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國家歷盡滄桑,走出混亂,推動改革開放,中共是否做出成績決定了中國的未來,亦決定了它自己的前途。我對習近平上任至今的工作最關注四個領域,首先就是脫貧,繼而才是反腐,之後是依法治國,還有就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它們是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挑戰,就算某天中國經濟規模世界第一,軍事上超越美國,也無法忽略這四項任務,若不達成,仍未算是成功的社會發展,甚至依然缺乏長治久安的基礎。四大任務比軍隊改革、科學成就、被世界各國尊重等更為重要,因為它們更直接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是中共統治合法性的根本意義所在,是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的起點,如果做不到,任何倡議都只是口號,因為政府的存在首先是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

一部分香港人認為中國落後,是野蠻和缺乏現代文明的國家,這從他們不屑於中共強調消滅貧窮和打擊腐敗,而不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可見一斑。然而,即使香港真的屬於民主自由陣營,就真的值得驕傲?當「路有凍死骨」也是這個城市的寫照,為什麼我們對貧窮問題竟如此不重視,在遊行中不輕易提及?不少泛民政治人物經常批評官商勾結,建制政黨護航政府惡法,這不是腐敗嗎,為什麼這種腐敗可以在民主自由陣營中長期存在?不同精英群體對香港有着不同的想像,無法建立共識,正是香港問題之所在。如果自由民主模式的政治雖「不完美,但是更接近人性,亦有自愈和自我糾正的能耐」,為什麼在香港卻幾十年來都看不見「自癒和自我糾正」?大家或許應該反思,香港究竟是什麼時候成為「自由民主模式」陣營的一員,是從港英殖民地時期開始,還是在回歸之後?當然,任何人都希望遠離獸性,但如果人性不包括對其他人身處貧窮的關懷,對社會關係不公平置若罔聞,這種人性與獸性又有多少分別?

香港人均GDP超過內地四倍多,卻對貧窮和社會不公如此輕蔑,一些人甚至認為「真普選」就能解決剩下的問題,認為將反修例運動的深層次原因說成是經濟的就是對運動神聖性的扭曲,貶損了運動參與者的高尚道德,挫傷了運動的價值感召。這種理解真可謂糊塗,這也許證明他們確實屬於「自由民主模式」陣營,但卻不表示他們真的認識香港。當然,香港的貧窮本質上與內地不同,它是香港所有問題的縮影,反映了議會代表與政府官員的低效無能,經濟結構落後與不符合香港發展規律,無法保障和提升香港人的生活品質。其實,近期的騷亂無法不讓人懷疑法治作為香港核心價值是否真的存在,亦讓人憂慮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理解會否過於浮在表面,也讓人擔心大家對香港的認識其實並不深刻。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提及,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

無視公平正義的政治訴求只是虛偽

新年應該有新希望,但希望能否實現卻並非必然,香港今天的情況特別如此。我從來不喜歡幻想,所以對過於抽象的意識形態並不欣賞,更不會將希望寄託在幻想之上。我深信只有負責任地完成工作,才能實現夢想,將自己的未來假手他人,包括上帝,或一大堆說來好聽的自由民主人權口號,既不實際、更是滑稽。如果一個社會無法給予其人民足夠的尊重,這個社會就必須改革。對一個政府而言,尊重不會是別人施捨的或贈與的,只有通過政績才能獲得。尊重更不等同「俾面」,亦不會來自交易。這種尊重包含遊行隊伍中叫喊的民主自由人權,但它必須是建築在社會的公平正義之上,因為尊重從來不會漂浮在空中,如果只是口舌所能及,就只是一種虛偽。尊重必然具備現實基礎,而且包含合理分享社會資源的物質基礎。

這是一種堅持,亦是希望之所在,2020既是新的一年,亦是一個新的十年的開始,或許我們可以對其寄以更大的期許。

——我希望社會騷亂能夠平息,讓市民重新建立再出發的共識,因為騷亂無法將問題說清楚,只能是對掌權者的警醒,但部分市民能否理性面對眼前的挑戰,正確認識香港騷亂背後的深層次矛盾,不受意識形態誤導,亦不要相信暴力能帶來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對此依然缺乏信心。

——我希望經濟結構和關係有所改變,社會更重視產業發展和分配的公平性,市民的生活焦慮可以緩解,對未來重建想像,但既得利益階層會否接受,市民對現狀背後的深層次原因能否覺醒,政府是否具備魄力推動改革,社會有否可能拋棄放任的自由經濟迷思,對此我感到無奈,亦同樣缺乏信心。

——我希望政治衝突與撕裂停止,將責任歸咎中央政府亦毫無意義,因為它與事實不符。通過暴力與犯罪來表達政治立場是愚蠢的,政制改革當然應該重啟,但香港人能否說服中央政府自己已經準備好積極建設「一國兩制」,承擔香港在國家發展和安全上的責任?我對中央政府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重啟政改不敢抱有希望,對是否能快速改變兩者的關係亦信心不足。

民主政治不是衝突與鬥爭模式的政治,而是要取締這種政治模式,建立文明對話,通過辯論和說理來解決紛爭,接受妥協。(資料圖片)

民主政治不是衝突與鬥爭

香港人當然希望生活在文明與現代的社會中,既然如此,大家應該知道民主政治不是衝突與鬥爭模式的政治,自由更不等同任性。相反,民主正是要取締這種政治模式,建立文明對話,通過辯論和說理來解決紛爭,接受妥協。爭取民主不應該用騷擾市民生活的方法,甚至綁架市民,犧牲別人的自由以至生計,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是應該用說服力或選票。如果有人選擇用武力革命,決定他們會否成功的是法律和社會上其他持份者的政治意願,是這些持份者是否原意犧牲自己的生活來支持這種行動。就好像大家若不滿意警察的表現,應該通過司法和政治程式去處理,而不是提出解散警隊這種毫無現實可行性的建議,更不是打一場永遠無法成功的街頭戰爭。

對於建制的政治人物,必須放棄以往盲目支持政府的方式。將自己的命運與一個無能政府捆綁起來簡直是政治自殺,亦無法在選舉政治中成功。既然建制政黨的主要民意基礎來自草根階層和社區,就更應該堅守這個陣地,全面以公平正義為政綱,以改革為主軸,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版圖,在原有的基礎上積極擴展。如果建制政黨只知道繼續扮演政府的附庸,只懂得聽取來自中聯辦的官僚指令,它必然會失去市民的支持,早晚在選舉政治中遭遇尷尬,最近區議會選舉中一些建制政黨全軍覆沒將不會是一次過的。除非中央政府放棄政制的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只會持續發展,停止改革的可能性接近不存在,更不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這更清晰地為建制政黨提供了指引。

對於泛民的政治人物,必須知所進退,而不是只懂跟風空喊民粹口號,以為這樣做可以減少風險,兼且獲取短期光彩、保持存在感。事實上,這只會消耗過往積累的政治信用,只能夠賺取選民反對政府和建制政黨而剩下的殘渣飯菜。泛民多次錯誤評估形勢,自己的「大台」已經被拆除,政治版圖逐步碎片化,政治倡議空洞化,讓人以為它只是在苟延殘喘,個別議員更不時身陷尷尬局面中。如果繼續犯政治幼稚病,不只傷害市民對泛民政治力量的信任,更影響香港前途,這是一種罪孽,與他們從政的初心相差甚遠。或許新的一年是一次機會,泛民政黨應該重新定位自己,轉被動為主動、遠離民粹,重新凝聚相互認同的政治力量,而不是被民粹聲音操控。他們應該重奪政治話語權,更要全面兼顧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不是只顧及相互之間的政治盤算,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主導社會和政治改革。

對於《香港01》,我殷切期望它能繼續和香港市民走在康莊大路上,拒絕民粹和虛無、拒絕暴力和不公平,為香港的轉型和改革賦能,為國家的發展及「一國兩制」的茁壯成長出謀獻策。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但幸福不會從天而降,任何人如果吝嗇於付出、對人性缺乏信任,就是將自己封鎖在狹隘的意識形態裏,追求着漂浮在空中的雲彩,看似浪漫和美麗,卻無法踏實地活出永恆。就好像昨夜凌晨搶閘誕生的幾位嬰兒,他們的未來已經是我們的責任,究竟二十年之後他們會依然穿上黑衣擊毀商場店舖,還是攻讀大學,將要成為音樂家、醫生或飛機師?希望七百多萬香港市民能積極為新一代年輕人的前路努力,亦為自己的世界畫上油彩。